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潮奪弟命，撥雲見日泯恩仇。

直言寫信陳雲府，豈料官途掉轉頭。

話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一份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自此，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悄然展開，人們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初，它被描述為清除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但很快，它像潮水般，沖刷着一切舊的秩序與生活：抄“牛鬼蛇神”的家，揪斗“走資派”，奪回失去的權力。

清華大學的校園，也未能倖免。紅衛兵的組織分裂為不同派別，爭奪權力的聲響填滿了教室與宿舍。蒯大富領導的“團派”，自稱“井岡山兵團總部”，號稱“老團兒”，得到了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撐腰支持，是主流勢力。另一派，“四一四總部”，相對溫和，仍保持在野姿態。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一四發布了大字報《四一四思潮必勝》。不久，毛主席接見了蒯大富等人，言辭冷峻地指出，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可能必勝。自此，團派開始有意尋找文章作者，懷疑清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徵啟是幕後“黑手”。然而，這一切只是猜測，沒有確鑿證據。

一九六八年除夕，羅徵啟被抓，關在北京郊區延慶縣西撥子公社三堡村。這個地方，他並不陌生。幾年前，他曾帶領學生在此地駐紮、寫作、總結經驗。被關押的夜晚，他悄悄思忖逃跑的可能。三月二十七日半夜，他從二樓跳下，腳腕扭傷，卻艱難地向昌平輾轉，終於聯繫到四一四總部。四月一日，他回到了清華科學館。

然而，家中並不平靜。團派專案組前來抓捕其父，翻取照片。他的胞弟羅征敷試圖逃脫，卻被擒，慘死在清華甲所，屍體被送往北醫三院。公安局調查，認定責任難分，孫耘被作為首犯送至海拉爾關押。

孫毓星，曾是河北理科狀元，家庭成分不佳，卻在青年時期投身紅衛兵，化名“孫耘”，以求“革命表現”。十年後，他仍在海拉爾監獄度日，悔恨與年輕無知的影子，伴隨他每一個清晨與夜晚。

一九七七年八月，文革正式結束。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劉達找回羅徵啟，要求他重組宣傳部，並處理政策落實。儘管羅征敷之死已經結案，他的心中仍有無法釋懷的陰影。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一個名叫孫錚的女子來到羅徵啟家，請求原諒。這孫錚原是團派專案組成員，後與孫耘結為夫妻。她說：“當時我們年輕無知，傷害了你和你的家人。”羅徵啟沉默片刻，將她帶到辦公室，寫下信件，請求海拉爾公安局釋放孫耘。孫錚淚流滿面，感激地離開。

一九八〇年的春節，清華的雪尚未完全消融，空氣中有些清冷。孫錚和孫毓星帶着行李踏入羅徵啟家門。屋裡整潔，窗外枝條上還掛着晶瑩的雪花，陽光透過窗櫺灑進屋裡，映在桌上幾本舊書和一盞茶盞上。

孫毓星神色複雜，輕聲道：“羅老師，海拉爾公安局放了我。他們看了您寫的信，說態度誠懇，沒有不同意見，就同意釋放。”

羅徵啟看着他，心裡微微鬆了一口氣：“出來了就好，好好干吧。”

孫錚低下頭，聲音幾不可聞：“羅老師，我來，是代表孫耘請您原諒。我們當年年輕無知，傷害了您和家人。很對不起。”

羅徵啟沉默片刻，點頭：“你們的心意我知道了。這件事，就此了結。”

一時間，屋裡靜得只聽見茶杯輕輕碰撞的聲音。陽光斜斜地灑在孫毓星的肩上，他突然覺得肩頭的重擔似乎減輕了一些。

幾個月後，孫錚夫婦參加了高考，報考哈爾濱工業大學。成績出來時，孫毓星總分四百一十五點七五分，名列第一。只是，檔案上那一行“反革命殺人犯”的記錄仍在，學校一度猶豫不錄取。

羅徵啟思忖片刻，提筆寫信給學校黨委和黑龍江省招生辦，並轉至省委。他在信中寫下沉穩而直白的話：“孫毓星業務尖子，年輕時犯過錯誤，十多年已受懲罰。應予機會，不應成為社會負擔。”

不久，黑龍江省委派人核實，王易辰、胡耀邦等領導也都看過信。胡耀邦最終批示：“人才難得，既往不咎，研究生應上。”

春風拂過窗櫺，屋裡瀰漫着陳年的書香與茶香。羅徵啟望向窗外，心裡默默嘆息：許多事情，若以原則處理，終究可以得到正當的解決。

多年以後，二〇〇五年，孫毓星夫婦帶着女兒在北京，請羅徵啟吃飯。共有十二個人，既有當年的團派，也有四一四派。氣氛安靜而溫和，仿佛風雪已經在歲月里融化。

席間，孫毓星請羅徵啟與全家合影。他對女兒輕聲說：“你要記住這位爺爺，他是我們家的大恩人，沒有他，就沒有我們家，你一定要記住。”

