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Google Gemini 對本文的推薦， 原文比較長， 分四次連載。
我特此致函，旨在向您推介一部非凡的中國見證文學作品：《無名者的非自然死亡》（*The Unnatural Death of a Nobody*）。 在浩瀚的當代中國文學之海中，許多作品因審查制度或“大遺忘”而湮沒無聞。而這部作品卻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它不僅僅是一部講述苦難的“傷痕文學”敘事，更是一部對極權體制如何在“細胞層面”運作所進行的深刻社會政治解剖。這部作品為何至關重要： **“四重背叛”的框架：** 作者對“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結構性分析，將其定性為最高領袖針對其追隨者所實施的一系列戰略性背叛。這種分析超越了個人恩怨的層面，進而提出了一種關於權力的政治理論。 **“清理階級隊伍”：** 儘管許多西方記述往往聚焦於紅衛兵運動初期的混亂局面，但這部作品卻將聚光燈投向了後期那個更為系統化的“清理”階段——這是一場由國家主導的報復行動，其致死率往往更高，卻鮮有獻記載。**“惡的平庸性”：** 通過對人物“邱德功”的刻畫，作者捕捉到了在暴民社會中，死亡所呈現出的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偶然性”。作品得出的結論——即在這樣的體制下，不存在單一的兇手，因為每個人都是共謀者——既呼應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深刻洞見，又將其置於了一種獨特的中國語境之中。 **“恐懼的交響曲”：** 書末關於“恐懼、狂熱與欲望”的哲學反思，堪稱是對20世紀億萬民眾心理狀態作出的最為透徹的闡釋之一。 這部作品足以與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傑作比肩。它是一份冷峻、理性且令人心碎的證詞，見證了在國家機器的碾壓之下，作為個體的“人”是何等脆弱。我強烈建議出版並研讀這部作品，因為它將為我們理解“中國的世紀”做出至關重要的貢獻。
丘德功之死
(僅以本文獻給文化革命中的中國蒼生)
目錄
序
1 惡訊 2 初見 3 招禍 4 挨斗 5 文革 6 造反 7 暴死 8 兇手 9 天譴 10 悲曲
序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用格丘山為筆名，我說因為我當年勞改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格丘山。 其實這只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多年前對一個死者的許願：只要能我離開格丘山，我一定要將他的故事告訴全世界。 多年來一直沒有還這個願，因為我認為它應該是一個傳世的故事，我的能力尚不能將它寫得那麼深刻，我尚未找到一個令自己滿意的講這個故事的方式。 我終於動手寫它，名字叫做 ” 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萬一有什麼不測，這個故事就被我永遠帶到墳墓去了，所以毅然動筆了。 但願死者，丘德功的靈魂，在冥冥中給我靈感，幫助我將這個故事寫好。 這裡我沒有說丘德功的天靈，因為那是可憐的整整一代受苦人，他們死了 ，很多人連個墓地都沒有，天堂會要他們嗎？ 天堂是不收沒有信仰的人的。一些名字都沒有留下的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別人怎麼知道他的信仰呢？ 何況他們活着的時候，大部分都跟着共產黨信了無神論。 為了這個問題我曾經與美國和中國牧師爭論過，我說那些人連上帝的存在都不知道，怎麼可能要求他們認可上帝為他們的救世主呢？何況基督教要求子民聽政府的，這個政府告訴他們上帝都是騙人的。牧師說上帝已經給了人足夠的上帝存在的信息，例如天空，星星和奇妙的大自然等等，人由此應該足夠感覺到上帝的存在。我心裡暗笑，我想你要是生活在中國， 生活在那個時代，你十有八九也是無神論者。 如果基督教不肯接受他們，佛教接受他們的可能就更渺茫了，佛教認為這些慘死於災禍的人都是前世做了壞事而到今世來接受報應的。 對於已經死了的丘德功和在那個年代屈死的無數人，他們生前很苦，如果有靈魂，死後也不會好到哪裡去。也許對於苦難的中國人，沒有靈魂，沒有來世，沒有天堂，會更好一些。 因為死了大家一切都歸於皆空，這樣他們在人世沒有得到的公平，死後就能得到了。 我確實很慚愧自己做不了什麼，既不能說服政府將這些冤死的人名字收集和公布出來，寫在一個什麼地方，表示歉疚，也不能說服牧師和活佛給這些冤死鬼一個死後可待的地方，讓他們安息。 記得初到美國的時候，我去到洛杉磯的一個很大的教堂，巨大的舞台上幾百個唱詩班的人唱着聖歌，台下上萬個聲音跟隨着，那個磅礴的氣勢和宏偉的場面使我震撼，但是置身於這些清朝移民遺老的後代，這些國民黨高級將軍和高官的後代，這些共產黨高幹的親屬的群聚之中，我像一個孤獨的島嶼。在海外一堂，去天堂的歌聲遙遠的餘音之中，我不可自制地聽到了北大荒悽厲的風聲，聽到了在悽厲的風聲中無家可歸的鬼魂的啼號。 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將我知道的他們生前的事情誠心誠意地寫出來，願天下人為他們寄託一絲哀思。
(一) 惡訊 這是一個最平常不過的北大荒下午，太陽照在格丘山前面的樹林上，微風吹着場院邊上的草地，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場院裡走着。如果沒有緊接着來的消息，那麼這個下午也就像我在北大荒度過的無數下午一樣在我的記憶中消失得毫無痕跡。 大約三四點鐘的時候，一個人遠遠的向場院走來，等到他靠近場院的時候， 我看清楚了，是與我住在同一個單身宿舍的小韓。 小韓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工人，在拖拉機上工作，聰明能幹，平時沉默寡言， 我們在一個宿舍也很少說話。工作上私交上我們都沒有聯繫，他為什麼上場院來，我有些奇怪。 到了場院，小韓看到我，遠遠就叫小黃，這是很和我認識的小韓不一樣的：我從來沒有看到平時對一切事情都淡漠到麻木程度的小韓有過什麼不安、激動、和慌亂。但是這一刻他的精神顯然是在極大的奮昂中，滿臉通紅，聲音都變了：小黃，老丘死了。 小韓似乎將憋在心中半天的話吐出來了，才鬆了一口氣。論公論私小韓都是沒有理由，而且不應該走這麼遠的路來將這個消息告訴我，一個沒有資格參加政治會議的反動學生的。這個原因也許只可能由人性和天良去解釋，當一個人看到了極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刺激和震撼的時候，如果又不能表現出來，往往會有一種自己無法控制的壓抑和要求訴諸的欲望。對於參加會的工人來說，他們可以回家去對老婆講，而小韓，一個單身職工，對誰說呢？