第十四章

在河南省第二监狱

一、身陷囹圄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10）

1960年10月18日，礼拜二，是我“入狱”的大日子。

当天和我一同走进河南省第二监狱大门的“劳教”分子，有二十人左右。他们来自新乡地区的不同县市。我看到其中有几个人是被五花大绑，捆着押进来的；我却连手铐都没戴，对比之下，我深感庆幸，是天父的手保护着我。

当时，“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而“劳动改造”则是刑事处分。但“劳改”犯人刑满释放后可以重获自由，而“劳教”分子何时恢复自由则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1]。

管教干部告诉我们，何时“改造”好了，何时“解除教养”。但这个“何时”，是无人知道的未知数。

我去的“新乡市劳教大队”，设在河南省第二监狱里面，因此我是“入狱”劳教。这座监狱对外另有一个名称，叫“新乡柴油机厂”，据说生产的柴油机还远销国外。

那一天是个阴转晴的日子。我从汲县看守所被带到“新乡劳教大队”时，正值午饭时间，每个劳教分子领到一个“杠子馍”。过去的三个星期，我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红高粱熬制的“糊涂”，那种红高粱是喂牲口的传统饲料。来到新乡这一劳教大队，我看见一个长方形的白面大馒头，十分惊讶，难怪关在汲县看守所时，就听人说，只要转入大狱，吃的就会好多了。（上图：我在监狱中时照片）

新到的“劳教”分子一律编入“集训队”，首先要学习“遵纪守法”。

一周后，大多数劳教分子被分配到劳改柴油机厂所属的各车间劳动。根据被送劳教前在外面的工作性质，我被分配到厂卫生所；其中有干部医务人员、犯人医务人员以及劳教医务人员。虽然大家在一起上班，但是吃饭、睡觉和使用的厕所却是完全分开的。厂卫生所的服务对象，限于柴油机厂职工、干部、家属，以及刑满释放后留厂的就业人员。

除了“新乡柴油机厂”以外，河南省第二监狱有一个单独的大院，是一千多劳改犯人的生活区。大门口24小时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站岗，犯人进出，必须在距警卫5米处立正报告，警卫准许后才可移步。岗哨旁边是“监管室”，内有24小时值班的管教科人员。大狱围墙有三人高，都安装了高压电网，大墙四角岗楼都有武装警卫值勤，真是壁垒森严，铜墙铁壁。

“病号房”设在劳改犯人的生活区大院，有20来个“炕铺”。犯人及劳教人员看病或取药，均要到“病号房”办理。劳改犯人中，居然还有“少年犯”，他们均在监狱的剧团学艺。

我所在的“劳教大队”有100多人，均来自河南的县市，由一位转业军人担任劳教大队队长，负责监管。我们不是刑事犯，所以生活区的情况稍微宽松一些。

劳教大队的生活区大院不设门卫，但24小时都有“劳教人员”值班，“劳改犯人”不准进入。生活区里面有和我一样的“右派”，还有“坏分子”、流窜犯、大学生、国民党军官、留过洋或在延安工作过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身着呢子军服的前解放军团级干部。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劳教大队还有在这座“河南省第二监狱”曾经管教过犯人的干部，他们如今出了问题，也成了被管制的劳教分子！正所谓“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晚上，100多号“劳教”分子挤在用竹子搭成的竹排床上，上下共三层。每人睡觉的空间大约只有40厘米宽，我们必须侧着身体，彼此头脚一颠一倒地挤在一起，头的两侧是别人的脚。劳教人员的这些睡房，长约20米，只有一个出口，一旦着火，很难“死里逃生”。

我自从9月28日被铐进汲县看守所，就没有接触过生活用水。但在这个劳教大院，虽然没有澡堂，我却可以用室外的自来水清洗自己龌龊的身子，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到伙房取用很烫的水，在室外杀灭衣裤缝里的虱子，那真似一种奢侈享受！

劳教大院虽然不设门卫，但夜间如厕，必须两人才能成行。从劳改大院去厕所，只有一个出口，有值班的劳教分子看门。因此，每晚都能听到不同角落传来“谁解手？”的喊叫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9点熄灯之前，“劳教”们经常扎堆聊天，最多的话题是各人在外面吃过的各种美味，堪称“精神会餐”。讲者津津有味，听者越听越饿，大家一起过过干瘾，聊胜于无。偶尔，大院里也会放映电影。对有病的人，伙房也供应“病号饭”，就是煮面条，这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每有重病号，则用板车拉到市人民医院就诊。