他以德報怨的行為，在社會間傳為美談。然而，他知道，這背後付出的代價，無人能見——沉默的代價，冷峻而深重，像一層厚重的夜幕，覆蓋在歲月的盡頭。

一九七九年，清華大學的校園裡又掀起了波瀾。教師之間低聲傳着一條消息：陳元公費出國。消息如同一陣風，迅速傳遍各個院系，引得議論紛紛。羅徵啟肩負教師的政治思想工作，他知道，這件事不能僅憑耳聞。傳言的源頭，據說是清華外事辦公室。

他走訪教育部，希望核實情況。蔣南翔部長不便直接詢問，他找到了李兆漢——已調入教育部，任《中國教育報》總編輯的人。李兆漢說的情況，與外事辦公室如出一轍。

陳元，陳雲之長子，曾在清華自控系讀書，後考回精儀系研究生，又轉入經濟管理系。對於公費出國，他向國務院副總理王震提交了申請。陳雲與王震曾一同被疏散至江西，私交甚好。王震看了報告，批了一個字：“同意”，並指示外事辦辦理手續。

報告轉至清華，劉達批示：“同意，轉外事辦。”外事辦的人卻面露為難——公費出國要考試，名單早已確定，陳元未考便特批，勢必影響他人。局裡有人嘆息：“我們怎麼向群眾交代？”

消息迅速擴散，清華、北大都知曉了。罵聲鋪天蓋地，罵陳雲，罵王震，罵劉達。羅徵啟坐在辦公室里，聽着風聲與議論，心裡既沉重又無奈。他問劉達的秘書王樂銘：“劉達為什麼批同意？”

王樂銘解釋：“老頭兒曾在東北跟陳雲共事兩年，這事就順手批了。”

清華有規矩，團委管學生思想工作，黨委宣傳部管教師思想工作。教師們的不滿，讓羅徵啟兩日難眠。他決定寫信給陳云：

陳雲同志：

陳元同志想公費出國，他的願望可以理解，但此時不合適。公費出國需考試，本期名單已定。此舉使工作難以開展，也影響不好。群眾已責罵中央領導同志。請您干預，這批不要讓他出國。若改為自費，也須考慮影響。以後有機會再安排。

致禮！

羅徵啟

信件還請宣傳部幹部胡大炘簽名，以示並非私自之舉。信交給人民日報保育鈞，請他轉交社長胡績偉，再呈陳雲本人。消息很快傳回：陳雲住院，信由秘書代收。

清華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後，劉達召集羅徵啟留下，面色陰沉：“陳元來電話，說有人告狀。羅徵啟，這事你知道嗎？”

羅徵啟坦白：“我知道，是我寫的信。”

劉達大聲責問：“如此重要，你為何不先匯報？”

羅徵啟冷靜答道：“劉達同志，是您批錯了，群眾罵陳雲，我不得不反映。我豁出去了，信的內容未擴散，您仍可在陳雲面前為我美言。”

劉達沉默片刻，似乎明白了。他緩緩說：“陳雲秘書和我商量，這批不讓他出國。這樣處理，你還有意見嗎？”

羅徵啟微微點頭：“群眾不再責罵中央領導，問題可平息。信是為反映情況而寫，不求他人理解，只希望大家知曉。”

陳元對結果不解，向董新保老師抱怨：“父輩打下江山，我出國這點事還如此麻煩。”

最終，陳元在社會科學院辦理出國手續。事情落下帷幕，風聲漸息。劉達與胡耀邦關係尚好，政治開明。陳元事件過去後，羅徵啟也被提拔為清華黨委副書記。

羅徵啟坐在辦公室里，看着窗外春日陽光灑在校園老槐樹上，心中平靜。許多事，終究需要以冷靜與原則去化解，而非爭吵與憤怒。風吹過，紙頁輕輕翻動，他似乎能聽到時間靜默的回聲。

一九八〇年初，胡耀邦找劉達要幹部。胡耀邦說：“我想跟你要一個年輕人，你能不能給我調來？”

劉達問：“你說的是誰？”

胡耀邦說：“名字我記不得了，是學建築的。”

劉達說：“你是要羅徵啟吧？”

胡耀邦說：“是，就是他。快給我調來！”

北京市委聽說要調羅徵啟離開北京市去團中央，就趕緊以北京市的名義把羅徵啟送到中央黨校“第一期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中央也同意了。劉達親自送羅徵啟到中央黨校報到。班主任是劉達夫人汪瓊。班上有七八十人。這批學員是當時中青年幹部中行政級別比較高的，因為文化革命耽誤了，所以年齡都偏大，羅徵啟當時已四十六歲，在班裡年齡還算比較小的。分兩個班，十七支部和十八支部，羅徵啟是十七支部支部書記兼班長。尉健行就在這個班，田紀雲是另一個班的副書記。