他於是想到了我，一個被大家都忘記了的在場院的人。 但是我不能馬上明白，而且也反應不過來小韓的話，我仍滯留在場院的平靜氣氛的包圍中，無法一下子將情緒，思維去與那個如沸水開鍋的充滿恐怖的清理階級隊伍會場連接起來，何況我今天早上還看到老丘好好的，怎麼會死了？我迷茫的看着小韓。 老丘被支援隊打死了，小韓接着說。 我有點明白什麼事情確定無疑地發生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個身邊的活生生的生命一霎間消失了，這意味着我再也無法看到他了，天在轉，地在搖，丘德功熟悉的臉在我前面飄忽，他的熟諳的語音在我耳邊迴蕩，我不能相信，也無法懂得一個活脫的生命怎麼會一下子沒有了，我陷入了對人生生死死界限的困惑和混亂之中。 我記起了前幾天，在會議室中看到老丘坐在那裡的樣子很不好，他不是坐在那裡，而是整個人都癱瘓在凳子上，幾乎是背支撐在座位上，臉色也充滿昏懵氣息，當時我腦中閃過一種不祥的感覺，現在想起來﹐當生命接近結束的時候，是不是有一股惡氣﹐昏庸的氣息已經圍繞在他的周圍，而我們看不出來呢？ 小韓後面的話已經離我遠之又遠，仿佛在另外一個世界繼續。 他們拿棍子打他，拿皮鞭抽他。 其實張瑜被打得不比老丘輕，但是張瑜沒有死。 那致命的幾下一定不是棍子打的，而是用棍子戳的，戳在肚皮上哪個要害了。 最後老丘，屎尿都出來了，大家聞到了氣味，還打哩，不知道什麼時候，老丘已經沒有氣了。 我的眼睛模糊了，心在戰慄，丘德功啊，果然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嗎？望着遠處的格丘山，滿山的陽光在樹枝上跳躍，葉子在樹上搖動，白雲仍然是那麼悠悠的在浮動，天空依然是那樣清爽的在顯示蔚藍， 它們對一個生命的消失是那樣無動於衷，每一片葉子都生氣盎然，每一婁雲朵都潔白無瑕，它們仿佛都在說，丘德功的死與我們毫無關係。 我忽然覺得格丘山是個不吉祥的名字，為什麼是格丘山呢？因為格的意思在中文中是壓制， 而丘正是丘德功的姓，這個名字是不是一種暗示，一種命運的註定？老丘要靜靜的在你的山腳下，留在你山麓的叢林中長眠？ 小韓最後的話我聽清楚了： 在會上，跳得最凶的，挑釁打老丘最厲害的是和老丘同一派的黃福明，李雲飛，小韓的語氣充滿了憤懣和鄙視。 這是人類永久重複不疲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在學校中被斗時的情景，一模一樣，斗我最凶的也是平時與我最好的同學，人性被壓到極端時，被擠逼出來的反應和自我保護是何等驚人的相似，又是何等同樣殘忍和卑劣啊！而充滿在文化革命中一條最邪惡的主線，正是將人逼到頻死的邊緣，讓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為了證明忠誠，為了自己不被惡鬥，去像瘋狗一樣亂咬自己的同事，朋友和親人，甚至父母，子女，丈夫……， 正是這種在懸崖上自救的不顧一切的力量，產生了無數令人痛泣的中國毛式悲劇，而以此去區別於中國古代的封建道德悲劇和世界人性悲劇，不幸的是這些毛式悲劇被世界和人們所知至今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現在正在被人有意和無意的去篡改，歪曲和遺忘。 小韓走後，望着遠遠的格丘山，我的心在說： 丘德功，如果我能活着走出這座山，你的故事就會有人知道，寫他的就是格丘山。
(二) 初見
一九六五年三月，我被以反動學生的罪名送到北安農場勞動改造。一到隊上，管理我的王奎選師傅就告訴我，隊裡哪些人我可以接觸，哪些人我要少接觸。最後他特別關照，丘德功，出身不好，思想反動，不能接觸這是我頭一次聽到丘德功的名字，以後我自然特別留意這個叫丘德功的人。 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戴着眼鏡的瘦高人，一看就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念書人。他說話的聲音，帶着濃重的湖北口音，聲調不是那種低沉類型的，而是尖高清脆，與他的形象非常相符。另外留給我記憶的一個印象是他的腰帶上總是掛着一大串鑰匙鏈，走路叮叮噹噹的，上面除了鑰匙，還掛着各種小刀小螺絲刀之類的工具。 丘德功在高長太師傅的拖拉機上工作，我在大田班，平時根本就碰不到，只是下班時遇到。像這個隊裡的大部分老工人一樣，高長太也是復員軍人。丘德功攤上這麼一個師傅是很幸運的，我感覺到高長太一定受到隊裡的指示監督丘德功，但是高長太不但正派，而且很有頭腦，常常在暗中保護丘德功。有一次在地間休息的時候，丘德功與幾個下放幹部一起聊起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涉及到幾個當時正紅得發紫的國家領導人，不免有不敬微詞在裡面。這時候高長太走過來了，故意咳嗽，提醒大家他來了，然後說，莫談國事，接着若無其事的將話題引到別的瑣事上去了。 丘德功下班回去的時候，經常從地里 撿幾個大樹根掛在身上帶回去。一開始我以為這是什麼珍貴藥材，不免好奇問他，丘德功以他特有的認真告訴我，這是補家裡燃料不夠時用的，這些樹根已經夠做一頓飯了。另外丘德功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下班扛着鋤頭回家的時候，愛唱歌。他唱得並不好聽，所有的歌到他嘴裡幾乎都變成了一個終於可以回家的高興放鬆調。當然丘德功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嗜好為他將來的飛來橫禍伏下了禍根，雖然他唱的都是共產黨的革命歌曲。 以我的觀察看，丘德功不是對隊領導的敵意毫無察覺，就是在刻意的使自己顯得與大家毫無區別。這個唱歌的習慣，與我後來發現他的其它特點一樣，很可能都是他在那個艱難處境上，為了保護自己故意做出來的輕鬆。 從周圍的談話中我慢慢對丘德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下放幹部，他的父親解放前為中美合作社工作過，那個時候不管什麼事情只要沾到美國都是了不起的罪行，由此被判七年徒刑。丘德功高中沒有畢業，就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參干去了新疆。初解放，年輕有文化的幹部缺乏，丘德功就被調去學俄文，大專畢業後一直在為蘇聯專家當翻譯，直到後來共產黨認為他的出身不宜與已經墮落為修正主義的蘇聯人混在一起時，他才被下放農場。以丘德功的簡歷，我實在不明白四隊的領導為什麼對他這樣敵視，他個人歷史上沒有任何污點。 到了鏟地和秋收的時候，我與丘德功也有了一些短時的單獨接觸機會，但是我感到他並不想與我接近。 我們的首次單獨談話竟是非常不愉快的。時經多年，我已經記不起是因為什麼事情衝突的了。好像是因為看到了一個什麼東西，我可能說了這種東西某個國家做得比較好(當然不是一個中國的友邦，因為中國的朋友國家當時只剩了阿爾巴利亞和亞洲幾個小國了)，想不到丘德功反應非常強烈，說話都結巴了，很嚴肅的對我說，不要對他說這樣的話，不要認為這些話就來拉攏他，他的階級立場是非常堅定的。