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紗帳里賣官忙，朱紱換來金滿床。

夜夜笙歌春殿鎖，一身銅臭伴脂香。

話說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石家莊的太陽很悶，像一塊浸了水的舊棉絮，壓在中級人民法院的灰牆上。書記員把一份裁定書放在桌上，紙頁很薄，卻沉得壓手——這是安惠君的名字，第二次被印在這種蓋着紅章的紙上，第二次，她成了裁定書裡的主角。

沒人會特意在街頭議論安惠君了，就像沒人會議論牆角一塊褪色的磚。可要是有人偶然提起這個名字，旁邊或許會有人愣一下，含糊地說：“哦，那個女局長。” 她何許人？犯了什麼事？問的人語氣平淡，答的人也漫不經心，仿佛在說一件去年的雨，下過了，就幹了，只剩一點潮味，留在不起眼的角落裡。

安惠君生於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河北定州的土坯房裡，想必也有過尋常的煙火氣。高中畢業後讀了大專，不算體面，也不算落魄，就像那個年代無數普通的年輕人，順着生活的水流，被推到了該去的地方。一九八二年三月，她成了易縣公安局的人，還得了個副局長的頭銜——這在小地方，算是件能讓家人抬頭的事，可誰也沒想到，這不過是她後來那場荒誕劇的序幕。

九十年代初，她去進修，學那些聽起來很專業的公安知識，再後來，就被派去了深圳。深圳的風，和河北不一樣，熱，帶着海水的咸，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浮躁，好像什麼都能生根，什麼都能腐爛。她被安排在市公安局三處掛職，再後來去了羅湖區公安分局，卻是個普通科員——這落差，像從台階上猛地踩空。她在河北是副局長，到了這裡，連個像樣的職位都沒有。有人說，是因為她和分局局長彭虎合不來，針尖對麥芒，日日都在較勁。沒人知道具體是為了什麼，或許是一句話，或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兩個陌生人在窄巷裡撞了一下，誰都不肯退讓。

市局協調了很久，她才坐上科長的位置。坐上那天，她提了個要求，想要一套住房，彭虎沒同意。沒有爭執，沒有吵鬧，就像一陣風拂過磚牆，連一點聲響都沒有。安惠君沒再說話，只是眼底的光，暗了些。在羅湖分局待了一年半，她又回到了市局，日子過得像一杯溫吞水，不冷不熱，卻磨得人心裡發慌。

一九九三年七月，彭虎調去了南山，鄭沛明來了，成了新局長。這是個轉折點，就像戲劇里突然換了布景。鄭沛明看重她的能力，沒人知道這份“看重”里藏着什麼，或許是真的賞識，或許只是需要一個能替自己做事的人。反正，不到半個月，安惠君就成了副局長。第二年年初，她又兼任了政委，手裡的權力，一點點大了起來。

一九九六年，鄭沛明病了，要去外地養病，局長的職權，自然而然落到了安惠君手裡。一九九七年七月，她正式繼任局長，還多了好幾個頭銜——羅湖區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政協委員。走到這一步，她算是站在了頂峰。街頭的風，好像都對她溫順了些，身邊的人，說話的語氣也軟了，眼神里多了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討好。

她做過一些事，被人念叨過一陣子。比如成立了財務管理中心，把各個派出所的支出理得井井有條，連市局財務局的人，都鬆了口氣，後來還在全市推廣。廣東省公安廳的人也誇過，說這是件好事。那時候，羅湖分局剛評上全國優秀公安局沒多久，這份榮光，疊在安惠君身上，讓她成了人人稱讚的“女儒將”——有膽識，有魄力，不像個尋常女子。

她還喜歡搞創新，利用互聯網破案，一些棘手的案子，到了她手裡，居然就破了。後來又提了“警校共建”，團中央和公安部都點了頭，又在全國推廣。那些光環，像一層金粉，裹在她身上，亮得晃眼。外人看她，就像看一顆要升起的星，前途無量，手裡的答卷，漂亮得無可挑剔。

可光環之下，是什麼呢？沒人去深究。世紀之交，到處都在改革，安惠君也借着改革的名義，裁撤了派出所——原來有25個，她覺得多，只留了8個。這一下，整個分局都慌了，警員們人心惶惶，生怕自己丟了鐵飯碗。剩下的職位，成了香餑餑，人人都想搶，可誰能搶到，全看安惠君的一句話。

第一個送禮的人，是誰，沒人記得了。或許是個急着保住工作的老警員，或許是個想往上爬的年輕人。安惠君沒拒絕，收下了。有了第一個，就有第二個，第三個，紅包越來越大，送禮的人越來越多。她來者不拒，好像那些錢，那些東西，本就該是她的。職位，被她明碼標價，一張嘴，一句話，就能決定一個人的前途。從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二年，7年時間，她收下了30多萬，不算多，卻足夠讓她忘了自己是誰，忘了手裡的權力，本該用來做什麼。

