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記憶——我所了解的右派人生

修行君

一，我生命中第一次聽說“右派”這個詞，是在元通寺小學的操場上。更準確地說，是在那個原本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早晨。

那天，我們走進校門時便覺得氣氛不對。同學們三五成群，交頭接耳，眼神卻都朝着同一個方向——操場的角落。循着那目光望去，我看見了顏校長。

她正低着頭，握着掃帚，一下一下地掃地。短髮依舊齊整，卻不再是往日那精神抖擻的模樣。她的臉漲紅着，像被無形的火烤着，始終不肯抬起來看任何人。

我愣在原地，手中的書包幾乎滑落。

顏幼權，我們的校長，幾屆人民代表，元通寺地區的金字招牌，那個讓我們這群孩子走路都帶風的公眾人物——怎麼會是她？怎麼可能是她？

就在幾天前，她還是我們心中最了不起的人。個子不高，講話響亮，做事風風火火，渾身上下都是陽光。我當大隊委那會兒，周末留校開會，總見她辦公室的門開着，永遠是最後一個離開。我家幾兄弟都是學校畢業的，她還請母親去介紹教育經驗呢，連平日裡輕易不誇人的老學究父親，也說她治學有方。

這樣一個兢兢業業、勤勉盡職的人，怎麼會一夜之間成了“右派”？

消息傳開，整個地區都震動了。街坊們議論紛紛，母親聽聞後直搖頭：“諾好的人會是壞人，怕是搞錯了哦！”年幼的我，心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種說不清的創傷——美好的形象可以突然變得醜陋，崇敬的人可以瞬間變成敵人。大人們說她是“披着羊皮的狼”，可我無論如何都覺得彆扭。有一次在操場上碰見她，不小心又叫了一聲“校長”，她驚惶地抬頭看我，我也尷尬得恨不得鑽進地縫。

學校開始教我們唱歌：“右派右派像個妖怪，當面說好背後說壞……”我跟着唱，回到家裡卻被母親悄悄制止：“娃兒家別亂吼！”

那是我第一次隱約感覺到，大人的世界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

後來聽說，顏校長被送去了長壽湖農場勞改。再後來，又聽說她靠着一股子樂觀向上的天性，熬過了那些艱難歲月。因表現好摘了帽，直到一九七八年平反，又回到教育系統。活到九十多歲才離世。

幾十年滄桑，好人壞人，一瞬間的翻轉。這絕不是簡單的“歸去來兮”，那其中的是是非非，功過誰人能評說？

二，如果說顏校長的事讓我第一次見識了時代的翻雲覆雨手，那麼接下來發生的事，才真正讓我體會到，這場風雨如何席捲進每一個普通人家，甚至——我們家。

事情要從我們院子裡的鄰居說起。

五六年公私合營後，院子裡搬來一家新鄰居姓葛。男的在九龍坡某局當財務科長，沉默寡言，每天早出晚歸，提着公文包匆匆來去。女的姓王，能說會道，家裡家外都由她做主，有點文化，沒多久就當上了段上的代表。

那以後，派出所那個腿有點瘸的戶籍，下來得勤了。以前他十天半月見不着人影，現在三天兩頭就往段上跑。王代表陪着他，走街串巷，他瘸着腿，她指點江山，配合默契。走累了就來我們院子歇腳，趕上飯點，索性就在王家吃飯。

有了這層關係，王代表在段上越發“露臉”。她男人是國企的官，自己是戶籍的紅人，走路都帶着風，段上大小事都得她說了算。

唯獨對我們家，她還留着幾分客氣。大概是因為知道這院子早先是輪船公司專給高管修的，另一家搬走後，她家才補了這個缺。“瘦了的騾子比馬肥”，何況家父在附近一向被人尊稱“先生”，她那點文化，只能算學生。

王家有三個小孩，老二叫小毛，跟我四弟一般大，嘴甜得很，成天“四哥四哥”地追着屁股轉。

葛先生雖然忙碌，回家後也有他的樂趣。偶爾買點滷菜，喝兩口小酒，逗着小毛樂呵呵地玩。那畫面，現在看來，不過是尋常百姓家的煙火氣。

然而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個夜晚，這煙火氣突然熄滅了。

葛先生不再早出晚歸，而是成天在家裡“辦公”——寫檢查。昏暗的燈光下，傳出王代表尖銳的呵斥聲：“不說話人家會說你是啞巴呀？偏偏這個時候去開腔發言！”

後來我們才慢慢拼湊出事情的原委。

他們科里開會，人人都發言了，就數他老成持重，一直悶聲不響。書記動員他說，就剩你一個了，總該表個態吧？他思前想後，實在說不出什麼大道理，就着局裡的財務報銷，提了兩條具體建議。

話音剛落，就被記錄在案。

人家等的就是他這句話，差的就是他這一個指標。無論後來怎麼寫檢查、怎麼辯解，都無濟於事。最終被劃為“右派”，而且是“隱藏很深的右派”。

開除公職，掃地出門。

那個與他共事多年、滿臉堆笑的書記，原來從頭到尾都在“引蛇出洞”。

這打擊，於他無異于晴天霹靂。一輩子謹小慎微，最後還是掉進人家設好的套。丟了工作，沒了收入，靠老婆養活？不可能。她那張嘴，向來只進不出。況且戴上了“老右”的帽子，誰還敢要他？