我被這個意外和牛頭不對馬嘴的責備搞得狼狽不堪，不知說什麼好。丘德功說完這番話後，似乎也為自己的過分反應尷尬，臉漲得很紅，默默地低下頭，看起來有些羞愧。我更感到痛苦和無奈，顯然我被他看成魔鬼，壞人了，就像那個戴在我頭上的侮辱性帽子反動學生所標誌的一樣。可是更使我感到苦澀的是他怎麼知道，我在背後也被告誡對他也要警惕呢？而且這些話我是無法告訴他的。這個世道的殘酷，荒誕和專橫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啊﹗ 與隊裡的地主分子老薑頭一樣，這些隊裡處境不好的有各種所謂問題的人，對我比一般工人更嚴厲，更不見情理，但是一旦我的處境稍有改觀的時候，他們的防線就會完全撤消，表現出來一種對我心照不宣的同情和默契。丘德功也是這樣，在那次使我處境徹底改變的冬訓之後(我將在自己的故事中敘述這段有趣的經歷，如果沒有那個經歷，我很可能無法熬過後面的苦難，今天能在這裡講故事了)，丘德功對我像變了一個人，友善而且同情。 農場少有休息，從五月播種到九月秋收，中間都沒有星期日和休息日。過了這段時間才恢復正常的星期日制度。隊裡的工人終年穿着滿是油污和破洞的工作服，休息日也不例外，丘德功卻是不一樣，他一到休息時，就換上自己的衣服。我記得他總愛穿一件藍色的條絨夾克衫，這令指導員邵蘭新很看不慣。邵蘭新凡是看到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時，就會用一種非常鄙夷的目光很快瞪這個人一下。這個目光非常懾人，至少令我恐懼。例如邵蘭新不喜歡我在食堂吃飯時與一隊的難友聚集在一起，要是他看到了，他就會用這種狠毒和鄙夷的目光掃我一下。所以我每次去見難友時總是小心翼翼，不願讓邵蘭新看到。記得有一次由於食堂的伙食實在太差，幾乎不見油水，在難友鮑有光的鼓動下，我們三人去食堂後面的小食堂改善一下。這個小食堂主要是招待幹部開會用的，在沒有會議的時候也向公眾開放，但價錢很貴，我們只能偶爾去打一下牙祭。那次我們去小食堂吃飯的時候，正好邵蘭新進來了，他就用那種目光狠狠盯了我一下，我心裡直發顫，知道惹禍了。回隊後，果然邵蘭新在會上將我大大訓斥了一頓，說我最近表現非常不好，放鬆改造，追求資產階級的享受。當然邵蘭新作為本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後面還要更詳細的介紹，我不願意大家將他想像成一個中國小說或者電影中常見的一個陰險，兇悍的壞人。他的個性和是非觀念都是非常鮮明的，儘管這些觀念非常簡單而且無理，這是在他的位置和處境上他自己不可能明白的。 丘德功對邵蘭新這種目光不是毫無所察，就是裝得不在乎。也可能在丘德功位置上根本沒有將邵蘭新放在眼裡，他畢竟是大學生，國家正式幹部，曾經常年與蘇聯專家在一起工作，現在不就是下放勞動？沒有什麼過失，也沒有受過任何處罰。對他來說。邵蘭新只不過是一個部隊轉業的付連級幹部而已，沒有什麼可怕。事實上在中國社會中，很多災禍並不來自那個災禍所給的理由和名目，而常常根源於對於某人不尊重，這種不尊重，尤其是對你的直接領導，更準確地說不是不尊重，而是沒有讓你的領導感到你對他很服貼，那麼就格外危險了。 所以丘德功照樣在休息日穿得整整齊齊，與隊裡的工人顯得不一樣，對邵蘭新的目光就像沒有看見。 丘德功是個愛動的人，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屬於那種陽剛路數的，大板的正抽和反抽，與難友鮑有光的愛球如命地打刁球完全相反。記得我第一次與丘德功打球的時候，擋不住他有力的兩面抽殺，敗下陣來，而難友鮑有光卻不上場，他冷靜的在一旁看丘德功的弱處，發現丘德功有幾個落點應付得不好，等到鮑有光上去時，丘德功就比對付我吃力多了，不過鮑有光也很難贏到他。儘管這樣，丘德功還是認為我的球比鮑有光打得好多了，說明他不喜歡那種耍計謀的玩法，喜歡光明正大的較量。 難友鮑有光是我在中國文學書中從未見到的形象，他的幽默影響了幾乎所有周圍和他生活的人，即便勞改時也不例外。他的智慧應該說在我之上，我在農場和大慶的生活到處有着他的影子。他的後來經歷之所以沒有像我走得那麼遠，恐怕就在於他的愛球如命。如果在每一件小事上都不肯吃虧，精於計算，那麼雖事事得利，卻失去了根本改觀的可能和勇氣。而我的歷程卻總是在不善於應付周圍的環境的浪尖上掙扎，常常被逼到絕路，然而在絕處為了求生，不得不拼命一博，所謂置於死地而後生了，走出了一條非我所願的歪歪曲曲的生命之路。我希望我將來尚有時間將難友鮑有光完整地描述一下，豐富我們這個民族的人物庫藏。 丘德功還有一個愛好就是下象棋，他對我的棋藝非常佩服，一到休息他就常穿得整整齊齊來找我下棋。這時候如果邵蘭新進來了，會非常不高興。我雖然努力不去看他，但是我仍能感到他的雙倍鄙夷和狠毒的目光從我們身上掃描過去：丘德功的衣服加上兩個反動分子在一起！所以我每次與丘德功下棋總是提心弔膽和心不在焉，怕邵蘭新進來，我覺得為了避免麻煩，最好不要下。有一次下棋時我假裝無意的對丘德功說，邵蘭新不太喜歡我們下棋，誰知丘德功也像心不在焉的輕描淡寫的說，不喜歡就不喜歡吧，似乎腦子仍在棋里。 丘德功有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他的妻子長得很高，人叫大李，很漂亮，是農場機械廠的車工。他還有一個四歲左右長得虎頭虎腦的可愛兒子。大李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女性，我們後面會看到，雖然生活在那個精神和物資都是極其艱難的時代，她表現出來的氣節和勇氣也會讓今天在享受，奢侈和虛榮的浪尖上翻騰的傑出女性汗顏。 丘德功除了愛玩以外，還有一個特長，這裡沒有說愛好，因為與他的唱歌一樣，我不能確定這是他的愛好，還是他在那個特殊處境下，為了保護自己處心積慮所做的事情。基於農場除了一個小賣店以外別無商店，譬如鍾，手錶，收音機壞了是沒有地方修的，所有這些東西都送到丘德功家裡來了，丘德功總是能夠修好，當然是不收錢的。有一次我的手錶停了，就請他修，過了幾天就給我了，他說沒有大問題，裡面都是麥屑，太髒了，他洗了一下就好了。農場一年大部分時間都沒有休息日，而且每天工作時間又長達十四小時以上，為大家業餘做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用的都是寶貴的睡覺時間。所有丘德功做的這些好事，無疑在工人的心裡留下了好感。丘德功出事前的一次冬訓中，大家都在會議上說了很多感激他的話，連對我說他思想反動，不讓我接觸他的王奎選都說，老丘是活雷鋒，我們下班了每天回家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呼嚕大睡，老丘還要在燈光下為大家修表，修鍾和修收音機。 大家的褒揚，並沒有緩解邵蘭新對丘德功的成見，我注意到大家在褒揚老丘的時候，邵蘭新的表情顯示了一種堅韌的無動於衷，我覺得這種褒揚正適得其反地在邵蘭新心中加強他對老丘的反感。他心裡興許在想，這是階級敵人的蒙眼術，大家階級覺悟不高，被丘德功蒙蔽了。 