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西降: 欧美西方在衰落?

东升西降是一个政治概念，意思是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已经崛起和复兴，将会取代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逐渐衰落的西方文明。这个概念与毛泽东于1957年11月所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有异曲同工之处。东升西降的观点在外界很有争议。例如有媒体指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21年8月表示“东升西降”这个想法是错的。李显龙说：“有些人相信，也写出来说，美国正在永久衰落，我不这么认为。我告诉他们，你看看所有的华裔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和医学奖获得者。除了一个是中国公民外，他们要么是美国公民，要么变成了美国公民。这里就告诉你一个道理，美国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他们才华横溢，充满活力。有时候，美国似乎在朝着不可挽回的错误方向前进，但是，之后，美国有能够重塑自我并重新振作起来”。

《西方的没落》（德语：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是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的两卷本著作，第一卷发表于1918年夏，第二卷以《世界史的视角》为名发表于1923年。斯宾格勒将他的书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拒绝欧洲中心史观，尤其反对把历史划为线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斯宾格勒认为历史中有意义的单位不是时期而是以有机体形式发展的完整文化体。他承认至少有八个高等文化体，即巴比伦、埃及、中华、印度、中美洲（玛雅/阿兹特克）、古典（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方或欧洲。文化体有生命周期，约一千年的繁荣期和一千年的衰退期，每一个文化体的最后阶段就是他所说的“文明”。

Röttgen sieht USA nicht mehr an der Seite von Europa

Mit ihrer neuen Sicherheitsstrategie hat die US-Regierung ihren Kurs gegenüber Europa verschärft und den Druck auf ihre Verbündeten erhöht. CDU-Außenpolitiker Norbert Röttgen sieht daher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gefährdet.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us-sicherheitsstrategie-norbert-roettgen-sieht-usa-nicht-mehr-an-der-seite-von-europa-a-39ba112d-1ebc-4a23-929c-a200cb468fc0

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也是各国全球竞争力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业和技术发展中心的欧洲，如今却面临着这方面的严峻挑战。

根据法国《世界报》10月2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由于结构性、财政和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挑战，欧洲机构推行颠覆性创新的能力已明显下降。

该报告指出，创新能力的下降不仅限于商业活动的放缓，还波及了欧洲的全球竞争力、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水平。报告指出，欧洲的商业环境导致重组成本高昂，给初创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并抑制了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而这些都是颠覆性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

本报告将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创新能力下降的原因、这种下降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以及这一现象对欧洲及其未来竞争力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欧洲创新能力下降的原因

《世界报》的这篇报告指出，欧洲创新能力下降的原因众多且复杂，涉及经济、监管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经济方面：尽管存在地方和欧盟政府的支持基金，但严格的申请条件导致许多初创企业错失良机，也限制了可能带来重大创新的个体项目。

每个创新项目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但当成本高昂时，欧洲的资助机构和银行往往不愿出资，认为此类项目风险过高，更倾向于维持收益有保障的传统业务

这篇报告指出，这种情况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资金短缺导致创新减少，进而导致回报降低。这也解释了投资者未来不愿承担风险的原因。此外，一些初创企业被迫迁往美国或亚洲，以寻求更灵活的融资环境。这加剧了欧洲年轻人才的流失——他们流向了那些提供更多实验和冒险机会的市场。

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欧洲在研发方面的支持和投入仍然不足，尤其是在那些可能需要数年才能产生实际利润的高风险项目方面。

监管和法律挑战：该报告特别关注高科技领域在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欧洲在安全、环境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严格标准非常重要，但这些标准有时会减缓新产品的开发速度，并使其进入市场变得更加复杂。这使得欧洲公司与美国或亚洲公司相比竞争力较弱，后者在试验、实施和将创新转化为新产品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报告指出，这种监管官僚主义营造了一种害怕犯错的环境。公司往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遵守法规，而不是专注于开发新想法。此外，欧盟各国法律框架的多样性使得在欧洲大陆推出产品成为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在每个国家/地区执行不同的程序。这削弱了单一市场的活力和活跃度，并扼杀了跨境创新。

 文化方面：这篇报告指出，欧洲机构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文化。这解释了金融机构为何倾向于选择安全、有保障的项目，而非他们认为可能导致利润损失或生产延误的新项目。换言之，他们更看重当前的业绩和快速回报，而非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到长期项目中。

报告指出，许多机构保守的管理思维也加剧了这种倾向，在这些机构中，失败被视为职业耻辱，而非创新过程中必要的学习经验。因此，欧洲缺乏一种鼓励审慎风险的环境，这与美国等国家截然不同——在美国，失败被视为通往成功之路的一部分。这种企业文化的差异限制了欧洲创造颠覆性创新或彻底变革生产方式的能力。

这篇报告还提到的挑战之一，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缺乏合作网络。政府资助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学术领域，与企业的实际需求脱节，从而降低了将创新转化为适销产品的潜力。

报告还指出，欧洲大学尽管科研实力雄厚，但与商业世界仍然脱节，其研究成果很少能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项目。