她的私生活，也漸漸亂了。身邊的年輕警員，只要長得周正，願意討好她，就能得到提拔。出去考察，看中了誰，回來就給誰升職；要是有人不懂她的暗示，不肯順從，那就只能被冷落在一旁，永無出頭之日。這些事，大家都知道，卻沒人敢說，就像知道牆縫裡有蟑螂，卻懶得去打，只是假裝沒看見，任由它在暗處滋生。

二〇〇三年三月，她調任口岸辦副主任。有人說，她是累了，想歇一歇；也有人說，是風向變了。她自己大概也覺得，日子該平靜下來了，那些光環，那些錢財，那些隱秘的欲望，都能被藏起來，像埋在土裡的垃圾，沒人會發現。

可紙終究包不住火，就像埋在土裡的垃圾，總會散發出臭味。二〇〇四年十月，紀委的人找到了她。沒有驚天動地的抓捕，沒有撕心裂肺的哭喊，一切都很平靜，就像她當初坐上科長位置時那樣。二〇〇五年六月，一審開庭，法院認定她受賄——163.8萬塊人民幣，53萬港幣，還有1000美元，外加2台索尼電視機。六月十八日，判決下來，15年有期徒刑，60萬罰金。

法庭上，她的妹妹安惠蓮來了。安惠君說頭疼，安惠蓮就給她按摩，忙着給她買水買藥，神色慌張，卻又帶着一絲不甘。安惠蓮在深圳做着“大生意”，沒人知道她的生意和安惠君有沒有關係，可那天，所有人都看出來了，她不會眼睜睜看着姐姐在監獄裡待一輩子。

保外就醫，成了安惠蓮唯一的希望。她開始四處奔走，找關係，送錢，像一隻慌了神的鳥，到處亂撞。她通過趙希軍，認識了郭子川，又通過郭子川，認識了孫海——這些本該守護法律公正的人，在金錢和人情面前，一個個低下了頭，忘了自己的職責，忘了身上的制服，成了安惠蓮手裡的棋子。

二〇〇六年四月，安惠君被調到了河北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這一步，走得很順，順得讓人覺得荒誕。後來，安惠蓮又找到了丁一萍，丁一萍讓她去醫院找關係，把安惠君的病情說得重些。二〇〇六年九月，丁一萍在明知鑑定是假的情況下，簽下了同意保外就醫的意見。二〇〇七年一月，孫海簽了字，安惠君保外就醫6個月，暫時逃離了監獄的高牆。

這一逃，就是6年多。她一次次續保，一次次成功，沒人去查，沒人去問，好像她本就該待在監獄外面，好像那些虛假的診斷書，那些違法的手續，都是合情合理的。祁濤，那個司法所的所長，在沒有見到安惠君本人、不了解她病情的情況下，就簽下了同意續保的意見——或許是礙於情面，或許是收了好處，又或許，只是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荒誕的劇，總有落幕的一天。郭子川被查，搜查時，一張和安惠蓮的購房協議複印件，成了導火索。順藤摸瓜，所有的事情都被翻了出來，那些被藏起來的垃圾，那些被掩蓋的罪惡，一個個暴露在陽光下。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丁一萍被立案偵查。二〇一四年七月，安惠君被重新收監，回到了她本該待的地方。同年九月，祁濤被立案偵查。孫海、丁一萍、安惠蓮，還有那些參與其中的人，一個個都受到了制裁——丁一萍判了3年，祁濤免予刑事處罰，孫海判了7年，安惠蓮判了5年6個月。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書，再次送到了安惠君手裡。上面寫着，她的保外就醫不符合程序，6年7個月20天的刑期，依然生效。沒有波瀾，沒有意外，就像一場漫長的夢，終於醒了。

窗外的太陽依舊很悶，風一吹，帶着些許燥熱。有人說，安惠君這輩子，太不值了，從頂峰跌落到谷底，從人人稱讚的女儒將，變成了人人不齒的罪犯。也有人說，那些幫她的人，更不值，為了一點錢，一點人情，丟了自己的前途，丟了自己的良知。

可沒人會再多說什麼了。就像街頭的一場陣雨，下過了，就停了，路面幹了，痕跡也沒了。只有那份裁定書，紙頁漸漸泛黃，上面的名字，漸漸被人遺忘。還有那扇“保外就醫”的門，依舊立在那裡，有人看守，有人覬覦，只是沒人知道，下一個想從這裡鑽出去的人，會是誰。

風又吹來了，拂過法院的灰牆，拂過那張泛黃的裁定書，沒留下一點聲響。生活依舊在繼續，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小史公曰：惠君有智，創財管之制，推警校共建，曾為一方能吏；然貪權逐利，鬻官納賄，縱私慾亂綱紀，終致身敗名裂，累及親眷僚屬。蓋權力如鏡，照見忠奸，守正者昌，悖道者亡矣。

有詞《梧桐影》為證：

明月斜，囚籠冷。保外就醫重入刑，高牆再鎖當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