“劳教”人员使用的厕所设在劳教大院之外。透过电网，晚上可以遥望围墙外京广线夜车南来北往，灯光闪烁；还能听见车轮滚滚的隆隆声，以及划破夜空的汽笛声。每当南行的夜车驶过，都必勾起我对亲人的无穷思念，但我不知还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可能坐上这火车去看望我的母亲及弟弟妹妹们。我向主说：“主啊！全国的‘右派分子’已经开始‘摘帽’，我却被困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这个不知终点在哪里的苦难“旅程”，还只是刚刚起步。可是每逢我心中这样埋怨，我耳朵里就常常响起赞美诗：“全路程我救主领我，舍此外我复何求？”还有“神未曾应许，天色常兰，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天上的父神用赞美诗来提醒我并安慰我，“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添”。

二、“反动标语”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约翰福音》15:18）

“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合口。”（《诗篇》69:15）

在给狱内犯人看病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他姓何，来自上海，是这劳改柴油机厂工艺科的犯人工程师。真没有想到，他也是基督徒，并且参加过上海虹口灵粮堂的聚会。

他向我坦言，他是一个多年的吸毒犯，被判刑七年；两三年前，和其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犯人，一起转到河南省第二监狱。他说“这是神的管教”，自己是“罪有应得”。

何老弟兄抗战前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通晓德文，而且对书法、赋诗填词等都很有造诣。除他以外，我又认识了另外三个上海藉的犯人。狱规鼓励犯人及劳教分子要“互相监督，立功赎罪”，并且“严禁拉拢”。我却没有料到，我与何老弟兄等人的交往，竟被人密告。

1961年大年初一，是我在监狱过的第一个春节。突然间，劳改柴油机厂的厂长、书记、科长等一群领导干部前呼后拥，一早就来到狱内病号房，因为病号房外面墙上新贴的春联中竟然出现了“党国”二字。这幅春联是住在病号房里的病犯推举何老弟兄编写的。狱内出现国民党常用的“党国”这两个字，很自然地被怀疑为“反动标语”，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

劳改柴油机厂卫生所长是一个也姓李的干部，一向对我的基督徒背景怀有敌意。我和何老弟兄的来往关系被人举报后，这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所长便立即组织卫生所的“劳教”及“劳改犯人”，对我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指控我与何老弟兄以及其他上海籍犯人正进行“反革命”串联，企图“越狱叛逃”，“投敌叛国”。

这个所长还把档案上有关我的家庭背景，以及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都告诉了批斗我的那些“劳教”及“劳改犯人”。每场既穷凶极恶又荒唐的“批斗会”，都使我陷入万分痛苦之中。

从大年初二开始，他们对我的批斗历时三周之久！每天从早到晚，我一直站在那些人声鼎沸的劳教和犯人面前，听他们对我狂喊乱叫；要打倒我的口号不绝于耳，还要我彻底交代具体的“叛逃计划”。

每次批斗，均由这个所长坐镇主持；有时还有管教科的人员。他们手里拿着一叠叠检举我的“证据”和“材料”，甚至带着手枪到场，令我觉得问题和情况都十分严重。

那个卫生所所长无所不用其极，还将两例病犯的死亡也归咎于我，说我除了与何老弟兄及别的上海籍犯人勾结，还蓄意破坏政府对犯人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大有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之势。在这个凶险的环境中，却有一位犯人医生不畏强暴，据理力争，为我辩护，使这一罪名至终也未能成立。

面对如此迫害，我能向何处申诉？我想到外面的“大右派”分子都已经分批“摘帽”，而我不但仍然身在“大狱”，还遭此重罪，我心中悲愤甚至感到绝望，并又暗萌自尽的念头。但无论生与死，我都是属于主的人，只有靠天父的力量来支撑自己。我想起主耶稣说的一句话，“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约翰福音》10:29）。我对主说：“我的主啊！我为什么还要怕呢？”

三、管教科长

又隔了半个多月，河南省第二监狱（新乡柴油机厂）管教科一位姓吴的副科长突然召集卫生所全体“劳教分子”及“劳改犯人”开会。他向大家宣布：我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越狱”叛逃等都是没有的事。