报告强调，工业实验室与研究机构之间缺乏联系是欧洲创新环境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因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需要进行体制和立法改革，以确保科学知识能够转化为切实的经济价值。

《世界报》证实，欧洲的创新能力正在下降。这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导致其经济增长放缓和生产力显著下降。由于企业依赖传统的生产方式，其效率不断下降，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随之减弱。这就降低了欧洲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并限制了能够创造可持续就业机会的新兴产业的出现。此外，这种衰退也削弱了欧洲在重大技术变革领域的领导地位。欧洲不再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等关键领域制定全球标准，而是落后于其他工业强国。

创新疲软的影响也波及了劳动力市场。对颠覆性项目投资的匮乏导致现代高附加值产业的创建停滞不前。随着数字技术、工程和科学研究领域的机会日益减少，欧洲市场越来越依赖传统的低增长产业。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对先进技术技能的需求，并限制了新创新者的涌现。

《世界报》指出，缺乏创新精神的公司往往固守过时的运营模式，优先考虑运营效率而忽视现代知识的吸收。这导致了生产力下降，员工职业发展机会减少。

这种停滞不前反过来又导致人才流失到美国和亚洲，因为这些地区拥有更具活力的环境和更广阔的研发创新机会。随着欧洲大陆研发投资放缓、竞争减弱、产业多元化程度降低，其国内市场也陷入了结构性停滞。

由于先进技术领域的初创企业数量减少，未来就业前景黯淡，欧洲创新能力强的国家与创新能力弱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威胁着经济稳定。

这种放缓在向绿色经济转型方面尤为明显。欧洲在清洁能源和可持续交通领域开发能够与美国或中国竞争的先进环境技术的能力正在下降。当欧洲大陆以外的主要国家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研发以开发创新型环保解决方案时，欧洲却仍然深陷于繁琐的法规和官僚主义的泥潭。

这种不愿投身绿色创新的困境源于转型成本高昂和缺乏税收优惠，迫使企业仅仅改进现有系统，而非创造新模式。

报告警告称，继续沿用这种做法将导致欧洲竞争力严重下降，尤其是在全球竞相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氢能和先进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创新疲软阻碍经济增长，加剧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并且有可能使欧洲大陆从领先的工业强国沦为海外创新涌入的旁观者。

《世界报》的报告证实，欧洲创新衰退已经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在社会层面，创新疲软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减少了专业化、高价值工作的机会，同时增加了对传统、低生产率工作的依赖。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加剧了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提高了年轻专业人士的失业率，并限制了人们获得社会福利的机会。此外，创新疲软导致技术和职业教育活力下降，因为教育机构往往侧重于传统知识，而不是为学生提供适应创新和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这给欧洲带来了长期挑战，即如何满足全球对高级技能的需求。

从政治层面来看，创新能力的下降直接削弱了欧洲在技术、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制定全球标准的能力。对领先技术和产品的依赖决定了全球市场的规则，而缺乏这种能力将迫使欧洲采用美国或者中国制定的规则和标准，从而使之处于从属地位而非领导地位，并削弱了其在国际论坛上的影响力。

创新能力的不足也给欧洲决策者带来了负担，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制定雄心勃勃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战略。这限制了他们适应全球快速变化的能力，并削弱了欧洲在塑造数字经济和可再生能源格局方面的影响力。

在制度层面，欧洲企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因为短期战略往往掩盖了可能带来重大技术突破的激进创新计划。私营部门倾向于依赖有保障的回报项目，减少了对高风险研发的投资，阻碍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此外，公私合作关系薄弱以及科研成果与实际市场需求脱节，限制了知识向实际应用的转化，进而减少了先进技术解决方案的产出。

这篇报告总结认为，改革创新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包括简化官僚程序、鼓励审慎冒险、增加对激进项目的资助以及促进强有力的公私合作，以确保欧洲重新获得其作为全球影响力和创新力量的地位。

欧洲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正在萎缩，人们越来越担心欧洲大陆再也无法跟上美国和中国的步伐。

“我们太小了，”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说，他最近向欧盟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个单一市场未来的报告。

“我们没有什么雄心，”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尼古拉·坦根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美国人更勤奋。”

“欧洲企业需要重拾自信，”欧洲商会协会宣称。

造成所谓“竞争力危机”的原因有很多：欧盟的监管法规太多，而该组织在布鲁塞尔的领导层权力太小。金融市场过于分散；公共和私人投资过低；企业规模太小，无法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说：“我们的组织、决策和融资都是为‘昨日的世界’而设计的——新冠疫情之前，乌克兰危机之前，中东爆发冲突之前，大国对抗回归之前。”德拉吉目前正在领导一项关于欧洲竞争力的研究。

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来自中国的廉价出口、以及对美国军事保护的基础性依赖都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与此同时，北京和华盛顿正投入数千亿美元，扩大自己的半导体、替代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并颠覆世界自由贸易体制。

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和他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他说，要跟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步伐，欧洲有必要加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