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劍雲談孫祿堂從中央國術研究館辭職的理由時說：“先父從上海到南京不久，因與張之江的教學思想不合，加之館內派系矛盾重重，就提出辭職。李烈鈞、鈕永建和李景林極力勸先父留下，但先父去意已決。李烈鈞和鈕永建對先父的國術思想非常贊同，因此他們商量成立江蘇省國術館，請先父去主持教務，先父也表示同意，這樣中央國術館才同意先父辭職。”陳微明《孫祿堂先生傳》（1934）中則解釋說：“以忌之者眾，不合辭去。”

而童旭東在《孫祿堂辭去中央國術研究館教務主任及武當門門長的原因》一文中則認為：“近來總有一些好事者，千方百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傳說，妄圖詆毀孫祿堂先生的武功。”該文網址：

http://www.sunlutang.com/?p=529

比如，高振東的外孫邢志良在《塵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記武當門長高振東）》一文中則提出另一種主張：“民國十七年（1928年）六月的一天孫祿堂師伯的兒子孫存周和弟子李玉林忽然從南京來上海找我，手裡拿着孫先生的信。叫我到南京說有事情商量……信的內容大概是：‘王子平要和孫先生比武，請你速來南京商議此事’……第一科王子平是外家門長（少林），孫先生是內家門長（武當），兩個門長的地位一樣，工資也一樣，前些日子孫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譜，子平見了就說：‘你們內家拳說的那麼懸乎，我們比試比試吧，要不我和孫先生較量較量’，館內的一些人也趁機煽動起來，如果叫你師伯和他比，我考慮你師伯年近花甲，不太適合，子平四十多歲，正在壯年，所以把你請來代替你師伯和他比武……孫先生看出我的心思說：‘振東，以你的功力一定會戰勝他的’。在二位的勸說下我只好應下此事。師伯後來就回了上海。……我隨子平來到了大客廳，到了客廳我看到客廳里的人很多，大家起來給我讓座，我謝了大家，然後起身向大家說明了我的來意：‘我是代理我師伯工作的，不是來比武的，既然子平要試試手，我得先說明，我們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子平先生要是傷了我，那是我經師不到，學藝不高，不會惱恨子平先生。萬一我傷了子平先生，可不許行短見（暗地傷人），在座的如果哪位不服，咱們在大家面前較量，不許暗箭傷人’，大家都贊成我的說法。這時我問子平怎麼比？王擺了個劈拳式向我進招，我用掌勾卦封閉，王無招架之功，被我打中一拳退至牆下，於是王急忙揮手示意停止，我正要罷手，待我轉身時，王突然過來追打，我回身一掌，將王的衣服豁開一個大口子，李督辦（李景林）見事不好，上來勸解。子平知道藝不能敵，合手認輸。……後來，子平去了上海。事後我就急於想返回上海，經過幾此申請，張之江就是不同意，並且說：‘子平去了上海，你再走我的國術館怎麼辦？’。”童旭東聲稱：“高振東先生是1928年6月份來到南京的，但是比武是在1928年8月以後才發生。最為關鍵的是1928年5月下旬孫祿堂先生就已經辭去中央國術研究館教務主任及武當門門長的職務，並於1928年7月1日孫祿堂先生已受聘到江蘇國術館任教務主任了。”可是，很遺憾這裡卻都沒交代孫祿堂去上海幹啥去了？

針對孫劍雲及相關支持者關於“孫祿堂因與張之江武學思想不合及派系鬥爭而辭職”的主張，我們可以從歷史邏輯、組織架構、文獻互證以及張之江的辦館理念四個維度進行批駁。

這種觀點雖然試圖維護孫祿堂的“宗師形象”，但實際上經不起對民國武術史實和常理的推敲。

首先就是邏輯錯位。孫劍雲將“學術差異”等同於“辭職理由”。

孫劍雲的該主張認為孫祿堂主張“拳與道合”，而張之江主張“軍事實用”，因此產生分歧。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極其牽強。她忘記了孫祿堂和張之江二人身份對位不符：張之江當時是中央國術館的創始人、理事長，是政界軍事將領。他聘請孫祿堂擔任的是教務處長（最初職銜）。作為領導者，張之江提出宏觀的“強種強國”目標，作為教務長，孫祿堂應負責具體的課程落實。在任何組織中，願景（宏觀）與手段（具體）的差異是常態，不足以導致一位武林領袖在不到一個月內“憤而辭職”。