他这么说，就是为我“平反”。此前那个卫生所长气势凶恶，摆出欲将我“整死”的样子，我还真以为他会把我由“劳教”改为“劳改”，再判徒刑。

但是感谢天父我主的保护，这一凶恶的计划并没有临到我。监狱里的犯人及劳教大院里的劳教分子如此之多，我岂能想到管教科的副科长会召开这样的会，为我昭雪冤屈。我心里默默地对我主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罗马书》8:31）

1961年2月的一天，管教科的正职穆科长晚上突发腹痛，那个卫生所长立即把我叫去，因为穆科长不听他“立即送医院诊疗”的建议，反而要我去为他诊治。

我被带到穆科长的房间，他的住室异常整洁，无论是书本还是衣物，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原来他是转业军人，曾在解放军部队服役多年。我心里首先求神赐我智慧，为他看病决不能出任何差错。当着那个卫生所长的面，我说我对穆科长的诊断印象是肠痉挛，而不是外科情况。

果然，穆科长服用了我开的药以后，一夜睡到天明。我和一位警卫一直守在他身边，见他“转危为安”，平安无事，终于放了心。“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诗篇》62:7）。

我感谢天父聆听了我的呼求，且以厚恩待我。我虽然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又在新乡专区医学院工作多年，但在我入“狱”前，早已脱离临床实践，只是一名病理学教师。如我一旦误诊，造成恶果，必将陷入那个居心叵测的卫生所长之手。但我的神保护了我，因为神主宰一切，超越万有。

四、饥肠辘辘

“他苦炼你，任你饥饿，……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命记》8:3）

穆科长的肠痉挛治愈后不久，那个卫生所长停止了我在卫生所的医疗工作，命令我每天先挑大粪，然后去清扫干部使用的厕所。

这个劳改柴油机厂的厕所分为三个等级，分别由干部、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以及“劳教”和“劳改”犯人使用。我下午的劳动则是“开荒种地”。

我自忖愚不可及，因为向党交心而成为右派分子，还进了河南省第二监狱里的劳动教养队伍，但我对此“心领神会”，这“开荒种地”不过是那个卫生所长对我的惩罚性劳动而已。

1961年初春，新乡地区的气候依然寒冷。每天上午，挑完几个厕所的大粪，打扫完干部使用的厕所以后，我都会累得汗流浃背。

下午，我和卫生所的几个“劳教”一起，来到“开荒种地”的地方，那是劳改柴油机厂历年堆埋工业废品之处，人迹罕至，冻土上面还残留着一层薄冰。

我们擎起铁镐，用力砸向那片冻土，双手震得发麻，地面只冒出几颗火星。我们就这样艰苦劳动了四五天，终于刨松了僵硬的冻土，挖出了地下积存多年的铁皮、报废的工具，以及一大堆从刨床上切割下来的金属丝。搬走那些工业垃圾后，我们又平整土地，然后接上水管，浇地、施肥、撒种。

“开荒种地”的劳动并不轻松。我们中午的口粮只是一个用二三两玉米粉蒸出的“窝窝头”和一碗白开水。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收获了玉米和蔬菜，按照那个卫生所长的命令，装上板车，全部送到劳改柴油机厂的干部食堂。

在这个劳改柴油机厂，不论是“劳改”或“劳教”，每人每月的粮食标准一律按照个人的工种而定。在高炉或铸铁车间工作的人，每月定量46斤；而非体力劳动的卫生所和工艺科人员，每月定量只有24斤。

卫生所共有“劳教分子”8人。早上，每人的定量是两大碗用红薯和小米煮成的“糊涂”。晚上，每人可以领到两大碗稠大米粥。稠粥盛在一个铁桶里，“稠”的标准是“插筷不倒”。我们八个人蹲在地上，围着那个铁桶，“呼啦呼啦”地喝着那放了盐的咸粥。喝完以后，八个人轮值洗刷铁桶；那是一个“美差”，因为从桶里还能刮出一大碗附在桶壁上的稠粥。每次论到我时，我都喜不自禁。可是也因为每晚喝粥，劳教们夜晚睡在竹排上，“谁解手”的呼叫声总是不绝于耳。

