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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是基於《基本法》，體現超黨派原則的一種教育。其概念內涵現今被學界認為是廣義的“公民教育”，它是多學科融合、與生活相關的一種教育，通過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學科實施，在家庭、學校、社會等其他領域多形式開展。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和目標, 就在於傳授公民民主意識以及參與政治過程的知識和能力。主要內容包括：

- 培養公民的獨立判斷和自我決定意識，並傳授相應的能力與知識；

- 培養公民的反思能力，自我責任意識及社會擔當;

- 培養公民的包容、批判和衝突解決能力，以促進多元社會發展。

德國公民教育起源於二戰後美英占領當局推行的“再教育運動”、“民主化”、“去納粹化”，以在德民眾心中樹立西方式民主政治思想。在德國聯邦政府的主導下, 以《基本法》為指導, 聯邦德國開展了持續、系統的政治教育工作。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 德國逐步建立起較完善的公民教育體系。在其實施體系中，在聯邦層面的“聯邦政治教育中心”居於核心地位，各州也都設有一個負責開展公民教育的分支機構（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BpB設在波恩，隸屬於德國聯邦內政部，始建於1952年，1963年改現名為聯邦政治教育中心。作為一個面向全社會開展公民教育的機構，其宗旨是：當公民在學習和理解政治事務，形成和加強民主意識以及有意願參與政治生活時，提供各種不同類型的支持與幫助。

BpB除承擔公民教育的工作職責, 向全體民眾提供公民教育類社會“公共產品”外, 還通過較成熟的社會化運作方式積極引導、鼓勵和支持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公民教育工作, 豐富公民教育資源網絡, 在全社會建立起公民教育的國家體系。它以行政契約的手段, 委託社會非政府機構實施公民教育, 並通過規章制度及合同條款的約束, 對其進行監督和控制, 使其舉辦的教育活動不與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公民教育的方針原則相違背, 以保證公民教育的有效性。通常, 這些參與公民教育的社會機構主要分為兩類: 一類是各種博物館、展覽館、紀念館、歷史遺蹟等; 另一類是作為公民教育主管部門認證的社會教育機構, 包括各種註冊協會、學會、科研院所、社會團體等。

漢語圈海外華人

“Sinophone Diaspora” (漢語圈海外華人) 指的是全球各地使用中文（華語）的族群及其文化，超越了中國地理界限，研究其文化、歷史與身份認同，區別於傳統“海外華人”概念，強調華語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探索非殖民化與跨國界聯結，包括中國境外的華語群體和境內的少數族群。

漢語圈（英語：Sinophone），或稱作華語圈或中文圈，是21世紀的新詞，在歐系語言意為“漢語使用人士(者)”、“華語使用人士(者)”或“中文使用人士(者)”（Chinese-speaking），意指居民能使用至少一種漢語變體的地區，也表示其上的文化或語言。

許多作者以漢語圈世界（Sinophone world）這一詞語指涉分布於大中華地區之外的海外華人地區；而有些則指涉整個華語世界，等同於華人地區。官話（現代標準漢語）是今日最被廣泛使用的漢語變體，擁有超過10億使用者，約占世界人口的20%。

現代標準漢語是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官方語言、新加坡的官方語言之一，也是聯合國6種官方語言之一。漢語族之一的粵語（廣東話）是香港與澳門的官方語言。在美國、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毛里求斯、秘魯、委內瑞拉等國家或地區都有為數可觀的海外華人人口及社區，多數使用着不同的漢語變體（漢語方言），如廣東話（Cantonese）、泉漳話（Hokkien）、福州話（Foochow）、潮州話（Teochew）等等。

語言學網站《民族語》估計全球33個國家約有漢語使用者11.97億人。依照所使用的不同變體進行細部統計：官話8.48億、吳語7720萬、粵語6220萬、閩南語4680萬、晉語4500萬、湘語3600萬、客家語3010萬、贛語2060萬、閩北語1030萬、閩東語910萬、徽語460萬、閩中語310萬、莆仙語260萬等。

華裔德國人

華裔德國人（德語：Chinesische Deutsche）指具有華裔血統的德國公民。按2016年的研究，估計當時有約212,000個華裔德國人。

誰是第一個華裔德國人目前尚無確切的說法，目前的資料顯示在1822年時已有來自廣東香山的亞星和廣州黃埔的亞學（以上兩者皆為音譯）抵達了普魯士王國的首都柏林。

隨着鴉片戰爭後中國的開放，1870年左右，講粵語的海員開始出現在漢堡和不萊梅等港口。1890年有43人居住在漢堡，1910年有207人，其中大多數是前海員。漢堡號稱擁有德國唯一的唐人街（實際上只有一兩條街）。在1890年代，許多航運公司開始用更便宜的中國（也包括印度和非洲）勞動力取代白人船員，尤其是白人船員。用於機艙內極其繁瑣的工作（溫度通常超過40°C）。1900年左右，海員保險協會（Seeberufsgenossenschaft）的47,780名註冊會員中，有超過3,000人是中國人。工會和社會民主黨強烈反對他們的存在；他們出於種族問題於1898年抵制中國船員，結果德國國會於1898年10月30日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中國人不得在前往澳大利亞的航線上雇用，只能在前往中國和日本的航線上雇用白人不會採取的立場，因為它們對健康有害。導致中國海員大規模裁員。

