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9年新政权伊始的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赫然出现的是一份《宣言》，这份宣言的全称是《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签署宣言的是当时一批颇有影响的中国基督教人士。《人民日报》所加的副标题是“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这标志着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从此正式开展。

众所周知，新政权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分明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彻底的无神论”，再加上执政党一贯强调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不容置疑的强悍，这显然与相信独一真神的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有我无他。因此，作为一种组织的基督教会在中国的生存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是令人质疑的。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以将基督信仰“中国化”为标志的中国“三自”教会，70多年来虽经历了数次运动的起起伏伏，却至今依然屹立不倒，为何？

答案显然是“统战”的效果，这有点像被招安的梁山泊好汉，但又不全像。因为与当时对朝廷直接构成威胁的一众“草莽英雄”相比，那时教会的羸弱实在是不值一提，这也足以体现出党的“统战政策”的宽宏大量。而“统战”，曾被毛泽东誉为“战胜一切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屡试不爽。真正需要警惕的，反倒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于是，彻底与西方势力切割的“三自”就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生存的必然。

原以为“三自”为中国所独创，但其实不然。所谓自养、自治、自传的“三自”原则，实际上是19世纪西方新教宣教的一种策略路线，主要提出者是范恩（Henry Venn）、安德森（Rufus Anderson）等人。他们的原意是：通过帮助本地教会成长，待其成熟后可以不再依赖西方差会，进而成为真正本土的教会。这里的“差会”（Missionary Society）是指基督教派或独立组织派遣传教士（Missionary）到特定地区（特别是信众较少或异族文化地区）进行传教、建立教会以及从事教育、医疗等活动的专门组织。

由此可知，“三自”的最初概念与政府及主导的意识形态无关，体现了信仰的单纯。

然而，在中国语境下的“三自”有所不同。1949年后，新政权要求宗教与外国势力切割、接受国家管理、表明政治立场。在此背景下，“三自”逐渐产生了一系列本质性的变化，其变化是从目的起源、到神学内涵、再到权力结构的全方位的变化。

首先，原本的“三自”，秉承的是为福音而生的教会自立原则，它解决的问题是：一旦宣教士离开之后，这个地方还会不会有真正的福音和教会？因此，三自的目标是：

自养（self-supporting）：不依赖海外差会的金钱

自治（self-governing）：不由宣教士或海外宗派运作管理

自传（self-propagating）：本地信徒主动传福音

这是19世纪新教宣教运动中的一个教会论原则，本质上是为了避免“教会殖民化”，而不是为了政治安全。

其次，在神学内涵上，“三自”的权威来源是圣经中的地方教会原则，是对“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神学反思，是“为了教会更像教会”而设立的工具性原则。

但是自1949年以后，“三自”成了为国家而生的政治管理机制，要解决的已不再是宣教问题，而是如何将一个跨国宗教网络，重构为可控的、去外部连接的社会组织。针对教会的目的而言，福音的成熟变成了宗教安全。因此，虽然字面看似没有变化，但真正的权威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移。换言之，三自不再是教会的“内在自律”，而是国家的“外在他律”，是从原本的“让教会站起来”，变成了“让教会坐下去”的角色身份的反转。

倘若沿着中国教会演变的逻辑链条一路捋过去，所经历的“教会——统战——官场”过程显然有迹可循，其中的信仰已然变味。这结论尽管冷漠且残酷，但却无法否认，这是中国教会近百年来最深的断裂。具体做如下展开：

1、教会阶段：以信仰为轴心的共同体

这个阶段的教会，哪怕是幼稚、依赖、神学不成熟，但至少有三个清晰的特征：1）教会的权威来源是耶稣基督、是圣经，教会的共同体边界是信仰认信，教会的使命指向是敬拜、见证、传福音。即便曾一度受制于差会，但身份依然是“教会”。

2、统战阶段：被重新定义的“社会力量”

一旦进入统战逻辑，教会的关键变化其实并非是“被迫妥协”，而是教会不再以“真理共同体”而存在，代之以“可被整合的群体”存在，其具体特征是：信仰被压缩为“私人情感”，教会被描述为“群众组织”，神学语言让位于政治语言。此时的教会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再以自身的神学逻辑运作。

3、官场阶段：宗教壳体 × 行政伦理

这里所说的“官场”似乎很少被公开讨论，但却十分关键。在这个阶段，牧者开始等同于一种生存的职业，有时好像类似于宗教系统内的行政干部。而讲台，则沦为官方政策的转译空间，原来基于信仰的神学判断变成了一种必要的风险管理。于是，“稳妥”比“是否合乎福音”更重要，“不过线”比“是否忠于真理”更要紧。

当然，这一身份的变化和角色的反转不能完全归结于“人坏”，而是前提本身就根本冲突。

第一，冲突不在“是否相信上帝”，而在终极主权归谁？

基督信仰宣告的是“耶稣是主”！这不是一句虔诚的口号，而是主权宣告。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的底层假设是：历史没有超越性目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革命与政党，真理服从于历史阶段和政治需要。因此，二者在“谁拥有最终解释权”上不可调和。

第二，信仰的“变味”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必然

当教会被要求在无神论国家中以“积极的社会力量”存在、并承诺政治忠诚优先，那么结果只能是信仰被道德化、心理化、民族化、功能化，却无法保持其启示性与审判性。这不是信徒不够虔诚，而是系统根本就不允许完整的信仰存在。

第三，也是最致命、最深的异化：从“向上负责”到“向内消化”

因为残酷的环境和无情的事实，让教会学会了提前替权力审查自己，就像“狠斗私字一闪念”那样，结果就是把“向权力顺服”神学化、把沉默属灵化、把妥协解释为“智慧”，久而久之，连外在压迫都不需要了，因为教会已经学会了自己收紧呼吸。原本是限制差会权力的“三自”教会，最终成了自己限制自己的工具。