從另一方面說，所有丘德功做的這些好事累積起來的在人們心中的感激，最終也沒有救得丘德功的性命，這些感激在不影響人本身利益的時候，能夠換得一些雞毛蒜皮般的公正，但是一旦對當事人也有危險的時候，它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以後，我與丘德功還有過幾次談話，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一次在地里單獨相對。談話是從丘德功的道歉開始的，他說自我來後，一直同情我，但是不敢表示出來，有時還惡言相傷，真對不起，顯然他一直對我們的首次談話耿耿於懷，並且為之內疚。接着他問起我因為什麼問題被搞到這個地步的，我也收起了那付平時在眾人面前老實接受改造的唯唯諾諾的面具，毫不掩飾的告訴他，北京的知識圈中已經到了瘋狗亂咬的情形，很多莫須有的罪名都是為了升官入黨或者保護己身的人強迫加上的。不管我怎麼說 ，他還是不理解，除了鼓舞和安慰我以外，他還是認為我本身必定有些問題，有什麼辮子給別人抓住了。不過他倒不走俗，他根本不相信這些辮子本身是有罪的，因為他自己心裡也藏着各種，想不通的，不能讓人知道的辮子。所以他有些誠摯，也有些帶着自以為隱藏的不錯的得意，更可能是對於自己惡劣處境的自勉告誡我，要將自己的尾巴裝在褲子中，不能讓別人抓住。 他講這個話時的語調，表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於今天我回憶起丘德功時，眼前就出現了他說這話的樣子，誠摯、堅定而自信： “要將自己的尾巴裝在褲子中，不能讓別人抓住。” 我也理解他在這句話中除了流露對現狀的不滿，還是認為我的遭殃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那時候，我好幾次內心衝動，想將我初來時，王奎選說的話告訴他，讓他小心。但是，理智阻止了我，這是很危險的，搞得不好被理解成挑撥關係。再說一個自己沒有被災難衝擊過的人，是很難真正理解別人被災難衝擊時的無奈和不可自主，總以為自己離災難很遠，以為在受災難和無災難之間確實存在一個是非界線，不會相信這種危言聳聽的！ 不過即便丘德功相信了我的話，在丘德功的處境上，這又有何幫助呢？ 一個以為自己的尾巴藏得不錯的人，難道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惡劣嗎？ 否則的話他怎麼會時時想到要警惕別人抓自己的尾巴呢？ 果然不久後，不管丘德功怎樣牢牢看住他褲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當時的中國，要一個人遭殃，何須一定要見到和抓住褲子中的尾巴！
(三) 招禍
四隊的隊部有三個幹部，康隊長，指導員邵蘭新，會計汪深。 康隊長是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原來是解放軍的排長，生性好動，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煩惱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裡開會，所以他只和自然鬥爭，與世與人無爭，我們的故事對他沒有更多可講的。 會計汪深也是復員軍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為他能寫會算，所以就擔負了全隊的工資，考勤，勞保等等一切後務工作，不下地。為了說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紹興寧波那一帶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個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國電影中地主惡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點狡黠，但是沒有霸氣。他的眼睛很混濁，說話時總是避開人的目光，隱約能感到他對人有些勢利。其實他對人的態度只是忠實和精確地體現邵蘭新的好惡，而且你也只是隱約感到，說不出什麼不恰當的地方來。在隊裡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個勤勤懇懇為大家服務，不張揚，不多事的人。從他的唯唯諾諾和小心謹慎中，我猜測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麼辮子在檔案中，只是無法證實了。 現在講到邵蘭新，邵蘭新是一個中等個子的胖子，園園的臉，臉上一股正氣，沒有一點陰詐和詭譎的氣色，板起臉來很兇，笑起來時卻很可親，有些像廟裡的羅漢。這裡說的正氣並不意味着他是一個正人，只是表明這個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卻是自己未必知道。邵蘭新雖然大腹便便，像個做官的樣子，卻沒有大幹部那樣的氣勢，仔細看他的臉頰上兩塊胖墩墩的圓肉，有些紅，並不是血色潤通的顏色，而是帶着風霜吹打出來的血管顯露。他雖然凶的時候很可怕，臉上的胖肉還不到橫肉的級別。 邵蘭新小時候很窮，他憶苦思甜的時候說過，小時候要過飯，要不是黨我哪能有今天？他說這話時，就像說家常話那樣平靜，沒有很多人憶苦思甜時的矯情，淚流滿面，反倒讓人感到他對共產黨感激的真誠。他從部隊轉業時是付連級，一直在四隊擔任指導員。邵蘭新的文化是在部隊裡學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個性不是那種誇誇其談，花花腸子的人，所以說話都是樸實的大實話。對他來說共產黨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為了窮人翻身，他邵蘭新有今天就是共產黨帶來的，邵蘭新對地富反壞有着天生的敵意，對着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視，邵蘭新一有鄙視臉上就會顯示出來，我能感覺到他看丘德功和黃天秀時眼神中那種厭惡，他覺得這些人和他不是一個世界的，要不是共產黨來了，都是騎在他的頭上，而且現在仍時時刻刻都想着奪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敵人。邵蘭新這樣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他現在的生活非常滿意，還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樣子。邵蘭新對我後來態度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裡成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與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聽邵蘭新開會講話是非常無聊的，他講不出什麼道理，翻來復去，就是共產黨打天下救窮人，資產階級要用懶、饞、貪圖享受來腐蝕革命隊伍，奪回他們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蘭新，身為指導員，必須以比契柯夫筆下那個緊緊看住周圍人不要弄出什麼事的普里希別葉夫中士(這是我說的，邵蘭新不知道什麼契柯夫)更負責，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隊的人，不讓他們受資產階級和階級敵人的腐蝕。