自1880年代以來，關於在東易北河（即以大型農業莊園為特徵的普魯士東部廣大省份）雇用中國“苦力”作為農場工人的爭論一直存在。通常是東歐人，尤其是。波蘭人在那裡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但德國人從這些地區移民、波蘭人更高的生育率以及波蘭少數民族日益增長的政治動員引發了人們對其“滲透”的焦慮，尤其是在波蘭。通過與當地的德國人交往。一些觀察家看到了引入完全陌生的種族元素的解決方案，這將更容易隔離（例如弗里德里希·西魯普（Friedrich Syrup），後來擔任魏瑪晚期和納粹時代的帝國勞工局局長）。根據澳大利亞和北美的經驗，中國人被認為特別抵制文化同化。因此莊園主極力推動他們的移民，或者至少考慮此類建議，例如1889年在波美拉尼亞。由於當時英語世界的不利意見以及對種族通婚的擔憂，公眾和行政部門的意見“幾乎完全負面”。儘管如此，普魯士外交部還是進行了詢問，例如關於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中國工人。1895年收到北京的綜合報告後，該辦公室以交通和工資成本為由得出結論，這些計劃不會成功。1906/07年出現了新一波提案，但在中國膠州的德國殖民當局發表聲明後同樣失敗了。

除了海員之外，學生是世紀之交在德國華人的另一個主要群體。1904年，孫中山出訪德國等西歐國家時，有二十多人加入了他在柏林組織的反清中國同盟會。還有一批來自山東、少數浙江的旅行藝人，通過陸路來到德國，途經俄羅斯和波蘭到達柏林。

類似於英國和法國的做法，中國工人也在德國海外殖民地受僱。直到1894年，大約有1,000名“苦力”被招募到德屬東非，但體罰和熱帶氣候如此嚴峻，新加坡和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不允許進一步移民。移民的另一個焦點是太平洋殖民地，那裡的中國工人被認為是利潤豐厚的種植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14年，德屬新幾內亞有1,377名中國人（白人有1,137人），薩摩亞有2,184名中國人（德國人有373人）。與中國政府因殘酷對待工人而產生的緊張關係從未完全停止。華人從未被賦予與白人相同的權利，但由於所謂的“文化水平較低”而受到與當地人相似的待遇。然而也有人努力防止與當地人混合。

到20年代中期，中國人已成為德國第四大外國學生群體。許多人參與了激進的政治，尤其是在柏林。他們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負責成立德國共產黨的中國支部（Zirkel für chinese Sprache）。朱德和廖承志等中國共產黨人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仍然活躍。廖成功地在漢堡組織了中國水手的罷工，以阻止向中國運送軍火。

1933年上台的納粹並沒有將中國人歸為比日本人低等的種族，但由於華人社區中有很多人與左翼運動有聯繫，他們無論如何都受到了越來越嚴格的官方審查，許多人離開了這個國家，要麼前往西班牙參加那裡激烈的內戰，要麼返回中國。截至1935年，僑務委員會的統計顯示，仍有1800名華人居住在德國；其中一千多人是柏林的學生，另外幾百人是漢堡的海員。然而到1939年，這個數字減少到1,138。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中國政府向納粹德國宣戰，蓋世太保在德國各地對華裔德國人和中國公民進行了大規模逮捕，1942年，仍然居住在柏林的323人全部被捕並被送往德國。許多人被蓋世太保折磨或勞累致死。到二戰結束時漢堡的所有中餐館都關門了。

戰後中國政府派出官員組織遣返留在德國的數百名中國人。在來自漢堡的148人中，只有一名蘭格·摩根的倖存者拒絕遣返；他開設了和平餐廳，這是漢堡戰後第一家中餐廳。然而，那些離開的人很快就被新移民取代。1947年，西柏林有180名華人，東柏林有67名華人；一年後，這些數字分別增加到275和72。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隨後得到東德的承認，許多商人搬到了東柏林，期望在那裡能受到祖國新政府的更好保護。西德直到1972年才正式承認中華民國，不過並沒有建立外交關係。

20世紀60年代和1970年代移居西德的華人主要來自英國華人和荷蘭華人社區。其他重新移民來自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德國當局通常傾向於不向中國公民發放居留許可。儘管如此，在德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國民的數量繼續增加，到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國民分別為477人和1,916人。除了個人移民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還根據雙邊協議向德國提供特定技能的工人。中華民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共派出300名護士。

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西德的人員交流開始加大。就中國而言，1986年簽署的向東德提供9萬名工業實習生的協議到柏林牆倒塌時才剛剛實施；在中國同意派遣的90,000人中，只有1,000人去了，到1990年12月，除了40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經回國了。從中國到西德的移民數量遠多於到東德的移民數量；1983年，居住在那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人數超過了中華民國公民，到1985年已增長到6,178人，而中華民國公民只有3,993人。僅僅八年後，他們的人數就增加了五倍多；有31,451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居住在德國，而只有5,626名中華民國公民居住在德國。還有數以萬計的華人不屬於上述任一類別，主要是華裔越南人和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居民。20世紀80年代末，在東德，有略低於1,000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合同工”（Vertragsarbeiter）。1989年夏天，統一社會黨領導層表示支持中共處理天安門大屠殺。作為回報，當1989年秋天不斷增加的移民加深了東德的社會經濟危機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部部長林漢雄提出“向東德提供援助”。以及所需的工人數量和資格。”然而由於該提議僅在東德政權崩潰前幾天提出，因此很快就因迅速的政治變化而過時。

1990年兩德統一後，中國與德國繼續保留着頻繁的交流。在2000-2007年間，每年約有1000-1500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與中華民國國民加入德國國籍。華裔德國人除了來自大中華地區外，也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