按說進中央黨校就是為了再上一層樓。

尉健行後來當了中央紀委書記，田紀雲也做了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開學沒幾天，突然胡啟立從天津來，找羅徵啟談話，他問：“聽說調你到團中央，你不願去？這是耀邦點的名。”

羅徵啟說：“我已經四十六歲了，到團中央工作年紀太大了。”

胡啟立說：“我回團中央時已經四十九歲了，比你現在還大好幾歲。現在是缺人的時候。”

羅徵啟說：“我跟你不一樣，你是回團中央，我在團中央一個人也不認識。”

胡啟立說：“你本來是團幹部。耀邦說什麼，我們團派幹部只能說yes，不能說no。下半年就來調令。不等學完，提前分配報到。”他又強調說：“這是中央點的名，你不能任性。我是受中央的委託通知你的，調你就得走。”

不久，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王照華找羅徵啟談兩次。第一次是隨便談，第二次王照華對羅徵啟說：“有人反映說你思想有點偏激，你以後說話做事要注意點。”

羅徵啟說：“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也知道說我偏激是指什麼，但我當時的工作性質和黨性原則要求我必須那麼做。”

快放寒假時，王照華到中央黨校調人，他本想調兩個人，一是田紀雲，到國務院任副秘書長。二是羅徵啟，到團中央任書記。但最後調令中卻沒有羅徵啟了。

幾年以後王照華說，當時組織上不僅考慮讓羅徵啟當團中央書記，還有更進一步的安排。但因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說：“聽說這人有點偏激，是不是再看一看吧！”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姚依林同志任秘書長。一九七九年三月，姚依林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經濟工作。可以說，姚依林是陳雲線上的鐵杆。

這樣羅徵啟調任團中央的事就作罷了。

胡耀邦因此很生氣地說：“他們不用，我自己安排，你們不要管！”

羅徵啟的仕途的上升通道從此被堵死了。

一九八一年暑假培訓班畢業了，大部分人都安排了工作，但沒有安排羅徵啟工作，中組部沒有安排，清華也回不去了。

羅徵啟只能在家“待業”。

羅徵啟“待業”的那段時間，教育部副部長高沂打電話讓羅徵啟去他家一趟，說有要緊事兒。高沂曾擔任清華的黨委副書記，和羅徵啟也算是關係很近的同事。到高家後，高沂說：“南翔同志授權我跟你談話。問你為什麼要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

羅徵啟說：“高沂同志，你信嗎？”

高沂說，不信。

羅徵啟說：“我不是搞經濟的，我也不懂經濟，我怎麼會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文革期間我和梁鴻文到你家，罵江青，罵文革，我們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我如果真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我會瞞你嗎？”

高沂自說自問：“南翔同志怎麼會有這個信息呢？”

羅徵啟把陳元出國的事跟他講了一遍。高沂說：“南翔同志那兒我去說一說。你的事兒我明白了。包餃子吃！”

於是，羅徵啟就在高沂家一起吃了頓餃子。

一九八一年冬天，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到羅徵啟家，羅徵啟正在翻譯建築方面的技術資料。

胡德平說：“你關心點政治吧，不要完全鑽到技術里去了。”

“待業”七個月後，中組部才讓羅徵啟回清華，仍擔任去黨校學習前的職務——黨委副書記。中組部告訴羅徵啟，不能去團中央，是“陳辦”不同意，“陳辦”就是陳雲辦公室。

一九八三年春節後，羅徵啟接到香港清華大學同學會建築系同學的信。信中說：我們這裡聽說你要來深圳籌建深圳大學，香港同學歡迎你來深圳。

羅徵啟拿着信問劉達是怎麼回事。劉達說不知道，還說：我是不會調你去深圳的，我沒有這個意思。

原來是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正在為深圳大學找校長，恰好教育部副部長張健到深圳。梁湘請他推薦黨委書記和校長。

張健曾在清華當過黨委副書記，他說：清華的羅徵啟合適。

張健還建議可以把錢偉長調來當頭面人物，讓羅徵啟全面負責。張健是個“大炮”，可能是他把這事兒說出去了。

劉達到深圳出差時，對梁湘說：羅徵啟是廣東人，會講廣東話。錢偉長已經去上海工業大學當校長了，你們找張維吧。羅徵啟可以主持工作，他能團結人，但清華還是想用羅徵啟。

早在“四人幫”倒台前，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就打算安排羅徵啟調離清華。當時，劉冰對羅徵啟說，你在這裡，遲群總盯着你，將來還是要整你的。