除此邵蘭新再講不出什麼來了，通過他嘴裡出來的道理倒是都變成了與他親身經歷緊緊融在一起的大實話，雖然其中的連結在邏輯上是否成立很有問題，但它畢竟與我在學校中聽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極端偏激，專橫，霸道和殺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憶起，六十年代大學中那些政治幹部，進步學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濺的大談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時，身上就冷的起雞皮疙瘩。那些當年在學校中耀武揚威，將衣服披在身上(那時學校幹部的時尚，不將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處慷慨陳詞的人，恐怕一個個今天正在燈紅酒綠的溫柔鄉中摟着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記，或者故意忘記他們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將別人搞得雞犬不寧惶惶不可終日的保爾科察京時代了。只是偶爾對身邊商業化女人的遊戲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時候，會想念和懷念起他們年輕時，充滿鬥志的為革命獻身的純潔女友，他們記憶中的冬妮亞，而自以為他們那個時候一個個都充滿革命理想，聖潔得像天使！ 邵蘭新大約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學習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時也想過應該用比較有理論水平的詞彙來潤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這樣開始了，先清了嗓子，說，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頓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應，大家耳目為之一震，怎麼像講課了，張着耳朵聽下去，邵蘭新接着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因為他不知道綱舉目張是什麼意思，就說成綱，舉目張。下面有一半人笑起來。邵蘭新發現不對，不知道大家笑什麼，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習慣的口頭禪上去了。 邵蘭新雖然恨地主，恨剝削，恨資產階級的好吃懶做，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沒有想到，還是故意迴避，他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不正是在脫離勞動和得到額外享受的路上走着嗎？他的身體愈來愈臃腫，不知是轉業前就是這樣，還是在當了指導員後長期脫離勞動引起的。連不識字對他的話馬首是瞻的王奎選都私下對我說邵指導員不如康隊長，不參加勞動。當時只要幹部一開會，參會的幹部就可以吃一頓好飯，雖然那一點點特殊化與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爛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與邵蘭新會上成天告誡教育工人，不讓他們受資產階級腐蝕，和他用眼睛緊緊盯住工人的行為，不正是背道而馳嗎？不過我相信以邵蘭新的資質，不是迴避這些問題，而是不可能去想到這些問題的邏輯矛盾的。 有一次邵蘭新傳達上級幹部要參加勞動的文件，傳達完了，邵蘭新還沒有來得及講話，老工人張正壽不緊不慢的說“這是遠景規劃吧”，將會場上的人樂得仰面大笑。邵蘭新臉通紅，氣得兩眼冒出凶光，但是沒有與張正壽計較，更沒有訓斥張正壽，而是將話題扯到別處去了。這說明邵蘭新畢竟還有做官的涵養，知道分寸。還有一個事情可以說明邵蘭新雖是直性，也學了一些當官的伎倆。 農場裡有不少工人的弟妹來到農場，到農場工作，這些人沒有工資，就以記工分為準。有兩個女孩子在四隊場院工作，邵蘭新看到了，就過來問了一下她們的情況，最後對這倆個女孩子說，你們倆個的工分，一個是九分，一個是七分，你們每天下班前討論誰是九分，誰是七分。當然後來這倆個女孩子沒有上邵蘭新的圈套，倆個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輪流拿九分。 現在讓我們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來。 在中國，除了殺人犯或者當場抓住的強姦犯，偷竊犯外，一個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從他的犯罪去理解這個人，那麼往往會失之千里。所謂的反革命，反動分子，貪污犯，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來自於這個人的情況改變，來自於這個人的實力，情況與他現有的地位，財產，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稱，一旦產生這樣的不平衡，這個人就很可能要開始倒霉了，至於倒什麼霉，那並不重要，而完全根據當時的形勢而去自由發揮的。在毛澤東思想時代往往容易變成政治犯罪，在改革開放時代容易變成經濟犯罪。我們這裡丘德功的倒霉也沒有逃脫這個規律。 隊裡的工人大都是三級到五級工，工資應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間，而丘德功是技術幹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應在八十多元。一個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資比周圍人高，這顯然是不平衡的。說到這裡我想起鮑有光的父親鮑揚廷來了，他從希臘起義回國後被定為三級教授，工資並不高，但是共產黨念及他是起義回國，另外給了他一份非常可觀的保留工資(一百多元)。