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個長達6個多小時的視頻資料風靡網絡。誰能想到，這段與當年“8964”事件密切相關的珍貴影像，在被雪藏了整整35年之後，在政治環境如此惡化的今天，竟能幾乎完整地現身在公眾眼前？那就是1990年3月軍事法庭對“抗命不尊”、不願屠殺學生的38軍軍長徐勤先的完整庭審記錄。

庭審中，徐將軍針對其“抗命”指控是這樣回答的：“帶武器執行這樣的任務，我無法執行。中央軍委可以任命我當軍長，也可以撤銷我的職務。”

由此，想到了人們常說的一句話：“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倘若以此為標準，當如何看待當年徐將軍的所為？他是一名合格的軍人嗎？

欲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什麼是“天職”？什麼又是軍人的“天職”？

“天職”的概念，最初或來自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兼法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其德文是Beruf，它的基本含義為職業、工作、使命、召喚（Vocation，Profession，Duty，Calling）。

從世俗的角度看，“天職”雖然指的是職業和工作，但卻有着明顯的倫理和信仰內涵，因為它不僅意味着“被命令做什麼”，更重要的是“被召喚去成為什麼樣的人”！

具體到“軍人的天職”，除了具有“天職”本身的邊界之外，還涉及到道德與政治合法性等諸多方面。在現代國家的軍隊倫理與軍事法體系中，“軍人的天職”至少包含兩個層次：

1）職業（技術）性職責；2）價值性職責。

所為職業性職責，“軍人的天職”無疑代表着服從上級命令，堅定地執行任務。這是軍隊組織運轉的必要條件，否則軍隊就無法打勝仗，甚至恐怕連和平時期的“協同一致”都做不到。

然而，“軍人的天職”不僅於此，它還必須包含價值性職責，也就是在尋常國家中軍隊的憲法定位。這個定位就是保護人民，維護國家安全與主權，在法治框架下維持正當秩序，以及執行法律授權的武力任務等。

這也正是徐將軍在法庭上反覆追問的核心：軍隊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國家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

因此，軍人存在的目的，不是簡單、機械地服從命令，而是為了守護一個共同體的生命、法治與尊嚴。在這裡，“服從”只是手段，“保民衛國”才是目的。一旦“命令”違背了“目的”，“命令”就失去了正當性，“服從”也就成了盲從。

此外，從現代軍事法與國際法的角度看，如果“命令”明確違反國際法（屠殺平民、屠殺學生、婦孺），軍人不僅可以拒絕，而且有義務拒絕。

所以，徐將軍面對屠殺平民的命令選擇“抗命”，凸現出了他的清醒和軍人本色。毫無疑問，他的“抗命”才是履行“軍人天職”的最佳詮釋。

他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真軍人！

將“服從”的邊界引申到哲學也一樣。

孟子曰：“有殺人之君，則為之辟矣。”意思就是：如果君命要求你殺無辜，義士應避位而去，不從命。

康德認為：人類具有道德主體性，即使在制度內部，也不能放棄“把人當作目的”。屠殺無辜者當然違反了絕對道德律，故而“盲目服從”不是義務，而是道德的逃避。

而漢娜·阿倫特則觀察到：許多暴行並非由惡魔執行，而是由自認為“只是服從命令”的普通人完成的。她認為，當一個人把自己的判斷力交出去，人就成了暴行的工具。所以，拒絕不義之命，是防止“平庸之惡”的關鍵。

綜上，對於軍人而言，“天職”是來自國家憲法的授權、社會賦予的信任、對人民安全的責任以及對正義的承諾。因此真正的“軍人天職”是：保護人民，而非屠殺人民；維護正義，而非成為暴政工具。

一句話，軍人的天職高於命令。當命令與正義發生衝突時，天職指向拒絕不義！

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

也許有人會發出一連串的追問：難道說憲法就能確保無誤？那不都是由人定的嗎？道德律又是從何而來？難不成世上真有“聖人”？又或因為人們在同一件事上所持的立場不同，又如何斷出是非？請看俄羅斯的普京，就對入侵烏克蘭振振有詞，不是嗎？

所以，我們必須讓“天職”脫離開這些有限的、充滿瑕疵與不堪的人，將其上升至超然的上帝面前，一切問題便能從信仰上迎刃而解。

當我們從基督信仰上重新定義“天職”，那麼所謂“天職”，就是上帝給予每個人的“職業使命”。如果說，我們每一種合法的職業都是來自上帝的呼召（calling）的話，那麼在本職工作上的勤勉就是服侍上帝。這極大地提升了日常職業的信仰價值，也因此，人的生命才變得有意義！

這裡的“天職”，不取決於人，也不取決於政府、民族、國家。這裡的“天職”，就是在你的崗位上活出上帝的公義與憐憫；就是拒絕作惡、不淪為暴政的工具；就是保護上帝所創造的生命與尊嚴！

正是500多年前的宗教改革，賦予了人們工作的神聖意義。加爾文主義的邏輯鏈條是這樣的：是上帝，預定了人是否得救。既是預定，你當然無法改變。結果，信徒的焦慮隨之而來——我是否被揀選得救？於是，人們開始有意識地通過勤勞、節制和成功來證明自己身上的“神恩跡象”。而個人的工作成果雖不能拯救靈魂，卻可作為某種“得救的跡象”。由此，職業成功便被賦予了信仰的意義，勤勞則成了敬虔生活的表現，而財富的積累更成為上帝恩典的外在跡象。從此，工作、職業、商業不再世俗，而是具有了神聖的意義。

正是這種來自上帝的“天職”的概念，成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和發展的核心推動力。無數人持守上帝的誡命，嚴格自律，節制消費，追求效率，有條理，守信守時，進而使得利潤被再投資而不是簡單地為了享樂。

與此同時，勤勞、節制、責任、守信的生活方式也逐漸被內化為一種工作倫理。即便是進入了現代，“天職”開始變得世俗化，原有的神聖感漸漸演變為：個體的職業就是其自我價值實現的路徑，工作意義大於生活享樂，勞動被視為一種道德義務......，這種工作倫理仍然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相適應。

回到“軍人的天職”，也一樣。

基督信仰中的“順服”，並非盲目順從，而是以“對上帝的順服”為前提、以“上帝的旨意”為界限。

當“人（或政府）的命令”與“上帝的要求”衝突時，基督徒理所當然應選擇後者。

此外，基督信仰中的“執政掌權者”並不享有道德豁免！因為政府權柄的正當性是來自“行善的賞，作惡的罰”。一旦政府反轉為“作惡的工具”時，它便失去了上帝所賦予的道德目的和相應權柄。

簡單說，政府的權柄不是用來屠殺無辜，而是用來保護無辜。如果政府做的正相反，那麼它便完全背離了“上帝所設立的目的”，上帝必會以祂獨有的方式實施懲罰，因為上帝說過：“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更重要的是：基督信仰認為“無辜生命”是屬於上帝的，任何人無權任意剝奪。基督教的國度倫理（Kingdom ethics）就明確指出：“殺害無辜者，是對上帝形象（imago Dei）的侮辱”。

所以，任何要求你屠殺普通民眾（學生、婦孺）的命令，都代表着直接衝撞上帝的創造秩序。

而軍人，不僅僅是士兵，更是“良心的見證人”！所以，徐將軍的所作所為，正是順從上帝的表現，也是軍人“天職”的最高體現。

無論他是不是基督徒——這個只能是上帝說了算，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