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聲言“台灣有事”時行使“集體自衛權”，暗示武力干預台海局勢、阻止中國統一，引發中國方面極度憤怒。中國官方不僅抗議日本，還派遣海警編隊在釣魚島巡航、採取呼籲中國民眾避免赴日旅行、暫停恢復不久的日本水產品進口等制裁措施，政府和官媒也不斷批判日方在台灣和歷史等議題上的行徑。日方則拒絕收回干預台灣言論，反過來譴責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的“斬首”言論。中日關係顯著惡化。
在十多年前的2012年，中日也曾有關係非常糟糕、雙方劍拔弩張的時期。當時因為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購買”釣魚島事件，及積壓的歷史問題，不僅中國官方對日強硬，民間也爆發大規模抗日示威活動，中國各地至少數百萬民眾走上街頭表達對日本的憤怒。大多數遊行是和平的，也有暴力事件發生。也有不少中國民眾自發自覺的紀念抗日戰爭相關事件和人物，以表達愛國情感和對日憤怒。當時也有強烈的“抵制日貨”聲浪。那時中文互聯網上也是壓倒性的批評日本和支持中國。 而今年中日關係又顯著惡化，但迄今並未看到中國大陸發生大規模線下/街頭的抗日示威遊行，也未有“抵制日貨”浪潮。官方發布避免赴日的警告、出台退票政策後，仍有大批中國人不顧警告赴日旅行，受訪遊客還聲稱政治問題與個人無關。日本電影《鬼滅之刃》近日在中國大陸仍然頗高票房。雖然互聯網上有一些批判日本的言論，但無論熱度還是強度，都不及2012年前後。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互聯網中文圈，還有不少中國人批評中國官方對日強硬言行，甚至站在日本一方。如近日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雙手插兜與日方代表談話，官方讚美劉勁松“霸氣”，相關新聞評論區大量中國網民卻指責劉勁松“不禮貌”、“沒有禮節”、“有損外交形象”。
簡而言之，2025年這次中日衝突中，中國方面基本是由官方主導，民間整體是較冷淡的態度，且不少人還親近日本。這與十多年前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那麼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面對中日交惡，態度冷淡？
根本上說，是最近十多年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決定了中國民眾的心態和行為，也自然影響到對日問題的態度。
2010年代的中國，可謂蓬勃向上、經濟騰飛、民心凝聚。那時的中國民生迅速改善，體制改革也在議程，國民也從中受益和看到光明的前途。民眾對國家有較強認同，民族自豪感、愛國心、主人翁意識也較濃厚。當時輿論也較為寬鬆，民眾對國家內政外交都能較多參與和批評。
但從2015年左右至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輿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治改革停滯不前，集權強化；經濟上從高歌猛進變得停滯不前，新冠疫情及“清零”政策更損害了民生。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嚴重，分配不均、社會保障不足。國內矛盾，包括官民矛盾、階級矛盾（尤其權貴和平民的矛盾）、族群和地域矛盾、性別矛盾，起碼在許多民眾的感知上，超越了中外矛盾。
同時，輿論管控越發嚴格，人們難以表達不滿和批評社會黑暗面，很難自主、理性的發聲，牆內要麼是“形勢大好”的讚美、要麼是拐彎抹角的冷嘲熱諷，牆外則是無腦的“逢中必反”。中國整個社會氛圍也從充滿朝氣變得暮氣沉沉，分化和撕裂極為嚴重。
這樣的現實，以及前些年中國民眾在多方面遭受的挫折，都打擊了中國人的愛國心，疏離了民眾和官方的聯繫，破壞了同胞之間的情感和互信。中國人對國家沒有認同感和歸屬感，卻不乏憎恨體制和國家者，還有不少人希望“潤（Run）”出中國。同胞之間也更多是競爭關係甚至互相傷害，而不是相互合作與親愛。人們焦慮於收入減少、失業、債務負擔、生活壓力，不再有熱情關心國家大事。國家沒有保障好國民權利和民生，政府對社會的管控壓倒對民眾的服務，許多民眾也就不認同國家，甚至還故意和官方在內政外交上站相反立場。
今日的中國人，對“宏大敘事”逐漸“脫敏”以至於麻木，也失去了民族認同感，從公共場域退縮，更在乎自己的小日子、個體的利益、私人的喜怒哀樂。中日國家間的矛盾，他們不在乎，也不想參與，乃至於抱怨國家衝突耽誤個人的旅行和學業事業。
甚至還有一些中國人，尤其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因為個人經歷、利益、立場觀念等原因，不僅反對中國體制，還厭惡中國國家、仇恨同胞，所以在中日衝突中還站在日本一方，激烈批判中國，還對發表抗日愛國言論者冷嘲熱諷，咒罵同胞、讚美侵華屠殺。這些人在X（原推特）等平台頗有聲量。還有一些雖不在中日問題上明確站隊，但更關心當下中國人權問題、國內問題，對日本侵華和中日矛盾議題從內心無感。