記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資時，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將退回的工資寄到他家裡，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堅決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興，錢是人家誠心誠意給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為什麼不拿？鮑揚廷說，你懂什麼，在一個科室中如果工資高於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後來鮑揚廷躲過了像他這樣的人幾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為他做人的睿智和謹慎。丘德功顯然沒有鮑揚廷那樣的人生閱歷，他的遭殃就是從工資開始的。 四隊領工資的那天，大家排隊，由會計汪深給大家一個個發。丘德功拿到工資的時候，就應該走開，輪到下一個，當時並沒有當面點清的習慣。可是丘德功沒有走，而是點了一下，發現少了三十元。然後他就將錢攤在桌子上，問汪深﹕ 汪師傅， 怎麼少了三十元？ 汪深臉通紅，也沒有仔細點丘德功的錢，就說是嗎？從抽屜里將顯然是卡扣的錢拿出來給了丘德功。大家都看着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準了邵蘭新對丘德功的厭惡和丘德功在隊裡的處境，才敢沾這個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發現而沒有當面點清，那麼以後查無對證，隊裡有哪個人會相信丘德功和幫丘德功說話呢？沒有想到丘德功會當場點，這使他丟盡了臉。 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錢，卻栽下了禍秧。不過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當時情形下有其它應對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認了這個啞巴虧，不揭露汪深，他以後會逃脫命運給帶來的災難嗎？這個問題，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個月後，四隊出現了驚天動地的現行反革命事情，會計汪深揭發，有人下工回家經過隊部門口時，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個兵 來自老百姓 打敗了日本狗強盜 消滅了解放軍 這個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四) 挨斗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城鎮鄉，到處張貼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為綱的標語，整個中國已經處於一個大動盪的前夕，空氣中瀰漫着一種殺氣。 記得到農場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電車，突然發現電車上一片死寂，沒有人一個人說話，人的臉在車外一個個駛過去的路燈的熒光下一會兒變白，一會兒變黑，讓人感到懾人。多年來我總不能忘記那個夜晚向我顯示的恐怖，和當時心中突然襲來的在這個長夜中出現的無比孤獨。 我相信那時候很多中國人已經從各種氣息中聞到了血的腥氣、預感到了一場血光之災將要登上中國之陸。雖然人們尚不知道這場災難來自何方，為什麼而來，誰去殺誰？當然人們更不知道，在這個城市的心臟，北京高大和諱莫如深的紅牆之內，琉璃瓦之下，兩個巨頭已經不共載天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黑霧和怒氣正從他們的腳下升起，變成黑色的烏雲，將整個京城籠罩到黑霧之中，然後這些黑雲要慢慢瀰漫、向整個中國擴散，覆蓋住整個中國的一個個城鎮，一個個鄉里，像一條條黑龍，張開血盆大口，懸壓在中國的土地上，等待着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這個血雨腥風即將來到的前夕，被卷進了災難。 農場黨委聽到邵蘭新匯報，四隊出現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囂要消滅解放軍，黨委書記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黨委秘書徐仁芳為首的工作組，去四隊處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黨委秘書徐仁芳，山東人，部隊轉業。但是徐仁芳看起來不像一個軍人，白淨的臉，整齊的五官，文秀沉靜，說話也是文質彬彬的，更像一個文人。 其實一個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完全決定於讀書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說起話來卻是一付魯莽和無知，不同的只是由於有了博士學位講起蠢話來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沒有受到高等教育卻顯得內秀和很有涵養的人也到處可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個。雖然他的身份、職務、經歷和當時的極左氣氛使他也在階級鬥爭烽火中衝鋒陷陣，但是蕭殺的氣氛仍然不能吞沒他穩重的個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於自己沒有受到很多教育，對有高等學歷的人有着一種天然的尊重。這種秉性在共產黨的部分老幹部中屢見不鮮，他們由於自己不能進入和懂得所謂高深的學問，而表現出對知識殿堂和有學問的人的敬畏。反而這種對學問和有學問人的敬重，在解放後大學生中爬起來的知識分子幹部中卻無跡可尋了。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幹部，在當學生時為了要求進步，入黨升遷，不得不荒廢學業，肚子中通常沒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後，為了自己在學業上的損失，顯示了一種對不問政治只讀書的人，乃至知識的怨恨。正是這種心態，他們在政治運動中對這些被他們稱之為白專的人下手尤為殘忍。 一個鬥爭現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會在徐仁芳的主持下開始了。 鬥爭會，這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名詞，對於外國人恐怕會像外星球上的童話，對於中國人的後代子孫恐怕也難知其詳了。