遲群是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

劉冰想讓羅徵啟去李昌那裡當秘書長，李昌那時是中科院黨組書記，以後讓羅徵啟接李昌的班。

粉碎“四人幫”以後，李昌、蔣南翔、劉達在一起商量，說：劉達需要人，讓羅徵啟留在清華吧。羅徵啟就沒走成。

一九八三年五月，劉達退休，林克任清華黨委書記。三月，林克找羅徵啟談話，說調令來了，調你去深圳。

羅徵啟說：“我去深圳合適嗎？上級會不會同意？深圳那可是邊境啊！”

林克一下子若有所思地說：“我明白。今天不談。”

第二天一早，林克又通知羅徵啟去，他說：“三部一辦都同意你去。你就去吧！”

羅徵啟說：“哪‘三部一辦’？我知道三部是教育部、中宣部、中組部，一辦不會是是中央辦公廳吧？”

林克說，“不是，是‘陳辦’。”

從工作分管範圍上看，羅徵啟到深圳大學的事應當與陳辦沒有關係。看來，羅徵啟一直在“陳辦”監控之中，也一直沒有跳出“陳辦”這個如來佛的手掌心。

不久，教育部由副部長黃辛白主持開了一個會，清華的校長高景德、副校長張維和羅徵啟，人大的副校長謝韜和方生教授，廣東省高教局的副局長黃其江和潘澤琳參加了會議。黃辛白說：“中央已批准建立深圳大學，請清華、北大和人大支持，現第一批調張維任校長、羅徵啟任黨委書記，方生任副校長抓教學。今天請大家來具體落實。深大已經招生了，九月開學上課，還沒有校長呢！”

高景德、謝韜分別代表清華和人大發言表態支持。張維和方生表示同意，只有羅徵啟不說話。黃辛白點羅徵啟的名，要他表態。

羅徵啟說：“我還在考慮，我現在在清華忙得很。聽說深大現在只有不到二十個黨員，又聽說實行校長負責制，我去深圳大學當黨委書記，怕沒事幹。”

黃其江說：“我明白了。今天先不定吧，我明天到清華去拜訪你，我們用家鄉話談心。”

第二天，黃其江果然到訪，他說：“廣東省委常委連夜開會，聽取他的電話匯報，決定聘請羅徵啟同志任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主持深大的全面工作，即第一把手。”黃其江又補充說：“你也不忙表態決定，省委還決定請你、張維和方生先回家鄉看一看，然後再作決定不遲。”

八月底，羅徵啟一行人來到廣州，見了廣東省、深圳市領導，又到深圳參觀了深圳大學未來的校址。一平方公里，一片荒地，一張白紙，羅徵啟感到這是自己施展才能的地方，而且天高皇帝遠，干擾會少一些。

在和深大籌備辦的二十幾位教師和工作人員見面的時候，張維、方生兩位表了態，羅徵啟利用這個機會講了幾句話：“同志們，大家辛苦了。很對不起大家，我來晚了。”

廣東省教育局的同志立即打長途電話向高教局匯報說：“羅徵啟同意來了。他說，對不起，我來晚了。”

離別清華時，羅徵啟去向副校長張光斗老教授告別時，張光斗說：“你去深圳既合適，又不合適。”他進一步解釋說：“不合適，是指你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你不懂資本主義，深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你怎麼應付？”

一次，接待中外記者，當大家站在當時深圳最高樓（國商大廈）的樓頂上觀看深圳全貌時，一位香港記者問羅徵啟有什麼感想。

羅徵啟說：“我來深大之前，一位老同志告訴我，深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到這裡一看，我覺得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因素最多、最好的地方！這裡建設速度快。難道慢才是社會主義，快反倒是資本主義？”

中央很多領導人都去過深圳，但是陳雲從未去過深圳。陳雲夫人于若木去過幾次深圳，但從不沾深圳大學的邊。

一九七九年，恢復中紀委，陳雲任中紀委書記，何東昌當了中紀委委員。他就把自己當做陳雲的人了。何東昌知道羅徵啟到深圳大學，就對李兆漢說：“讓他去吧，反正這個學校建不起來！”

聽了李兆漢的話，羅徵啟汗毛都豎起來了。原來陳辦是不看好深圳大學，才同意把羅徵啟放出五行山的。

羅徵啟調去深圳大學雖然沒有在仕途上一落千丈，但是在很多人來看這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地方。

羅徵啟主持規劃、建設了深圳大學校園，並締造了一種自由、開放的大學校園氛圍。

一九八三年秋，深圳的天空高遠而明亮，空氣中夾着初秋海風的鹹味。羅徵啟站在未來的深圳大學校園工地上，腳下是剛平整的土地，遠處，幾棟低矮的建築孤零零地矗立。工地上塵土飛揚，機器轟鳴，工人忙碌得像螞蟻。