他似乎被逼上了絕路。

三，那些天，葛家異常的安靜。

一天清早，突然發現他家門口多了一擔小菜。原來他是要去賣菜。本錢少，容易上手，也許是唯一的活路。

他把菜洗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碼在筐里，挑起擔子，走街串巷。草帽壓得很低，叫賣聲壓得更低——“蓮花白，蓮花白！”節奏快，聲音小，只在喉嚨管里打轉，幾乎只有他自己能聽見。周圍的居民都覺得奇怪：怎麼從來沒見過這個賣菜的人？

從太平門轉到望龍門，轉了一天，天黑回來，還有大半沒賣出。籮筐放在門口，不敢進屋吃飯。菜都涼了，還是女兒給他盛的晚飯。

有天晚上，我見他賣菜回來，摘下草帽的瞬間，我幾乎認不出他來——臉清癯得脫了形，鬍子拉碴，眼鏡都戴不穩了。

我家奶媽以前是鄉下人，教他把沒賣完的菜攤開，噴點水，別捂壞了。他點點頭，卻始終低着頭，不敢看人。

王代表很少露面了，往日的鋒芒收斂了許多。倒是那個瘸腿戶籍，主動上門開導她：“他是他，你是你，兩碼事。地段的工作，還是要搞起來！”

有戶籍撐腰，她灰癟的臉，又開始一點點神氣起來。

葛先生的日子卻愈發難過。生意沒起色不說，還招來一幫小屁孩跟在後面，學他的叫賣聲：“蓮花白，蓮花白……”個別惡作劇的，趁他不注意，抱走一個菜就跑。旁邊的鄰居交頭接耳，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此情此景，他會不會想起杜甫那句詩？“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公然抱茅入竹去……”只是他比杜甫更淒涼——詩聖尚有“歸來倚杖自嘆息”的家，而他，那個曾經的家，早已不是他的容身之地。

對自家太太背地裡的作為，他心知肚明。內憂外患，羞愧難當。偌大天地，似乎已無他立足之處。

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他縱身跳入了江中，悲哀地、落寞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四，再說我們兩家，樓上樓下住着，難免碰見戶籍和她進進出出。 

雖然整條街的人都知道他兩的不乾不淨，但我媽是個宅心仁厚的善菩薩，從不多言多語管閒事。王代表在外面晃，有時中午不歸，我媽就讓小毛來我家吃飯，從來沒計較過。小毛也喜歡跟我兄弟玩，成天黏在一塊兒。

可即便如此，也擋不住某些做賊心虛的人，把我們也當成了眼中釘。

那幾頁夾在母親檔案里的黑材料，影響我兄弟姐妹招工返城，讀書升學，參軍提干長達幾十年，就是王代表之流的“向陽院大媽”炮製出來的，讓我媽這樣清清白白的菩薩背了大半輩子黑鍋。

直到八十年代，重視科技人員，我哥單位組織上為了他入黨的事，去我家所住地段外調，發現母親的檔案里赫然寫着：“此人思想極端落後，常說舊社會比新社會好……”我們才終於明白這些年屢屢遭受的不順。

真相大白了，而那時開放改革已起，檔案里的亂七八糟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但那些莫須有罪名，憑空捏造，信口雌黃；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幹完了還要反咬一口，先發制人，......真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五，六零年代，我們搬家去了儲奇門的郵局巷，從此，我結束了少年時代，失去的是一些從不曾兌現的美好夢想，刻骨銘心的更多是一個個苦澀難忘的記憶。

時間如溪水，不知不覺流淌到了九十年代。

那天，四弟正在輪船公司人事處的辦公室上班，忽然一個人走進來，親熱地喊了一聲：“四哥，你好啊！”

他抬頭，愣住。似曾相識，終於想起來——這不是小時候一個院子的葛小毛嗎？

一瞬間，當年那些事湧上心頭。母親那樁冤案，不就是他媽一手炮製的嗎？四弟心裡頓時怒火中燒。

但他還是強壓着，請他坐下，問他來辦什麼事。

原來，他父親平反後，他頂替進了公司，在駁船上當水手，船常年在漢口一帶停泊，無法照顧癱瘓在床的母親。申請調動的報告遞上去半年了，石沉大海。後來聽說四哥在管人事，就趕緊來找了。

他說起這些，倒還挺輕鬆愉快的。

四弟正襟危坐，清了清嗓子：“你媽癱瘓了？有醫院證明嗎？這是要調查了解的。”

“真的！我騙你幹嘛？人都瘦得只剩幾根骨頭撐着了，吃飯都要人餵……”

“啊？”四弟忍不住問，“以前那麼好的身體，怎麼會成這樣？”

後來才知道，他媽為了養活全家，又找了個繼父。前幾年繼父胃癌過世，她就一個人癱在了床上。

回到家裡，四弟把這事跟母親講了。本以為她會解氣，沒想到老人家聽了，卻是一陣悲哀嘆息。

“她也是沒辦法，一個女人，帶着幾個孩子，在那年月……”

四弟忙安慰她：“他說的若屬實，我會幫忙催促辦理的。”

“這就對了。”母親點點頭，“一碼事歸一碼事。小毛這孩子乖，怪可憐的。”

六， 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十年。

每一代人，都有他們各自的時代和環境。記憶里，總有些繞不過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

如今回想起來，顏校長也好，葛先生也罷，包括我母親那一輩人，都是被歷史的洪流裹挾着，身不由己。有人沉下去，有人浮起來，有人在漩渦中掙扎求生，有人在暗流里悄然湮沒。

而我能做的，不過是把這些記憶打撈起來，拂去歲月的塵埃，讓它們不至於徹底沉入遺忘的深淵。

是非功過，誰人評說？

也許，歷史自有公論。也許，真正的公論，就藏在每個普通人真實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