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比毛泽东的资历强很多。他在中共的宫斗中败了下来。他做过绞肉机的钢齿，在苏区肃反中杀过自己的同志。后来发现自己快要成为肉馅时，脱党跑了。他晚年写的《我的回忆》，可读性强，给中共党史提供了另一角度的资料。

毛泽东宣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他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是摧毁第一次国内革命和国共合作，瓦解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因素。李立三亲笔致信于湖南负责同志，担保他父亲不是土豪劣绅，他父亲还是被农民协会杀了。唐生智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是武汉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他积极支持反蒋。但他的湖南僚属告诉他农协干涉各级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内，如得不到农协的同意，就寸步难行。军粮因农协的阻拦运不出来，军饷因为税收受农运的影响锐减而无法筹措。他手下的军官和官吏们，向他诉说他们在乡间的家属曾遭到农协这样和那样的打击。唐生智对农运的反感与日俱增。夏斗寅、许克祥、何键纷纷起义，通电声讨武汉国民政府，反叛分共。国民党的人士，从汪精卫一直到下层的干部，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他们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事变。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于是，国共全面分裂，武汉国民政府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

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共产国际的教条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教条就是：国共合作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

黄警魂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周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周恩来进行说服无效之后，竟把他当作叛徒处决了。

毛泽东破坏了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独断一切，总司令等于虚设。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张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作辩护。

红军长征一路抢劫。甘孜的活佛说：“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

张学良在南京受到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可是此时毛泽东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事先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

洛川会议，毛的主张受到其他人反对。毛于是提议休会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就休会，停止讨论，私下串联。在休会期间，毛张等人企图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们接触，连周恩来都避开。三天后再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已大体归于一致，他据此拟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讨论。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决定脱党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在红四方面军的旧部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在新疆被王明以托派名义枪杀，觉得中共内部面临又一次清洗，他很可能是下一个，于是利用祭拜黄帝陵的机会，脱离了中共。张的经历证明，在中共内，或者是绞肉机齿，或者是肉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