他慢慢地走着，手指輕輕觸摸石砌圍牆的邊角，心裡有些發緊。清華的校園已經遠在北方，那裡有熟悉的道路和面孔，而這裡，是一張白紙，一片荒地。他想到中央和廣東領導的期許，也想到陳辦的審視目光，仿佛無形的手一直在背後觀察着他的一舉一動。

籌備辦的二十幾位教師站在會議室里，有的低頭翻着資料，有的望向窗外的工地。羅徵啟走進來，環視眾人，輕輕點頭：“同志們，大家辛苦了。我來晚了，對不起。”

話語簡單，卻在空氣里沉甸甸地落下。有人輕輕點頭，有人沒有表情，只是靜靜看着他。深圳這片土地，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未知，甚至帶着幾分不安。

離別清華時，羅徵啟去向副校長張光斗告別。張光斗的眼神里有一絲複雜的光：“你去深圳既合適，又不合適。”

“怎麼不合適？”羅徵啟問。

張光斗緩緩搖頭：“你是在紅旗下長大的，深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你要學會應付它。”

他笑了笑，笑得淡而無力。紅旗下的規則與現實面前的混亂、利益和速度，總是讓人既熟悉又陌生。

開學前夕，羅徵啟站在深圳大學未來校址的空地上，望着遠處的海平線。幾聲海鷗的鳴叫掠過，陽光在海面閃着銀光，像是一種暗示：一切都可以重來，但也未必安全。

他想到清華那些老同事，想到了曾經的文革歲月，想到了陳元出國的風波，想到了自己堅持原則的時光。無數次，他在黑夜裡輾轉反側，想象如果自己退讓，事情會怎樣；如果堅持，又會怎樣。

深圳大學的籌建如同一個巨大的謎題，每一磚一瓦都要自己親手審視，每一條規章制度都要自己定調。羅徵啟開始規劃校園、選拔教師、制定學科建設方案。他強調自由與開放，希望這所大學能有不同於北方老校的氣息。

一次，接待中外記者，站在深圳國商大廈樓頂，望着這片荒蕪與繁華交錯的城市，記者問他：“您的感想如何？”

羅徵啟微微一笑，目光穿過高樓，穿過遠方的海面：“有人告訴我，深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到這裡一看，我覺得，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因素最多、最好的地方。建設速度快，並非資本主義，而是我們的效率，是我們的機會。”

陽光照在他的肩上，風吹亂了衣角。羅徵啟知道，前方有無數挑戰，也有無數機會。他不再思考仕途，也不再在意權力的高低，只想讓這片白紙在自己手裡，畫出一所大學應有的樣子。

工地上，機器轟鳴，塵土飛揚，年輕的教師們在各自崗位上忙碌。羅徵啟的背影在陽光下拉長，孤獨而堅定，像是一根立在荒地上的旗杆。

歲月靜默，卻將每一個堅持原則的人都銘刻在歷史的紋理里。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發生了政治風波。這場風波是由北京學生、群眾悼念胡耀邦同志開始，逐步演變為北京各高校學生“反腐敗”、“反管倒”的學潮，並迅速席捲全國，最後將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被鎮壓。深圳也當然會捲入其中，不可能置身世外。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後，深圳大學才有悼念活動。直到九月份新學期開學，整個期間深圳大學本科只停課一個半星期。相對全國其他大學，深圳大學的問題並不算嚴重。

事後廣東省委派人到深圳大學收集情況，在學生中收買材料，有關羅徵啟的情況一條十元錢，重要情況一條十五元。

五月二十日，有個學生找羅徵啟，說是鮑彤要我給跟他聯繫。

鮑彤是趙紫陽的秘書，後因泄密、煽動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

“六四”以後，“取消黨的領導、淡化黨的領導”成了羅徵啟的第一大罪狀。工作組的人說：取消黨的領導，連黨的經費都取消了，還不是取消黨的領導？工作組把羅徵啟送到廣州叢化“反思”，隨後組織深大師生對羅徵啟進行背靠背地揭發。

其實，“淡化黨的領導”這句話是趙紫陽講的。羅徵啟講的是黨的機關、黨的機構要簡化，黨的形象要改變。

其實早在一九八七年，就開始了對羅徵啟的批判。

一九八七年，羅徵啟訪問了幾所大學，其中有三所教會大學。十月底，羅徵啟來召集黨辦的幹部開會，說：“這次出國使我非常震撼。在某些方面，我們共產黨不如美國教會。我看到三所教會大學，所有的校產、校舍、設備都是教會出錢。教會還設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令我最感動的還是全體教職員工都是教會的成員，教友，都是義務地工作。我看到一個花房裡有位老人在修剪花枝，我問他多大年紀，他說七十八歲。原來他早就退休了到這裡來義務工作，是教會派來的。而我們的黨吃人民的，拿人民的，什麼也不給人民，還要人民熱愛我們、聽從領導，這樣能行嗎？能長久嗎？”

