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4年，專門出版近代歷史研究的專題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的張璧研究學術專著《民國名人張璧評傳》一書。這本書出版後在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台灣地區近代史、中日關係學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2019年，台灣快速地出版了《民國名人張璧評傳》一書的增補增訂本——《民國名人張璧將軍別傳》一書。兩本書圖錄見如下：

最近，一些別有用心的無知之徒，經常拿張璧和江湖上傳說的“天津便衣隊事件”來說事，目的是否定張璧的革命行為，進而達到將中國武學魁寶“意拳”繼續稱之為“漢奸拳”的險惡目的。比如童旭東等人。他們以訛傳訛、不惜編造謊言達到攻擊張璧、攻擊王薌齋及其意拳的效果。見童大白活蛋微信號截圖：

劉正在《民國名人張璧評傳·書前題記》一文中明確點明：“民國名人張璧(又名張玉衡)先生，這位早期華興會和同盟會的元老，這位在辛亥革命、光復軍、二次革命和護國運動等大小運動中衝鋒陷陣的陸軍中將，這位曾經親身參與將末代皇帝請出紫禁城的京師警察總監，這位中華武林瑰寶大成拳的命名人，這位四存學會和電車公司的董事長，這位在七•七事變時保衛古都免受日軍炮火摧毀的中國人，這位在舊北平有名望的青幫老大，這位傳說中的天津便衣隊事件的首要分子，這位拒絕出任偽滿洲國陸軍總長的舊軍官，這位以漢奸嫌疑罪名批捕的前公用總局局長……他的縱橫跌宕、褒貶不一的一生，卻一直被糾纏在民間傳聞和報刊影視戲說的誤讀和辱罵之中，晚年又猝死在國民黨的監獄中。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本書作者在充分地利用真實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礎上，辨析諸多史料和傳聞的異同，力求完整、客觀而公正地向學術界揭示出民國名人張璧一生真實經歷及其不為人知的生平史事，在此基礎上對他的功過是非給出我們的答案。”

如今，我的書在中共最有權威的近代歷史專題中央編譯出版社正式出版已經12年了，童大白活蛋等人一直未讀，卻就敢出來大放厥詞！

而且，我在該書中詳細提供了張璧支持革命、策反抗日、同時給中共地下黨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服務的真實歷史，包括1943年11月9日，國民政府軍委會電令張璧為“華北軍事特派員”。兩天后，即11月11日，冀察戰區總司令蔣鼎文又下達“字第6444號令”，委任張璧為“平漢路北段軍事特派員”。這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張璧獲得的兩個國民政府認可的秘密職務，他的一切工作將以“策反日偽漢奸、支持國民政府和軍隊”為核心。

廢話少說，我今天我的張璧研究最核心的第六章，全文發布如下：

《民國名人張璧評傳》第六章： 張璧和“天津事件”關係考

所謂“天津事件”，是指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在天津製造的一連串挑釁事件。具體來說，即1931年11月8日晚十點半至28日之間，駐天津日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策動失意軍人李際春臨時招募了2000多人，組成武裝暴動隊，先後多次襲擊天津市公安局、市政府及省政府，以及一些駐外使館和租借地。駐天津日本領事以此為藉口，下令駐紮在天津海光寺的日軍“支那駐屯軍”在閘口炮擊天津市區。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也特別提出所謂“抗議”，並要求國民政府遵守辛丑條約、將軍隊撤出天津、取締一切抗日活動等無理要求。這一連串事件總稱為 “天津事件”。由於參加這次爆動的這些人不穿軍裝，沒有番號，所以習慣上又稱他們為“便衣隊暴亂”。

根據我所看到的有關“天津事件”前後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發給日本外務省的550多封電報來分析，這一事件完全是奉天省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本人，聯合當時駐紮天津的日軍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親自策劃的一起中國爆民襲擊日本駐華使節和僑民的苦肉計事件，目的是以此為藉口，挾持溥儀逃離天津，回到奉天，組建所謂滿洲國，以此來瓜分中國、侵占整個華北的軍事陰謀。這是不能迴避的歷史事實。1931年12月5日桑島致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電報中就已經明確地表明：“8日以來的暴動，天津日僑對土肥原和關東軍的不滿情緒逐漸抬頭。”這句話已經決定性的挑明了事件的知情人（天津日僑）對製造事件的當事人（土肥原賢二和關東軍）的不滿。（引文見日本外務省檔案《天津事件來電及來信2》）