張之江作為中央國術館的創辦者，其核心理念帶有鮮明的時代救亡色彩與軍事化管理特徵，這與傳統武林的“師徒傳承”邏輯確實存在張力。張之江武學思想的幾個核心要點：1、“強種強國”的實用主義。張之江投身武術事業的初衷並非純粹的文化傳承，而是基於“痛感國力衰微、民氣消沉”。他提出的口號是“強種強國，禦侮圖存”。2、重實戰，輕花架。他極端反感“套路繁瑣”或“僅供觀賞”的武術，主張武術必須具備臨陣搏殺的實用性。3、大眾化。他認為武術不應是少數精英的專利，而應成為全民健身和軍事訓練的基礎。4、“術德並重”的職業化教育。張之江試圖將傳統的“私塾式”武館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體育院校”。5、唯才錄用。他主張打破門派成見，提倡“武術科學化”。6、德育約束。他深受儒家思想和西方宗教精神的影響（他本人是著名的基督徒，被稱為“將軍牧師”），在國術館內極其強調政治服從和紀律性。這種軍事化的行政化管理，往往讓習慣了武林傳統輩分和禮節的高手感到束縛。7、“強力破除門派之見”。這是張之江任內最具爭議也最堅定的舉措。他認為門派之爭是導致武術落後的根源，因此在中央國術館強行推行以下制度：最初將武術分為“少林門”和“武當門”。當他發現兩門之間依然存在劇烈衝突（如著名的“兩門鬥法”）後，索性撤銷門派分類，改為教務處下轄一、二、三教研室。這種“大一統”的思想雖然宏偉，但在執行過程中，直接觸及了各派宗師的身份認同。對於像孫祿堂先生這樣具備深厚學術修養和獨特拳學體系的大師來說，這種行政命令式的“消滅門派”可能在學術嚴謹性上產生衝突。8、體育競技與西方化改良。張之江積極推動武術向現代體育競技轉型。他主張引入西方體育的競賽規則、打分制和護具。他主持了1928年和1933年的國考，強調散手、長兵、短兵的實戰對抗。這種將武術抽象為“競技分數”的做法，與強調“內功真傳”和“拳道合一”的傳統武學思維存在天然的隔閡。

從張之江的性格來看，他是一位典型的軍人實幹家，做事雷厲風行，甚至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而孫祿堂是深邃的武學思想家，追求的是“拳與道合”。兩者的矛盾點往往不在於私人恩怨，而在於：張之江傾向於行政主導，而武術大師們傾向於學術主導。孫祿堂可能更習慣於保持武學的純粹性與獨立性，而不願捲入複雜的行政編制與資源分配中。

1928年是中央國術館初期最激烈的變革時期。張之江最初設立“少林門”和“武當門”，本意是涵蓋天下武學，但很快演變為門派意氣之爭（如馬英圖與王子平的衝突）。對此，張之江採取了典型的軍人手段——“撤門建處”。他取消了門派名稱，設立教務處，下設第一、二、三教研室。而對於孫祿堂這樣的武學體系（孫氏太極、形意、八卦）有着嚴密邏輯傳承的名師來說，這種“打碎門派標籤、統一行政管理”的做法，在學術嚴謹性上往往難以調和。

張之江極力推行“國術考試”（1928年、1933年），試圖將武術轉化為類似西方體育的競技模式。張之江在國考中強調散手和兵器對抗。在規則制定上更偏向於“軍事格鬥化”。這種考評體系將老一代宗師置於“裁判”或“顧問”的尷尬地位，而不再是傳統武林中“師徒如父子”的絕對權威中心。這種權力的重構，往往是產生“派系鬥爭”傳言的溫床。張之江雖強調國術的軍事價值，但他同樣極度推崇武德，曾提出“國術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孫祿堂的“修身復性”與張之江的“強國強種”在當時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是相輔相成的，而非水火不容。

其次是時間線與角色的硬傷，關於“高振東代戰”的辯解。

孫劍雲、童旭東主張稱孫祿堂在請高振東來之前已辭職，因此高振東不是代孫祿堂比武。這一論點試圖剝離孫祿堂與當時館內武鬥的關係，但卻忽視了以下史實：如果孫祿堂已經“去意已決”且“思想不合”，他為何還要引薦自己的門人或後輩（高振東）進入這個“派系林立、思想不合”的火坑？而且，結合高振東的真實表現：史料記載，高振東入館後確實參與了與王子平等人的較量。如果高振東僅僅是作為普通的形意拳教師接替者，他完全沒必要一入館就捲入最高層的尊嚴之戰。高振東的到來，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孫祿堂在館內面臨的實際技術挑戰（即應對王子平等人的強勢挑戰）。這是合理的推論。