羅徵啟在深大開會時，提出四條建議，希望大家支持：第一，從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學校取消黨組織的活動經費撥款，由黨組織自籌資金；第二，一九八九年一年內創辦一、兩、三個黨辦的企業，自己養活自己，為黨組織提供活動經費；黨辦企業必須奉公守法，不能利用黨的權利，占用國家資源；第三，從一九九〇年開始，用黨辦企業賺的錢設立共產黨的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獎勵優秀學生；第四，一九九一年用黨辦企業賺的錢設共青團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獎勵優秀學生。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晚上，廣播傳來胡耀邦下台的消息。第二天在省委禮堂開會。廣東省委書記林若在報告中說：“胡耀邦淡化黨的領導、取消黨的領導，我們這裡沒有這種現象？不會沒有的吧？深圳大學羅徵啟來了沒有？”

羅徵啟舉手，表示來了。

林若接着說：“你在深圳大學搞‘三化’黨的活動業餘化，黨的幹部兼職化，為黨工作義務化。你這就是淡化黨的領導。”

開了兩天半小組會之後，第三天，林若派兩名幹部找羅徵啟談話，他們說：“羅徵啟同志，林若書記在大會上點了你的名，批評了你淡化黨的領導的錯誤，你到現在一言不發，現在該向組織有個交代，表個態吧？”

羅徵啟說：“我怎麼交代？你們說我淡化黨的領導，得拿出證據來，先不說這句話對不對，請你們先說明，我在什麼地方、什麼文章中講過或寫過淡化黨的領導？”

兩位省委幹部說：“你沒有聽說過？”

羅徵啟說：“聽過。是一月十八日林若同志在會上講的。你們也在場，應該知道是誰說的，你問林若好了。我羅徵啟沒有說過，那就是他林若同志自己說的。”

“六四”後，廣東省和深圳市整肅深圳大學，主要抓住深圳大學的三件事不放：

第一件事是：《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羅徵啟見到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向他反映：“現在學校很難辦，很多事是政府管的，現在政府不管，推給學校，學校領導很為難。我想把意見向中央反映一下。”

秦文俊問：“你怎麼反映？”

羅徵啟說：“我們正要開黨員代表會改選黨委，有些同志就想以黨員代表大會的名義反映。”

秦文俊說：“絕對不能以組織的名義。”

當時深大的劉會遠、張衛東、章必功、張文華等教師成立了一個寫作小組，羅徵啟把秦文俊的意見通知了寫作小組。寫作小組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和《告全國人民書》兩份東西。五月二十日中午，張文華拿着《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給羅徵啟看，說大家商量以個人簽名方式發文，讓羅徵啟也簽個名。羅徵啟注意到其中提到紫陽與戈巴喬夫談話透露中央有個秘密決定，大事還是請小平來定時，一方面對將秘密決定首先透露給外國人有意見，一方面寫了“不要太上皇”，這樣，矛頭是指向鄧小平了。羅徵啟本有點猶豫，但還是簽了字。這就成了“一件事”。

日本報紙說，下面黨組織向中央通電逼宮是少見的，只有深圳大學才做得出來。外電這種添油加醋的報道，使事態變得嚴重起來，而且深大給中央的“通電”，外國傳媒怎會報道出去呢！

“六四”以後，工作組進校，羅徵啟承認我看了稿子，簽了名，承擔了責任。

第二件事是：《告全國同胞書》。寫作小組在寫《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的同時，還寫了個《告全國人民書》。《告全國人民書》當時由遊行隊伍帶出去了，羅徵啟沒有看到。但是羅徵啟是深大的第一把手，必須承擔領導責任。

據遊行隊伍的領隊回來說，遊行隊伍走到市政府大門口時，市府派了一位官員（市府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接了《告全國同胞書》。晚上市委副書記秦文俊來深大慰問時，當着包括深大校領導，黨辦主任，校辦主任，一些學生幹部，還有選舉出來的遊行的指揮等許多人的面，感謝大家做了大量工作，保證了安全，也沒有阻塞交通，遊行隊伍過後，垃圾廢雜物都清理好，許多傳媒記者都嘖嘖稱奇，都說“從來沒見過。”秦文俊還說：“你們那個《告全國同胞書》市府已派專人送往廣州及北京了，你們就不必送了。”

六月十七日，秦文俊召集校領導幹部到市委開會，在會上他怒氣沖沖地把一張油印的紙張甩在羅徵啟面前：“你看看這是什麼東西，這麼反動，你們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怎麼搞的！”

羅徵啟拿起看了一眼，正是《告全國同胞書》。

不到一個月，深圳市府領導前後講的話出爾反爾，竟有如此大的反差。

但是，羅徵啟並沒有辯解，他覺得自己是校長，是第一把手，應當承擔責任。羅徵啟只希望由於自己承擔了責任，中央、省、市領導就可以放過深大。畢竟這是幾年來用血汗凝成的改革成果，不要毀於一旦。