在这种结构下，信仰仍在的证明往往只存在于体制之外或边缘地带，并不是那里更“纯洁”，而是因为那里还有“承认超越性裁判者”的些许空间。

所以，当教会从信仰共同体转化为统战对象，再内化为官场逻辑后，信仰若仍能保持原味，反倒是没有可能。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既非“差会殖民”、也非“国家收编”的中国教会自立路径呢？

答案令人沮丧：因为尽管这种路径在理论上有可能存在，但却几乎不可能以“稳定的制度形态”长期存在。

唯一可能存在的，是一种反复出现、不断被压缩的“属灵—伦理姿态”。或者说：不是没有路，而是这条路无法做到在被体制“格式化”的同时，还能让信仰不变质。

其实，“三自”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西方的文化霸权，而在于教会的主权出让、判断权外包，结果便从启示的“见证者”沦为权力的“执行者”。慢慢地，教会从中学会了“被带领”，却独独忘记了向上帝负责。

说到中国的“三自”，不能不提及丁光训。他虽然不是中国“三自”教会的创始人，但却是1949年之来“三自”体系中最重要的神学代言人、制度维护者和国际形象代表之一，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后，他的确为“三自”提供了系统性的神学解释和正当性叙事。

那是文革刚刚结束后，国内宗教政策出现了有限的回暖，形势的变化导致：对内需要重建教会秩序，对外需要重塑国家基督教的国际形象，对上还需提供“可信、温和、可对话”的神学解释。而此时正处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的丁光训，正好扮演了需要他扮演的角色：

1）制度角色

他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长期以来，他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教会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官拜副国级的官员。

2）神学角色

他系统地提出并推广了“处境化神学”，为“三自”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所需的神学语言，重塑了教会论、国家观和救恩论。

3）外交角色

由于他的存在，中国得以对世界教会宣称：中国教会不是被控制，而是在致力于本色化发展。他因此成为中国基督教的国际代言人。

在某种意义上，虽然“三自”并非因丁光训而存在，但“三自”成为今天的样子，很大程度上与他有关。

假如我们继续追问：如果没有这个人，“三自”还能不能稳定存续？

这其实不是在问某个人，而是在问：“三自”这个体系究竟是靠结构活着？还是靠一种被成功神学化的解释活着？

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如果没有他，“三自”大概率仍然会存在，但却很难长期“稳定存续为一个被教会内部认同的体系”。

也许有人会反驳：凭什么说“三自”不会消失？

因为它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神学产物，而是一个政治—制度安排。它的存在是政权层面的刚性需求，即：宗教必须纳入管理，同时必须与外国势力切割，而且必须有统一的代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没有丁光训，“三自”都会作为一种制度被维持。

话虽这么说，但教会毕竟还需要神学的包装。因为如果没有了“包装”，虽然行政意义上的“三自”还能活，但神学意义上的“三自”会长期处于合法性危机中。

丁光训恰恰解决了后者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1978年以后情况变了。新阶段的难题不再是教会能不能存在？而是要让“教会自己也相信政府主导的这条路是对的”！这不是行政问题，而是神学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丁光训式的“处境化神学”解释，“三自”会更像一个宗教管理机构。教会内部会把它视为外在权力、不得不应付的结构，信徒会形成表面顺从、内心疏离的局面，以至于体系虽存，但“心”不在里面。而这种状态很难长期稳定，而且还会不断消耗信任与认同。

更进一步说，倘若没有更具意识形态化（而非信仰）的人物来填补空位，让神学语言更直接地服务于政治口径，那么，政权几乎难以与世界教会对话，结果是国际孤立会更严重、国内神学会更贫乏、内部抵触会更强，稳定性会更差。

所以，真应该为丁光训颁发一个大大的奖章。

据长期从事中共统战工作的程干远先生著书说：丁光训其实是中共秘密（地下）党员。虽然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公开、可核验的档案或官方材料印证此说，但以党对地下党员的一贯政策看，这个说法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

不过，倘若他真的是一名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那么他的神学还是真诚的基督信仰吗？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政治策略甚至投机？

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它直指人性中的诚实与否，人们纠结他的“政治面貌”是有道理的，这关乎他是不是那种具有欺骗性的“面具人”？

出于善意，这里不妨给出一种揣测：他的神学既不是纯粹的政治工具，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被政治污染的信仰。它更倾向于是一种在强烈现实约束下所形成的“调和型责任伦理神学”。换言之：他也许是真诚的，却选择了一条“以牺牲某些传统神学张力为代价来换取教会整体生存与公共合法性”的道路。

问题的关键是：那被牺牲的信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倘若他的主观努力却在客观上导致了无数信徒因此而在信仰上跌倒，从而让神圣、纯真的信仰蒙羞，那么这种代价是他个人所无法承担的。

接下来，一个可能比“他是不是党员”更刺痛教会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不需要入党就已经能如此深刻地重塑教会的神学方向、进而服务于权力，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个人身份”上，还是出在“教会自身抵抗结构的缺失”上？

这个问题也许更难回答，也更值得人们追问。

无论如何，作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三自”，如今已经成了他最大的遗产，但也因此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风险。所谓遗产是：中国官方教会得以稳定延续，基督教因此被持续定义为“建设性力量”而非敌对意识形态，从而可能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清洗与地下化。而风险也显而易见：神学语言被“去末世化、去审判化、去超越化”，教会逐渐失去了“向权力说不”的内在先知性，更让年轻一代信徒在灵性深度与张力上出现了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