最先主張張璧和“天津事件”有關的出自1931年11月9日舊北平市發行的《晨報》號外。該報主張：“日本人夥同張璧等人一起製造類似奉天事件一樣的天津事件。”這也是事件發生之後張璧曾被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暫時通緝的直接原因。

但是該報的消息來自於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對被捕的便衣隊員的審訊記錄，該審訊記錄以電報的形式，發給國民政府南京鐵道部部長連均，全文如下：“南京鐵道部部長連均鑒。支密。據報載庚晚十一時許，天津有流氓八百餘人攜有槍支，突向中日界之海光寺警署轟擊，當時之日租界中，突開機槍向中國地施行放。我軍警當即拘捕暴徒，供系受張璧、李際春收買。曰庚夜舉事，有日人在內指揮。今《晨報》號外，日軍指揮華人張璧、李際春用鐵甲車、飛機、步兵占津各機關。”（引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中華書局，474-475頁）

這封密電告訴我，它的消息來源是1931年11月9日舊北平市發行的《晨報》號外。密電居然來源於街頭報刊，可見這密電的價值有多廉價。而國內學術界，方兆麟《天津便衣隊暴亂》一文中主張：“便衣隊總部設在蓬萊街太平里6號，李際春任總指揮，張璧任副總指揮”。（《文史精華》，1997年，第1期。35頁）有人主張：“天津警察局特務隊向當時的上級報告：土肥原賢二和漢奸張璧、李際春等，在日租界秋山街張璧住宅內秘密商量便衣隊暴亂。綜合連日來的報道，天津保安隊及時做好了抗擊侵略的準備。”（《天津青年報》，2003年9月15日，《我親眼看見便衣隊暴亂》一文）等等。似乎李際春、張璧任事件的正、副總指揮或正、副隊長成了主流。台灣著名民國史家郭廷以在《中華民國史事日記》11.8條記載中主張：“夜十一時土肥原策動天津漢奸暴徒張璧、李際春等千餘分三路自日租界襲攻河北省政府及公安局，日軍開炮助之。”（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4年）

我想，大陸和台灣雙方學術界的一致點是如下兩點：第一，“天津事件”是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一手製造的。這是沒有疑問的。第二，李際春因為他在偽滿洲國成立後的漢奸行為和他在“天津事件”中的首要分子之地位，也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張璧是否參與了這一事件？當時的張璧在天津幹什麼呢？

根據考證，原來當時張璧正謀劃着要舉行“天津起義”，力求達到將張學良趕出天津的目的。他認為正是張學良的帶兵入關參戰，才直接導致了蔣介石大獲全勝而致馮玉祥的軍事慘敗的尷尬境地。其參與謀劃“天津起義”的主要人員有陳覺生、潘毓桂、李鴻年、石友三等人，證據可見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張璧檔案中對此的記載：“民國二十年糾合同陳覺生、潘毓桂、李鴻年等冬月在天津起義、驅逐張學良之計劃。當時因土肥原等之意見相左。”請注意：這裡的“土肥原等之意見相左”是土肥原密謀策劃“天津事件”，而張璧等顯然是計劃實行“天津起義”。

我在拙著第五章中已經談到了各路反蔣軍，由閻錫山為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為副總司令，傳檄天下，討伐蔣介石。檄文稱：“本總司令將統率各軍，陳師中原，以救黨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國必起而討伐之，今有挾黨部以作威福者，全國人民亦必起而討伐之”。張學良也曾信誓旦旦宣言反蔣，不想卻於大戰中突然倒戈擁蔣出兵，使閻、馮大敗。而張學良東北軍入關控制了京津地區。張璧作為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覺得有負馮玉祥之重託，為了重新奪回京、津兩地，他開始策劃“天津起義”。

接下來，最關鍵的問題：我們再考察一下便衣隊的由來。

1931年1月1日，李際春開始在京、津兩地公開招募便衣隊。當時北平市公安局特別發布了密令“字第1264號”，嚴防便衣隊。該密令說：逆徒李際春在滄州境內以河工名義招有夫民四百餘人，每人給安家費八元，現集於天津東南與滄州交界處蜂窩及受大寺一帶。”就在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務委員長期間，也有便衣隊在北京市內搗亂。如下記載：“有白堅武者，受日人唆使，組便衣隊，並以炮擊永定門。”（見《抗日名將宋哲元家族史料研究》，1992年，376國內印刷本，印刷批准號：津東文圖字（92）第00074號）這些便衣隊應該屬於李際春和土肥原賢二兩人密謀策劃“天津事件”的前奏，和張璧謀劃“天津起義”基本無關。接下來我們需要解決以下幾個核心問題，我相信只要徹底搞清這些問題，張璧和“天津事件”的關係問題便煥然冰釋。