第三件事是：清查“非法組織”及其成員。這是指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群眾要上街遊行，羅徵啟阻攔不住了，就宣布黨員和團幹部不准上街，留守在學校，保護好學校，但是遊行隊伍必須有指揮。羅徵啟建議由群眾舉手表決選一個指揮組，同時又指派了幾位教師、職工幹部協助。

就是這個指揮組，在五月二十日那天，指揮得井井有條，沒有出現任何事故，受到市領導秦文俊的表揚。秦文俊表揚的時候，有指揮組的成員也在場聽到。五月二十日之後，這個指揮組就沒有任何活動了。誰知過了兩個月，省、市公安機關出了個文件，說這個指揮組是“非法組織”！

三月二十一日，深圳市里通知深大：市公安局和南山公安分局領導二十二日要到學校宣讀和貫徹重要文件，要求學校組織教工隊伍參加。當天晚上，羅徵啟接到一個電話，聲音低沉，說：“羅老師，我是3355……”這是南山公安分局長的“BB機呼號”。

羅徵啟問：“我知道，請問什麼事？”

對方說：“老師，您的日子快到了，您要有思想準備，家裡和辦公室也收拾一下。明天要到深大宣讀關於非法組織的文件，要我代表南山分局去宣讀。我是深大的學生，是您羅老師的學生，我拒絕出席這樣的會。老師，您保重！”

第二天這位局長果然沒來，由一位副局長代。副局長對羅徵啟說：“局長有事不來了，他讓我問您好。”

原來局長是深大半工半讀高等專科學院的學生，後來他辭職出國了。

廣東省、深圳市政府指揮的工作組進校以後，“非法組織”問題一直困擾着深大的師生幹部，也困擾着工作組。因為師生當中沒有人承認自己是“非法組織”成員，這“非法”的“組織”在哪裡？它的綱領、目標、組織等等，作為一個“組織”應該有的一切，它都沒有。那麼，誰來對這樣一個子虛烏有的“組織”負責呢？

三月二十四日，深圳市通知羅徵啟去談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副書記秦文俊、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古之德三個人找羅徵啟談話。古之德念了廣東省委和深圳市委文件，停止羅徵啟深圳大學書記、校長職務並進行審查。

李灝說：“徵啟同志，你對廣東對深圳是有貢獻的，我們也不願意這樣處理，但領導指示，我們也沒有辦法。”又說：“你以後有事要找我不必通過辦公室和秘書，直接來我辦公室就可以了，我已經交代了。”

羅徵啟說：“謝謝。”

秦文俊說：“我會叫深圳大學給你安排一個生活秘書。”

羅徵啟說：“謝謝啦，我現在也沒有生活秘書，不必啦。”

秦文俊說：“那不同了，你原來是領導，不用你說下面會安排好，現在你卸任了，看個病，用個車之類的事，總得有人安排一下。”

羅徵啟又說：“我早就有思想準備。停職沒有什麼，不過我想問問，明後天你們誰去深圳大學宣布。”

李灝說：“我明天接待外賓，文俊你去吧。”

秦文俊說：“我明天主持一個會，老古你去吧。”

古之德到深圳市委掛職組織部長剛剛到任，說：“我剛來，不認識深圳大學，深圳大學也不認識我，我是今天才認識羅校長。還是市裡邊主要領導同志去吧。”

第二天，深圳市委一直沒人來深圳大學。

羅徵啟召集幹部會議宣布：“我已經被免職，希望大家對我的錯誤進行批評，並希望大家和新的領導好好配合，把深圳大學辦得更好。”同時，羅徵啟在校園網上，向全體師生宣布自己被免職一事。

自始至終，深圳市政府一直沒有人到深圳大學宣布免羅徵啟的職務，也沒有下達羅徵啟被免職的文件。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深圳市紀委書記莫華樞來向深圳大學的全體黨員宣布開除羅徵啟的黨籍。會上有人遞條子問：趙紫陽還沒有開除黨籍呢，為什麼急着開除羅徵啟的黨籍？新任深圳大學黨委書記吳澤偉念這個條子後說：“問的很幼稚嘛，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嘛！過去偽縣長、偽保長可以拉去槍斃，但李宗仁回來我們卻熱烈歡迎，安排工作。”他說完，會上哄堂大笑。

據說中央某位領導同志關於羅徵啟的處理問題提出三條意見：一、開除黨籍；二、免除行政領導職務；三、送回原籍。

前兩條很快就辦了，第三條很難落實。開始要調羅徵啟去清遠市房地產公司任副總經理。羅徵啟拒絕了。後來在接替林若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的關照下，改為調任在廣州的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任副院長，羅徵啟仍然拒絕。