再次，孫劍雲對“派系矛盾”主張的過度推諉。

孫劍雲主張將原因歸結為“教師文化水平低”、“不配合”、“忌之者眾”。這種說法帶有明顯的偏見。抹黑其他武術家：當時中央國術館聚集了李景林、王子平、馬英圖、萬籟聲等頂級高手。說這些宗師級人物“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理解孫的思想”是一種傲慢的託辭。迴避技術核心：武林中人，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國術館，解決分歧的最直接手段就是“試手”。孫派後人強調孫“武功絕倫”卻又說他因“別人工作不配合”而辭職，這在講究“以武服人”的國術館初期是非常軟弱的辯解。

而且，孫劍雲也忽略了“江蘇省國術館”的實質。

該主張提到李烈鈞、鈕永建請孫去主持江蘇省國術館。中央國術館是國家級機構，江蘇省館是地方級。孫祿堂從中央館處長轉任地方館，若非在中央館遭遇了無法挽回的信譽危機或技術尷尬（如無法平息館內各門派對其實戰能力的公開質疑），作為一代宗師，斷無在尚未開展工作（不到一個月）時就降級調任的道理。其實江蘇省館的成立，實際上是給孫祿堂一個“避風港”和“台階”。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孫祿堂辭職的真實邏輯應是“實戰壓力”而非“思想分歧”。

所謂“思想不合”，也就是思想分歧的“雅稱”。通常是民國時期文人武人為掩蓋尷尬處境而使用的體面說辭。孫祿堂當時年事已高（近七十歲），而王子平等正值壯年且力量驚人。在“國術館教師要通過比武定級”的硬性規章下，孫祿堂作為教務首腦，面臨着必須出場示範或迎戰的巨大壓力和逃避挑戰的嫌疑。高振東的到來並非簡單的教師接替，而是孫派勢力在實戰層面的“救火員”。孫劍雲的主張是一種典型的“為長者諱”的敘事。她將一場關於武術實戰地位與技術威信的衝突，美化成了學術志趣不同的清高離職。這掩蓋了中央國術館初期門派劇烈碰撞、優勝劣汰的殘酷真相。

根據現存檔案和《中央國術館史》等資料，孫祿堂的任職時間非常短促，這本身就說明了體制適應性的問題，而非單純的“鬥爭”。1928年5月7日： 孫祿堂受邀出任“武當門”門長，併兼任教務主任。5月底孫祿堂旋即辭職。僅僅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行政上甚至還未完成教務大綱的深度磨合出現的“閃辭”。孫劍雲及支持者的“鬥爭說”往往帶有情感色彩，容易將正常的行政意見分歧解讀為人身依附關係的破裂。

當然，後來由於上海灘青紅幫三大惡霸之一張嘯林的撐腰，孫祿堂在上海穩穩地占據了武林江湖。以至於在1928年第一屆國考後對評判委員會工作的總結時，張之江不得不公開表示：有孫祿堂這樣的大師坐鎮評判席，是“國考公正性與學術權威性的保證”。

在現存的張之江晚年口述資料、回憶錄以及中央國術館相關的史料文獻中，張之江對孫祿堂的評價呈現出一種“行政上雖有分歧，人格與學術上極度尊崇”的基調。

張之江在談及央館初創時期的選才標準時，多次提到邀請孫祿堂的初衷。他認為孫祿堂不僅是武術家，更是“武學哲人”。張之江晚年回憶中，認為孫祿堂的著作（如《太極拳學》、《拳意述真》）是國術科學化的重要基石。這在軍人出身、等級森嚴的張之江身上是極少見的禮遇。張之江坦言，由於當時館內少林、武當兩門因門戶之見產生糾紛（即所謂的“兩門鬥法”），他採取了強力合併的行政手段。他認為這種紛亂環境“褻瀆了孫先生的清修”，對其未能留在館內主持大局深感遺憾。張之江曾提到，孫祿堂辭職赴江蘇省國術館，是不願捲入中央國術館成立初期的政治旋渦與人事紛爭的結果，顯然是暗示當時門派之爭的激烈程度。

此文是我的專著《王薌齋和孫祿堂恩怨錄》第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