首先，土肥原賢二來天津的準確時間？

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證明在1931年11月之前土肥原賢二與張璧有過單獨接觸。關於土肥原賢二此次來天津的時間，根據1931年11月3日天津地區《益華報》的報道：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賢二從瀋陽秘密抵達天津，住在常盤旅館。而在方兆麟《天津便衣隊暴亂》一文中，則變成“1931年10月27日的傍晚”。（《文史精華》，1997年，第1期。32頁）而在郎維成《天津事件新探》一文中則變成土肥原“10月29日來天津的”。（《外國問題研究》，1993年，第3期，42頁）在小林元裕、萬魯建合撰《天津事件再考——以天津總領事館、中國駐屯軍、日本僑民為視角》一文中，則主張“桑島29日和來津的土肥原……見面”。（《城市史研究》，2012年，9月，199頁）可以說，對於“天津事件”的研究，至今國內學術界還沒有徹底搞清楚土肥原賢二此次來天津的準確時間。試想：距離爆發事件時間只有短短幾天才來天津，土肥原賢二想和張璧見面並取得張璧的信任、讓其答應給他賣命、出賣國家利益，這實在根本談不上。只有一種可能才是土肥原賢二和張璧達成見面和共識。即：張璧想要發動“天津起義”的消息被日軍的情報機構獲悉，作為當時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覺得有機可乘，他通過自己的秘書何澄事先聯繫張璧，打着日軍支持張璧驅趕張學良的愰子和張璧見面。除此之外，再無任何解釋可以說得通。

其次，土肥原賢二和張璧是什麼關係？

案：土肥原賢二和張璧認識的可能條件是：利用青幫的關係。首先，土肥原賢二來拜訪張璧，既不可能直接告訴張璧關東軍想策動溥儀到東北建立滿洲國以實現分裂中國的夢想，也不可能向張璧下令為他自己做事——因為土肥原賢二在東北時為了方便他開展情報工作，他拜師青幫“大”字輩的魏大可，成了青幫“通”字輩的弟子。按照當時的青幫晚輩拜見長輩的習慣，他來見張璧只能以同門師侄的身份，或晚輩弟子的身份，達到認識張璧的目的。他們之間的關係僅可限於此。有些文章臆說張璧成了賣身投靠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的小漢奸和馬仔，這完全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杜撰和猜測。張璧從十八、九歲開始跟隨吳祿貞在延吉工作時，就已經十分了解日本人的野心和特點。而且是張璧最先將土肥原賢二的名字改叫“土匪原牛二”，我們不妨可以從中看出張璧對土肥原賢二的真實態度。後來，“土匪原牛二”被簡化叫作“土匪原”，成了土肥原賢二在華期間臭名昭著的一個外號。真正介紹土肥原賢二和張璧認識交往的人是何澄，他是土肥原賢二的中國青幫“悟”字輩弟子和秘書。這一點也被舊北平特別市公安局內部檔案中所如實地記載。

第三，張璧和李際春是什麼關係？

案：李際春生於1877年，卒於1950年。字鶴翔，回族，直隸豐潤南關人。他17歲考入開平武備學堂騎兵科，和吳佩孚是同窗好友。因為征討蒙古叛亂之功，被封為際威將軍。1925年開始，他在張宗昌手下任第九軍軍長。1926年，李率第九軍打天津軍閥李景林失敗後逃，被張作霖通緝。於是，他遂亡命天津日租界須磨街新德里開始了他的隱居生涯。1931年10月，土肥原賢二來到天津後，他接受了土肥原賢二的任命，公開招募當地青幫“悟”字輩弟子袁文會、曹華陽、蕭雲峰、高鵬九等人，以及一些地痞流氓等2000多人，組織所謂的便衣隊。總司令部先後設在萬國公寓樓上28號和蓬萊街太平里6號。他們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天津事件”。事件發生後，他隨同土肥原賢二，挾持溥儀，逃到了奉天。1932年，土肥原委派在大連的李際春為“救國軍”總司令。1933年5月，李際春在秦皇島成立了“偽冀東政務廳”，自任廳長，並向各縣委派縣長、公安局長。1935年11月25日，薊密專員殷汝耕叛變投靠日軍，成立了“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50年12月，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中，李際春在天津被捕，被以漢奸叛國罪處決。請注意：李際春根本不是青幫弟子！這是決定了他可以委託袁文會等人組織便衣隊、接受土肥原賢二任命成為天津便衣隊隊長的前提條件。那麼，同住在天津日租界的張璧，肯定認識李際春。他們的人生遭遇是相似的，即；都是失意軍人。但是他們的關係不可能親密無間，因為李際春是吳佩孚的同窗好友，而恰恰吳佩孚是張璧在北京參與首都政變期間的軍事對立面。就這點而言，已經決定了他和李際春只可能是貌合神離的關係。

