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捲紅旗燈下黑，呼蘭縣裡眾心寒。

無天無法民生怨，大俠專誅惡警官。

話說一九八六年的春天來得遲，呼蘭縣的雪直到三月末還未化盡。

公檢法家屬樓里，張科長家的暖氣總是燒得最足。他的妻子喜歡在窗台上養幾盆天竺葵，說是紅色的花能驅邪。三月二十八日那晚，天竺葵開得好，張科長還誇了幾句。

第二天清晨，送牛奶的老劉發現整棟樓靜得出奇。

後來有人說，那一夜死了五十二個人。也有人說，沒有那麼多，是謠言。究竟多少，縣裡從未正式公布過。只有一點是確鑿的——牆上有人用匕首刻了四個字：呼蘭大俠。

縣公安局的鄭副局長接到電話時，正在吃早飯。他放下筷子，對妻子說：“今天可能晚些回來。”

妻子嗯了一聲，往他碗裡添了一勺粥。

誰也沒想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一起吃飯。

專案組成立那天，縣招待所的走廊里擠滿了人。北京來的專家穿着灰色中山裝，說話帶着京腔；省廳的同志提着黑色公文包，眉頭緊鎖；本地幹警們則來回奔走，端茶倒水。

趙某和王某是痕跡鑑定專家，住在招待所二樓最裡間的客房。他們白天勘察現場，晚上整理筆記，常常工作到深夜。四月六日那晚，趙某的檯燈亮到凌晨一點。

第二天，服務員敲門無人應答，推門進去，發現兩人已倒在血泊中。牆上同樣刻着那四個字。

鄭副局長和他的三個刑警，是當晚在家中遇害的。連帶家屬，一共七人。刑警隊的小陳僥倖逃過一劫——他那晚值夜班，不在家中。

小陳後來對人說，他夢見鄭副局長站在床邊，想說什麼，卻沒開口。

張富貴是呼蘭縣公安局的民警，住在公路邊。他妻子開了個小飯館，買賣不錯，日子過得還算寬裕。

張富貴為人老實，從不得罪人。同事都說，他連只雞都不敢殺。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晚，有人撬鎖進了他家。一家四口，三人當場死亡。二女兒受了重傷，爬到姥姥家，撿回一條命。

後來這孩子由警方扶養長大，也當了警察。有人問她恨不恨，她搖搖頭，說：“恨有什麼用呢。”

張富貴家的配槍不見了。那是他唯一的武器，也是他最後的軟肋。

馬福林是縣公安局辦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一年就參加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穿上警服。他是個樂觀的人，喜歡和人聊天。

十三大召開期間，他每天認真傳達局長的指示，還興致勃勃地和同志們學習討論新聞報道。同事說他像變了個人，比以前更有精神。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黨的十三大召開的第三天。傍晚五點，馬福林騎上他那輛黑色"孔雀牌"自行車下班回家。

他家住在呼蘭縣東南角，距離公安局一里多路，已是郊區，地處偏僻。獨門獨院的三間磚瓦房，紅磚砌成的院落，養着幾隻大鵝。

那晚，大鵝沒有叫。

馬福林的老伴患精神疾病多年，需要人照顧。他和兒子每天餵她吃飯，幫她洗漱換衣服。服侍老伴睡下後，馬福林和兒子也沉沉睡去。

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平靜安詳。

朱海死在局長家門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他去找局長匯報工作。身上中了兩槍，拉到醫院沒多久就犧牲了。

有人看見，兇手穿着一件深色大衣，帽檐壓得很低。

賀瑞忱是巴彥縣公安局萬發派出所所長。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二日，他下班回家後，正和女兒的老師聊天，突然發現外面有人。

他走到院子裡，與兇手對射了一槍，被打傷。兇手準備開第二槍時，槍卡殼了。賀瑞忱衝上去，卻被刀刺死。

鄰居打電話報警，兇手衝進屋槍殺了鄰居。再次舉槍想要殺死賀瑞忱的妻子和老師時，槍又卡殼了。老師用板凳打落了他的槍，他落荒而逃。

那把槍，後來證實是張富貴丟失的配槍。

王余馥是哈爾濱市公安局南崗分局治安科民警，一九三四年生，江蘇無錫人。同事說他一臉和藹可親，從不和人紅臉。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早上八點，他像往常一樣出門上班。走到樓梯口，一個穿深色衣服的人從拐角衝上來，對準他的腰部開了一槍。

王余馥坐倒在地，剛想摸出自己的"五四"式手槍還擊，兇手緊走幾步，對準他的頭部又開了一槍。

比樂街一百一十八號，在哈爾濱市中心，距離省政府和省公安廳不過十分鐘車程。兇手殺了人，搶走了一支“五四”式手槍，大搖大擺地走了。

兩年過去了，專案組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有人說是內部人作案，有人說是流竄犯，有人說根本沒有什麼"呼蘭大俠"，不過是民間傳說罷了。

縣裡一位退了休的領導曾放話說：“誰能提供兇器的線索，我個人懸賞十萬元！”

同年九月二十六日，這位領導慘死家中。牆上留了一行字，匕首扎在牆裡，旁邊寫着：“楊局長，這把刀，還是留給你們作紀念吧！”

此後，該案永久封存，停止一切調查。

很多年後，有人問起這件事，老人們會說：“那時候，警察的權力大得很。”

發現可疑人員，直接塞進摩托車斗裡帶回派出所。逼供信是常事，辣椒嗆人，電棍打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聽說有人殺了警察，自然有人拍手稱快。一傳十，十傳百，殺人犯就成了為民除害的大俠。

其實，根據後來的調查，所謂的“呼蘭大俠”在殺人之後，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牆上的字，是後人編出來的。目擊者的描述，也是添油加醋。

只有一點是真的——確實有警察死了，確實有人沒被抓到。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一日，哈爾濱市公安局南崗分局通達派出所民警張月奎，在下班途中被人用手槍擊中太陽穴，當場身亡。

那是最後一樁案子。

有人說，兇手老了，干不動了。有人說，他早就死了，死在某個無人知曉的角落。也有人說，他還在，只是換了個名字，換了張臉，活在普通人中間。

張富貴的二女兒後來當了警察。有人問她，怕不怕。

她說：“怕有什麼用呢。”

呼蘭的雪，年復一年地下。公檢法家屬樓的天竺葵，再也沒有人養過。

縣檔案館裡，那份卷宗靜靜地躺在角落裡。封皮上寫着“328專案”，字跡已經有些模糊。

偶爾有年輕人好奇，想翻開看看。管理員總是擺擺手，說：“別看了，沒什麼好看的。”

是啊，沒什麼好看的。不過是幾條人命，一樁懸案，一個傳說。

日子還得過下去。活着的人，總得找些事情來做。至於死去的，就讓他們安息吧。

窗外的雪，還在下。

有詞《梧桐影》讚嘆：

誅警官，音形杳。行道替天無罵名，江湖好漢真為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