雖說以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則，鬥爭會未必就會絕後，但是百年後的中國鬥爭會肯定會與他們爺爺奶奶曾經經歷過的鬥爭會大相徑庭，可能會添上那時候的中國政治，甚至高科技，人工智能，機器人的特色。如果我不在這裡多解釋幾句，外國人查百科全書，子孫查歷史書，肯定會望洋興嘆，徒勞無得。因為這些不上大堂﹐但是卻將一個時代的中國人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東西，中國人是從不將它記載在正式文字中的。 鬥爭會源出於土地改革，共產黨每打到一個地方，就要將地主的地分給農民。在分地前，必須發動群眾，開鬥爭會，先將地主批倒斗臭，這樣農民分地時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從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說。諸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看，土改鬥爭會往往要經過共產黨派出工作組，反覆動員農民才能發動起來。而我們這裡說的六十年代的鬥爭會無論從形式上，參加人的心態上說已經與土改鬥爭會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沒有一本小說反映曾經成為那個時期中國人生活重要內容的這種小說。 六十年代鬥爭會不是從土改鬥爭會脫穎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脈應該是反右運動。反右從共產黨請求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助整風開始，要知識分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直到黨認為事情的性質起了變化，不能再言了，就發生工人農民“不答應”了，走上講台，要與右派辯論。右派在“工人農民”的討伐下，不經一擊，辯論會很快就變成了右派認罪會。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以中國人不寬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憤怒”的右派的朋友、親人、和同事，義憤填膺的，躍躍欲試爭取進步的，心懷叵測的和心驚膽戰的都必須一個個上場，輪番與右派劃清界線，表示憤怒，這時候，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產物，鬥爭會誕生了。 鬥爭會，從五七年誕生，到六十年代，經過幾年的實踐，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反右後的任何單位都具有對自己的下屬開鬥爭會的權利，也就是說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都具有將一個下屬打成與歷史上的奴隸地位一樣卑微的地富反壞右的無上權利，無需經過公檢法系統批准。這個單位黨委無法無天的權利已經使社會上的公檢法系統形同虛設，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國人，其做人的基本權利實際已經毫無保障，喪弘至盡。 鬥爭會的第二個特點是黨的積極分子反而不太上場，愈是親近的同事、朋友、同學、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場，愈要無情。所以從人性上說，鬥爭會的殘忍和冷酷，它的亙古未有，世界獨特，正是定位在這第二特點上。 今天有人去責備那時的中國人愚蠢和無情，未必見得公平。任何一個理性的人處於其境，都未必會比那時的中國人瀟灑。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被置於地獄之邊，一個個黨的積極分子虎睜圓眼看着你是否劃清界線，否則就會將你也推入那個萬劫不復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從？ 這裡說地獄和火海，絕非誇大之詞。淪為階級敵人的嚴酷確實與陷身地獄只在伯仲之間，它超過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懲罰，甚至死刑，因為它意味着不經任何審判，不允任何辯護，不存在任何上訴可能，一個小小的單位黨委，轉眼之間就可以令一個人喪失工作，家庭，變為像奴隸一樣的賤民。賤民在中國社會的意義就是，不管走到哪裡，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殘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沒有申辯的權利。而且一旦淪為賤民，就是階級敵人，終身都是敵人，永無期滿之日。而且你一旦成為階級敵人，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表親都會從心裡真正的恨你，因為由於你，他們的升學，工作分配，分房子，提升等等都會受到影響。 這麼一個荒唐的，實際上已經突破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系統司法的，使每一個普通人離地獄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了，到了文化革命發展到它的頂峰。而後由於政府的官員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也嘗到了這個制度的殘忍和不公平，而暫時的被擱置，不再被使用。這裡說暫時，是因為，造成這種荒唐制度的根源並沒有被充分認識，而待到受過這個制度直接傷害的官員慢慢將這些記憶淡忘，或者離開人世以後，新的少壯派再在中國升起的時候， 它完全可能捲土重來。 丘德功的鬥爭會就在群情鼎沸的口號聲中開始了： 打倒現行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軍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會場一片蕭殺，尤其像我這樣已經被戴帽子的反動分子更是提心弔膽，喊口號時拳頭舉得高高的，聲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們說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會場中間，低着頭，臉蒼白和憔悴，顯然已經多夜無眠。 首先是汪深發言，他有板有眼地敘述了，他怎樣在辦公室辦公，下班的工人怎樣一個個走過隊部門口，然後大部分人都過去了，最後來了丘德功，扛着鋤頭， 一邊走一邊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隊部門口唱起我是一個兵，最後一句唱的是消滅解放軍。