第四，張璧是否親自組織並參與了這一事件？

前面引述的方兆麟等人主張張璧親自參與了這一事件的觀點，任副總指揮、副隊長之類的觀點等，筆者注意到；在小林元裕、萬魯建合撰《天津事件再考——以天津總領事館、中國駐屯軍、日本僑民為視角》一文中，根本沒有涉及張璧的問題，這值得深思。

如果1931年11月9日舊北平市發行的《晨報》號外的記載是新聞界的猜測的話，那麼當時的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樹常、天津特別市市長張學銘二人聯名給國民政府的密電，就基本上是定論了，電文如下：“查事變發生以前，即迭據密報，失意軍人李際春等人受日人指使，招集便衣隊千餘名，在日租界蓬萊街太平里六號設立機關，以李為總指揮，擬於八、九兩日在津密謀暴動，等情。經即與駐津日領交涉，要求將張璧引渡，以遏亂源，業經日領許可。乃我方特務會同日警前往拘捕時，該犯業已事先逃避。”（引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中華書局，479頁）這一點極其重要！即：“天津事件”真正發生前，張璧得知他想發動的“天津起義”已被泄露，張學良下令天津警察前來日租界抓捕他，他在從內線那裡得到消息後立刻於11月7日晚，也就是“天津事件”爆發前就先離開了。因此，目前為止，有關“天津事件”的各類著作和論文中所謂的張璧在現場指揮和帶領2000多名便衣隊發動暴動之說，在鐵的證據面前已經失去了事實和證據支撐。比如，台灣著名近代史學者郭廷以在《中華民國史事日記》11.8條記載中主張：“夜十一時土肥原策動天津漢奸暴徒張璧、李際春等千餘分三路自日租界襲攻河北省政府及公安局，日軍開炮助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4年）郭著代表了台灣學術界的基本觀點。但從上述幾封密電可知，此說是不當的，違背了歷史事實。

另外，袁文會、曹華陽、蕭雲峰、高鵬九等人全是青幫“通”字輩白雲生的弟子。他們管張璧要叫師爺。輩份的差異，使張璧也不可能接納他們成為自己的好友。更何況這2000多人又是“悟”字輩弟子袁文會等人招集來的弟子和打手，張璧的青幫老大的地位，絕非是這些和他差了三、四代的青幫走卒們想見就可以見到的人物。筆者特別分析了這些青幫份子之間相互的輩份和關係，是為了說明張璧不可能成為什麼副隊長去直接指揮這些份子製造如此事件。用句江湖話說，張璧輩份太大，他和孫子輩、重孫子輩的青幫弟子一起這麼幹，又給他們當副隊長，他實在丟不起青幫“大”字輩弟子張璧這張臉！我想：至今依然主張“張璧是土肥原賢二任命的天津便衣隊副隊長”的人，完全沒有意識到這裡面存在着如此重大的輩份和地位差異。這是張璧不可能和土肥原賢二合作的另一社會基礎原因。

但是，上述電報和文章也證明了一點，即：“天津事件”發生前，張璧至少是部分參與了和土肥原賢二、李際春等人之間的謀劃。從早年軍事生涯開始，張璧就擅長當參謀。而當時他正策劃以驅趕張學良為目的的“天津起義”，他和土肥原賢二的計劃真是“同床異夢”。即：張璧當時謀劃和要發動的是“天津起義”，而土肥原賢二想要製造的“天津事件”。這兩者有本質的區別。這一本質區別乃在於：張璧想發動“天津起義”，目的是反對東北軍侵占天津和北平。而土肥原賢二想製造“天津事件”，目的是將溥儀從天津帶到奉天，成立滿洲國！顯然，張璧誤以為土肥原賢二來天津是支持他發動“天津起義”的。因為，從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再到直、奉大戰，幾乎每一次中國出現的重大政治和軍事行動全有日本軍方和政府在幕後支持。作為孤家寡人的張璧也不例外的產生了想利用日本人的勢力和支持達到將張學良驅出天津的效果。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當時的張璧根本不了解也完全不可能知道土肥原賢二製造“天津事件”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因為在“天津事件”真正爆發前，當時只有桑島總領事和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等少數幾個人知道。他們的計劃得到了關東軍高層的特別批准，並被視為最高絕密。