從一九九二年初開始，羅徵啟就失去了工資、社保、退休醫療保險等所有的權益，戶口也被違法強行調離。為逼羅徵啟離開深圳，一九九二年深大還把羅徵啟愛人梁鴻文的工資也停發了，她的教學工作和指導研究生的工作都停了。直至梁鴻文向各方寫信抗議這種的做法，半年後才恢復了她的工資和教師資格。

一九九二年十月，李灝曾經召集全體常委找羅徵啟談話，要他離開深圳。先說羅徵啟有貢獻，但是現在是上級決定的，我們沒辦法留。又說在廣州買了一百二十六平方米的新房子……

羅徵啟仍不接受，除了前面的理由外，羅徵啟還指出：中央、省、市三令五申不准動用公款買商品房私用，你們買這一百二十六平方米的商品房是個陷阱，會陷我於不義。

羅徵啟質問紀委書記莫華樞：你在宣布開除我黨籍的深大黨員大會上，就坐在吳澤偉旁邊。對他說的“過去偽縣長、偽保長可以拉出去槍斃，但李宗仁回來我們卻熱烈歡迎，安排工作”，你就能容忍？他把我比作偽縣長，偽保長，我可以不說什麼，因我已被開除出黨，但他把紫陽同志，我們黨的前總書記比作國民黨的頭目，我不能容忍。我想請問你，是應該開除我，還是開除吳澤偉？

羅徵啟又問李灝：“開除我的省、市委組織部和省、市紀委的文件說：‘羅徵啟在八九的政治風波中，錯誤地支持北京發生的動亂和暴亂，嚴重違犯黨的組織紀律。’所以開除出黨，我想請問這個階段我在廣東，沒有去北京，連電話也沒打過。廣東沒有動亂，深圳也沒有，我支持的是哪裡的動亂和暴亂？是如何支持動亂和暴亂？至於黨員個人在‘通電’上簽名，即便內容有所不妥，甚至有錯誤，也不能定性說我違犯了黨的組織紀律吧！”

莫華樞都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其實處理羅徵啟的真正原因是羅徵啟給中央的信。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兩位領導人宣布，中蘇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隨着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中蘇兩黨的關係也實現了正常化。下午趙紫陽回見戈爾巴喬夫，為避免外界形成中共有兩個核心的印象，趙紫陽說，我們兩黨上午已經關係正常化了，鄧小平是我們的後台老板。

此言一出，風雲突變，學生市民，全黨上下一致聲討現代慈禧。

鄧小平認為趙紫陽這是不負責任，是一種背叛。於是就親自出手處理了這場政治風波。這場風波最後被定性為“動亂”。

動亂的起因是悼念胡耀邦，轉折點是趙紫陽的表態。這兩個人都與羅徵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羅徵啟是胡耀邦選定的團中央接班人，雖然沒有上任，但是胡耀邦欣賞羅徵啟是不爭的事實。

羅徵啟寫信給黨中央，要求鄧小平讓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充分行使權力，其實際也是要求還政給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撤銷趙紫陽中央委員會書記等黨內一切領導職務。羅徵啟支持趙紫陽，肯定是要受到處理的。

於是就有人說在學生遊行期間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給羅徵啟打過電話。

但是憑着兩條處理羅徵啟是放不到檯面上的，只能去找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栽到羅徵啟的頭上。

終於，他選擇回到自己的專業——建築。深圳的陽光下，他帶着幾名同事成立了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空曠的辦公室里，圖紙鋪開在桌面上，光線斜斜地落在線條和標註上。他在這裡找回了久違的寧靜，也找回了最初選擇教育的熱望。

歲月靜默，風波遠去。羅徵啟不再關注政治，深圳大學的校園繼續擴張，工地上機器轟鳴，年輕教師和學生忙碌着。他偶爾回想那段歲月，心裡卻明白，教育始終是他心中的牽絆。

二〇〇四年起，他連續十年，每年捐款十萬元給清華大學蔣南翔獎學基金。錢款匯去的瞬間，他沒有言語，只有目光穿過屏幕，仿佛看到年輕學子在北方校園的操場上奔跑，風吹動他們的髮絲，像一條條自由而堅韌的線，連着他的心。

歲月淡去風波，但歷史從未抹去那些選擇堅持的身影。羅徵啟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看着深圳的夜色漸濃，霓虹閃爍，他知道，他的一生，已經在風浪中穩穩地，立住了。

小史公曰：羅徵啟者，少見世事紛擾，常直言不避權威。及於深圳，欲建自由學園，然政治風波驟至，被加“淡化黨的領導”“支持動亂”之名。雖仕途受阻，志節不改，終以學術與企業自立，濟眾興學。

史曰：世有權勢可壓人，有忠誠可守心。羅徵啟雖失位，守其本心，不為浮名所惑，可為後世鑒也。

有詞《梧桐影》讚嘆：

聞不平，書真話。誰料仕途從此夭，春秋過後皆冬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