這些人不僅在近日的中日衝突上如此，近年在各種涉華爭議議題上都站在中國對立面，無條件親近日本台灣美國等。他們不僅反體制，更反中國、更恨中國人。其中不少與日本有關聯，他們在中國生長時未得到多少益處和關懷，卻在學業事業等方面受惠於日方，又沒有中國民族認同，其反中親日也就順理成章。
這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撕裂、國民之間的高度對立。當內部矛盾劇烈，官民不能一心，同胞不願協力，還相互攻訐和拆台，又怎麼可能一致對外？沒有民意背書，官方政策就變得單薄虛弱。反過來，嚴重的內部矛盾，還給外人攻擊和離間的可乘之機。
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抗日宣傳，曾經起到過作用，可越來越被執政者工具化，被用來塑造政權合法性、轉移矛盾、凝聚人心，並非真誠堅定的銘記歷史和愛護國民。在對外關繫上，中國與誰親密，又要民眾仇恨誰，往往不看事實本身，且只有官方主導、不斷變化，根據需要隨意轉換。對待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領土紛爭等，往往缺乏一以貫之的態度，而是隨政治需要不斷搖擺。
於是，“愛國”不斷被濫用和透支，如“狼來了”故事一般，讓人們對其逐漸麻木。等到確實要銘記歷史和捍衛國家利益時，講的有道理卻也更少人相信，再以“愛國”鼓動民意，也難以博取廣泛認可和參與了。如今許多國人發自內心反感“愛國”相關的東西，沒有意願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各種宣傳都沒有作用甚至起反作用。
根本上，在缺乏民主法治和公民權利自由的情況下，中國國家利益與國民利益不能一致，“戰狼外交”色厲內荏，海外華人華僑並沒有感到祖國的強大給自己帶來好處。國不恤民，民不愛國，民眾也就像清末時那樣，對本國政府和他國的衝突冷眼旁觀。
港台主流社會對中日問題的立場變化也很重要。十多年前，中文輿論圈中頗有份量的港台媒體和民眾，在中日衝突中大都站在中國一邊，聲量頗大。例如香港傳統泛民主派，就長期致力於批判日本罪行、為大中華共同體發聲。國民黨執政的台灣也積極紀念抗日，在抗戰勝利70周年時進行了一系列活動。
而最近幾年，經歷香港反修例運動和後續、台灣本土派（民進黨）長期執政，港台多數民眾的心態和立場發生巨大變化，在中日之間寧可親近日本而厭惡大陸，無論發言還是沉默都不會站在中方一邊。香港官方雖和北京立場一致，但香港民間因此對大陸更加惡感和不支持。港人和台灣人有相當多的物質和輿論資源，其從親中轉向反中的立場和行為，對於中文世界的輿論的影響和導向性是非常之大的。
還有容易被忽視的一點，相對於十幾年前，中國體制權力集中、不容忍異見、對社會控制力的增強，也壓制了民間抗日者的活躍，阻止了抗日示威活動的出現。2012年及前後幾年，中國民間之所以有不少在街頭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抗議者、反對日本占據釣魚島的人士（保釣人士），也在於當時社會的相對寬鬆、政府的默許。
而近年中國官方嚴厲打壓街頭涉政治的活動，抗日遊行也同樣被作為不穩定因素，受打壓而幾乎絕跡。包括因日本強征勞工、“慰安婦”、化學武器等導致的民間對日索賠者，也長期被“維穩”。官方擔心這些對日抗議和追責有害穩定，憂慮這些社會活躍分子轉向對政府的批評和抗議，從對日維權轉向在國內事務上維權，而相關自組織也可能變成脫離政府控制的力量。
中國官方阻止民間大規模的自發抗議日本活動出現，即便中日關係惡化，也只由官方組織機構出面批判日方。官方即便對日態度再強硬，實際上也是壓制民間批判日本的活動及相關人士的。壓制民間抗日紀念和維權活動，損害了中日博弈中中方的韌性、活力、說服力，讓中國方面聲音單調乏味，不像日方官民各界都積極發聲和有力。
相反，日本官方與民間卻有着顯著而密切的互動關係，日本右翼（繼承二戰結束前的法西斯主義、美化侵略戰爭、鼓吹復活軍國主義者）的示威遊行是家常便飯，更可使用選票影響政局。近日中日關係惡化，也出現更多反中示威活動。而雖有親中、反高市政權的遊行，但參與較少、影響力小，右翼勢力主導了日本官方立場和民間輿論。日本輿論對中強硬聲音巨大，民意鞏固了高市早苗政權的穩定和對中強硬立場。相比之下，更顯出中國民間在對日問題上的冷淡、虛弱、分化。
總之，在多種因素影響下，中日官方層面雖唇槍舌劍、衝突激烈，中國民間卻未發生大規模對日抗議浪潮，網絡上聲音有限且分散，線下則可謂靜悄悄。中國社會環境尤其官方與民間的關係若無根本變化，這樣的情況將長期持續。 從一個角度看，這可以視為中國人在國際爭議上的理性和冷靜。從另一個角度看，則反映了中國人政治冷漠和國民意識的淡漠。極端民族主義和暴力不可取，筆者也反對打砸日本車和傷害人身等行為。但中國人散沙化、缺乏公共意識和民族責任心、精緻利己，也並不是好事。中國民眾在中日衝突中的冷漠，一些中國人寧可支持日本反中，折射出的中國內部矛盾、國民不團結、“禍起於蕭牆之內”，更值得警惕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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