我們再看看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張璧檔案》中對此的記載：“民國二十年糾合同陳覺生、潘毓桂、李鴻年等冬月在天津起義、驅逐張學良之計劃。當時因土肥原等之意見相左。”該原始檔案照片和提示句照片左右並列，上述引文，我們以標示線提示：

所以“因土肥原等之意見相左”，即：土肥原賢二想製造“天津事件”，目的是將溥儀從天津帶到奉天，成立滿洲國！而張璧想發動“天津起義”，目的是反張，與溥儀之去留毫無關係。既然如此相左，張璧怎麼能聽從土肥原賢二的指揮呢。所以“天津起義”和“天津事件”是兩個歷史事件，不應將其混為一談。這是筆者首先從中日兩國之間數百封絕密電報和檔案文獻中發現並提出的對“天津事件”與“天津起義”區別的最新解釋。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發現在“天津起義”問題上，張璧的確有過錯，他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策劃了一場反張學良的行動，結果被土肥原賢二所利用。但是絕非現在有些文章所說的那樣是什麼賣身投靠土肥原賢二、甘當漢奸的賣國行為等等不實之指控，而是如我們上述分析所言，他無意中被土肥原賢二計劃發動的“天津事件”所覆蓋，形成了案中案！

第五，事件後，張璧是否逃亡了瀋陽？

事件發生後，據說震驚了整個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曾下通緝令，通緝他”。目前為止，我沒有找到這一通緝令及其相關證據。而這裡的“乃我方特務會同日警前往拘捕”特別重要地告訴我們：通緝張璧發生在“天津事件”之前的11月7日中午。通緝令來自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而非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或者說直接來自張學良的特別密令。因為有人向天津特別市警察局密告了張璧等人正招聘人馬、計劃發動“天津起義”這一情報。這一密報被直接通報給了張學良，引起了張學良的憤怒，這才有了通緝張璧的結果。

隨着張璧的被通緝和離開天津到大連，張璧幻想中的“天津起義”徹底流產，而土肥原賢二和李際春直接指揮的“天津事件”在11月8日晚十點半左右卻正式開始登場。

而且事件發生後，張璧並沒有“挾持溥儀，隨同土肥原賢二一起逃到瀋陽”——因為，無論是當時的瀋陽還是後來成立的滿洲國，均沒有他認可的一席之地。我們從上述的電報“經即與駐津日領交涉，要求將張璧引渡，以遏亂源，業經日領許可”，可以發現：日本駐華領事館桑島同意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抓捕想要發動“天津起義”的他，可見張璧與日方並非合作關係。從這時開始，天津事件的暴發及暴動的實際指揮官只剩下李際春和土肥原賢二了，已經與張璧沒有任何關係。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事實。但是，當時的大連對張璧來說也不是久留之地，故而他又躲避到上海，一直住在上海的某個租界中。因此，郭廷以在《中華民國史事日記》11.8條記載中主張的所謂“暴徒主腦張璧逃赴瀋陽”之說是不準確的。

事件發生後，被通緝的張璧，在上海直接或間接的和那裡的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取得聯繫，主動說明情況，尤其是他在“天津事件”前已將事變的消息通報給張學銘，這一“主動歸順中央”的行為，取得了國民政府對他的諒解。1932年，張璧曾偷偷潛回舊北平家中，看望親人。然後又迅速返回上海。一直到1933年底，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解除了對張璧的通緝之後，張璧才回到北平安居。

第六，天津事件後張璧和李際春之間形同陌路的關係。

天津事件後，張、李二人從此沒再發生過任何交往。國內很多文章主張 “天津事件後，便衣隊被打散了，不復存在了”等等。其實，這一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在“天津事件”中被打死、打傷和被捕的便衣隊人員，不到該組織的七分之一，絕大多數人事後全跟隨李際春一起逃往東北，成了關東軍第八師團下屬的“民團游擊隊”。李際春化名“丁強”，繼續擔任這支當時已經有6000多名偽軍的總司令。我們在此引用日本學者古屋哲夫《日中戦爭にいたる対中國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一文中的觀點，加以佐證如下：