几个月后，吃完大米，每晚的供应则是三两重的一个“窝窝头”。凡粮食定量标准高的人，可以用“馍票”加餐；定量标准低的人，就只能饿肚子。

古人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毛泽东在1957亲自发动“反右斗争”；从1958-1962年，又在全国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这些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大跃进”以高指标、瞎指挥和一片浮夸风著称。例如小麦亩产量从2000斤虚报为8000斤（参看《通史》490页），农民被迫上交公粮后，连口粮也没有了。秋收时，因为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庄稼缺人收割，粮食烂在地里。“人祸”大于“天灾”，百姓没有果腹之粮，有些地区饿殍遍野！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人为造成的饥荒灾难之一，导致全国可能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2]。

我在1958年第二轮“反右”时，沦为“右派分子”，又于1960年10月“入狱”，亲身经历了“三年大饥荒”（1958-1961）。我经历过的饥饿岁月，让我深知那是一种伴随体力衰退，又慢又长、且又难以形容的折磨。

在河南省第二监狱，我目睹许多患上浮肿病、结核病、寄生虫病等疾病的犯人，他们身体虚弱，在“大饥荒”的死亡线上挣扎，这种可怕的困境却无人能解决。我也承受了难耐饥饿的折磨，走起路来头重脚轻，提不动腿，用手指按小腿，出现明显的凹陷。虽然身陷囹圄，我却从未染上任何疾病，甚至连伤风感冒、腹泻等，都和我“无缘”。因为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诗篇》121:7）。

曾有几次，我随着饥饿的犯人和“劳教分子”，从犯人大伙房外的垃圾堆中，捡取刚从大伙房扔出来的白菜疙瘩（菜根），用水煮食，真正体验了“饥不择食”的苦涩滋味。

还有一次，我和两位“劳教”抓到一只麻雀。我们用湿泥把它包裹好，按照“传统方式”做成微缩版的“叫花子鸡”，放在火中烤熟，三人分而食之。虽然每人只能吃到“微量”，但是至今仍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有一天中午，卫生所一位姓曹的干部医生突然找到我，厉声叫我跟他去他的住室，也不说是什么事。纳闷中，我进了他的房门，只见他把门反锁上，对我说“吃吧！”

哦，桌子上竟然有一碗刚出锅、香喷喷的红烧肉。他对我说：“到外面不许乱说！”霎时间，一股久未经历的强烈暖流从我心中涌出，贯穿我全身。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在当时那个只能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不够吃的饥荒年代（1958-1962），就是机关干部，吃一碗红烧肉也是十分难得的事。而这位曹医生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我这个“劳教分子”领到他的住室，请我吃了一碗红烧肉。如果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曹医生已经“完全丧失了阶级立场”！后来，这位曹医生又多次塞给我蒸红薯等其他食物，直到我后来离开河南省第二监狱。

每次回想起这些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总感到真是奇异恩典——天父带领我，竟然让我在苦难中遇见曹医生这样的好心人。

我和母亲在1961年3月恢复了通信联系。信件往来都必须经过那个卫生所长拆阅检查，有时还要我回答他对家信中的“疑点”，譬如“信望爱”是什么意思等等。母亲每个月会给我寄一个食品包裹，里面是亲人们省下自己的口粮用“糕饼劵”为我买的干点等。我的大弟每月工资不到人民币50元，每月寄给我10元。我的妹妹自己每月28斤口粮，不时寄我三、五斤“全国通用粮票”。这样，我可以在狱内的“小卖部”买些生活用品，并且把“粮票”换成“馍票”。

母亲还寄我两个罐头食品：猪肉黄豆和糖水菠萝。我舍不得吃，因为它们是我唯一的“财宝”，虽然天天饥火烧肠，我决心一定要留到自己“改造好了”、庆祝解除“劳教”的那天再吃。谁知隔了三个礼拜，我突然发现，压在枕头底下的这两个罐头已经不翼而飞了！我万分懊丧，为什么当时非要“舍不得”吃下肚去，结果反被“小人”偷走了！我悔恨莫及，每晚失眠，夜夜惊梦，就像“掉魂”似的，始终想着那两个罐头，特别是在我饥饿难忍又两手空空的时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多年前取消了劳动教养处分。

[2] 参见维基百科，《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