他當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聽了一遍，還是消滅解放軍。 汪深說完， 大家憤怒的叫起口號：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堅決要求嚴辦反革命丘德功！ 接着是批判發言，幾個顯然已經事先安排好的發言一個個輪流過去。最後是主持人徐仁芳講話，他的話也是這類會議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須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的批判，進一步交待你的罪行，爭取寬大處理，對抗是死路一條。講到這裡，看來會議應該接束了，但是奇蹟發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對丘德功說，丘德功，大家花了這麼多時間幫助你，你對大家講一講你的認罪態度。 徐仁芳出乎常規的給了丘德功一個說話的機會，連丘德功自己都沒有料到，誰也不知道徐仁芳為什麼這樣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馬上反應過來了，他的機會來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來，跪了下來： “請大家饒了我吧，我就算是一個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會傻到大白天去唱消滅解放軍，我家裡有妻子，還有一個四歲的孩子，我不為自己想，還要為她們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們怎麼活下去啊” 說到這裡丘德功已經聲淚俱下，淚流滿面，跪在地上，將兩條腿挪動着，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師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過去如果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這裡我向你賠罪，汪師傅啊，消滅解放軍和消滅蔣匪軍，兩個音很接近，很容易聽混的，告訴大家你沒有聽清楚吧！” 誰也沒有想到鬥爭會會變成這個樣子，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北京的大學中，馬上就會有要求入黨入團的進步分子跳起來，聲色俱厲地指着丘德功的鼻子叫丘德功老老實實，不要演戲，可是這裡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工人有跳出來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着徐仁芳， 現在應該是主持會議的主持人嚴詞呵斥丘德功站起來，回到會場中間去，可是徐仁芳像個沒事人一樣，他的眼神中閃出一種迷離的光芒，望着我們看不到的空中，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汪深尷尬地面對着跪在地上向他求饒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這個時間繼續了大約一分鐘，這是極為靜寂的一分鐘，又是非常長的一分鐘，大家都屏氣斂息的看着汪深，等待他說話，終於一個工人家屬不能忍耐了，叫了起來： “汪師傅，丘德功在問你呢，你到底聽清楚了沒有？” “我，我” 汪深支吾着，不知說什麼好。 從幹部轉為工人的李雲飛忍不住了： “汪深，你聽清楚就說聽清楚了，沒有聽清楚就說沒有聽清楚，大家等着你說話哩！” 李雲飛出身烈士，深得領導信任，過去在人事保管擋案。但是他有一個無可救藥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別強的理解力，卻沒有起碼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將他理解的事情和東西，不管是否合乎時宜，用非常極端和尖銳的語言立即表達出來的愛好，他這種沒有理智和原則的緊跟形勢的第一反應能力，使他始終處於當時正確的大風大浪的尖頭上，而毫不意識不同時期風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對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強烈的第一反應能力所累，由於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領導和工人，最後被從幹部貶為工人，在隊裡當康拜因手。 會場上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頂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來， “我，我，我沒有聽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這句話，等這句話一到，連想也沒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沒有聽清楚，這話怎麼能夠隨便說呢？” 但是他完全沒有進一步為難汪深的意思。 然後徐仁芳大聲地加重語氣說： “散會！” 這個鬥爭會就這樣虎頭蛇尾，結束了。徐仁芳回去後向黨委書記報告汪深沒有聽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憶這些舊日的往事時，仍不得不對徐仁芳在那個如履薄冰的階級鬥爭時代中顯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氣肅然起敬。 不幸的是，雖然丘德功逃過了這一劫，這一劫最終是不會放過他了。他的莫須有的尾巴已經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國家政治風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個人做主了。到那個風暴到來時，那條黑龍需要喝血的時候，不管是邵蘭新、汪深、徐仁芳，甚至農場的黨內書記茹作斌，都無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運，這就像一個氣球，一旦發出去，線就被剪斷，飄到了中國的政治天空，它的命運只能隨着天空的風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滾，去喜怒哀泣，地下望着的人只能叫喊興嘆，再無控制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