這段文字的譯文大致是：這個李際春，1932年春天在天津、北平等地非常活躍。石友三對此一面寄託着期待，一面又與劉桂堂取得聯繫，希望能得到韓復榘的援助。但是1932年前後，日本在熱河、華北等地的政治謀略並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湯玉麟和省主席韓復榘一般人馬卻紋絲不動，很明顯只是劉桂堂、李際春在關東軍的支配下行動。日方也明白，如果沒有關東軍的幫助，劉和李也不可能幹任何事的。進入1933年以後，關東軍方面的計劃是：希望湯玉麟採用和平的手段與滿洲國合併，以武力平定熱河省,實現以長城作為滿洲國南部邊境的作戰方針。根據2月17日發布的作戰命令：(1) 關東軍第6師團為主力，向熱河省東部、內蒙古方向進攻。(2) 關東軍第八師為主力，從熱河省南部向河北省方向進攻。同時，在使用的軍隊劃分上，“滿洲國的軍隊”作為歸屬於關東軍第六師團指導的區處部隊，“護國游擊軍軍長劉桂堂”所領導的一部分人馬也加入進來。另外作為歸屬於關東軍第八師團指導的區處部隊，負責人是“救國游擊隊長丁強”。這個丁強就是李際春的別名。

當漢奸殷汝耕在舊北平的通縣成立“冀東反共自治政府”時，李際春又帶領着這支“民團游擊隊”來到通縣，成了“戰區雜軍編造委員長”。試想，如果張璧真的是便衣隊的組織者，那麼他出任關東軍第八師團下屬的“民團游擊隊總司令”或者“戰區雜軍編造委員長”，那才是順理成章的漢奸行為。但是，當張璧明白11月8日當晚所發生的的一切時，他再也沒有和李際春聯繫過。就是在舊北平時代，他在宋哲元那裡當冀察政務委員會的顧問、冀察政務委員會參議會的常務委員時代，也根本無視緊鄰着他的“戰區雜軍編造委員長”李際春的存在。

這裡還有一點長期被學術界忽視。即：

當時土肥原賢二住在天津日租界石山街三野公館。而密謀“天津事件”之地也是在這裡，而非國內有文章中所宣揚的在張璧日租界的駐地——秋山街崗辰住宅。且李際春實際招聘人馬的辦公地點是在日租界的蓬萊街太平里6號。

最後，讓我們再看看日本駐天津領事館桑島總領事發給日本外務省的那封絕密 “第553號密電”的內容：讓我們分析一下當時的日本政府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該電報局部照片如下：

這段日文的中文譯文為：接到了張璧被張學銘收買的諜報。七日開始，萬一真的施行此計劃的話，便衣隊將迅速切割與軍隊的聯繫，而軍方將斷然否認與此相關。實際情況是當時八日夜十時以後，決定實施暴動。另一方面，張學銘由於有了內線，八日全天一直保持警戒狀態。和保安隊的預期相互呼應，拘捕了李際春的便衣隊員，這次暴動的結果完全地失敗了。

這封絕密的電報透露出這樣一點有價值的情報，即：

張璧曾於事件前將土肥原賢二可能要發動的“天津事件”這一消息，偷偷地密報給了張學銘。這才是八日白天張學銘領導下的天津警察局和保安隊保持警戒狀態的直接原因。而張璧的這一“出賣”土肥原賢二的正義行為，已經被日本領事館在天津地區的間諜所獲知，並通報給了桑島。

到此為止，可以發現：張璧的“天津起義”和土肥原賢二的“天津事件”幾乎是並行的兩個行動。但是各自的目的和指向卻完全不同。張璧真不愧是軍事高參的老江湖，他利用了土肥原賢二，又出賣了土肥原賢二。他想驅趕張學良，又利用了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長期擔任作戰參謀的陸軍中將張璧真的不是白給！他在沒有任何職位和軍職的情況下，居然通過自己的謀略調兵遣將，以日攻日，以華治華地為自己開脫。我們不想掩飾張璧在謀劃“天津起義”中的過失和錯誤，但是張璧也不需要承擔違背歷史事實的罪名、更不需要承擔“天津事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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