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在資源稀缺和合法性壓力並存的局面下迅速集結力量，中共傾向於用“運動”這種快變量，去替代經濟治理、法治程序與組織常態這些慢變量，從而儘快完成動員、徵集與整肅的任務，因此製造了對“運動”本身的路徑依賴以及對社會結構的深度擾動


　　老高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張鳴教授的新著《中共黨史札記》，我沒讀過，以前只讀過他的《歷史的壞脾氣》、《辛亥：搖晃的中國》、《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等著作。今天讀到馬四維對《中共黨史札記》的讀後感，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老毛“運動治國”，造成極大的現實危害和深遠的惡劣影響，盡人皆知。後來的中共領導人，明確宣稱今後不再搞運動，但是在其施政實踐中，我們總是或明或暗地感到運動的餘威。何以如此？美國華人學者宋永毅教授的《毛澤東與“新中國”》（台灣聯經出版），聚焦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和背後的戰爭思維，很有思想含金量。今年初春我讀過此書後，前不久對宋教授做了一次專訪，整理出的文字，近日將在某海外刊物發表。
　　治理國家有多種模式，採取哪一種，受很多因素制約。宋教授說過：歷史的進程、歷史的抉擇，並不像某些書生秀才閉門想象有什麼“必然性”，而往往就是偶然因素造成。在專訪中，我對宋教授提問：
　　毛澤東治國主要靠一場又一場群眾運動，他樂於看到、也多次宣稱這一點：“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遍地英雄下夕煙”。請問宋教授，毛澤東“運動治國”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他出於何種考慮，認定這是最佳模式？
　　宋永毅教授回答說：
　　這個問題非常值得研究，但我自己對這思考比較粗淺，因為我側重研究的是毛澤東晚期，而這個問題要上溯到戰爭年代的毛澤東。“運動治國這樣的思路，恐怕是在他戰爭年代形成的。而他對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的理解產生重大失誤，把政治看成‘戰爭的延續’”……。
　　馬四維介紹張鳴教授新著的要點，也正是在探討毛澤東（擴而大之是中共）為什麼把“運動治國”看成法寶？馬四維這篇文章對我很有啟示，張鳴的新著《中共黨史札記》，我要找來研讀！

　　張鳴教授。（不知何故，以上張鳴教授和以下《中共黨史札記》封面兩幅照片，在手機上正常顯示，但在電腦上均無法顯示。遺憾！）

　　制度失衡的歷史教訓與現實出路
　　——對中共黨史的元思維解構

　　馬四維，中國思想快遞 Apr 17, 2026


　　把張鳴的《中共黨史札記》當作一部以歷史細部擰緊“制度—動員—資源”這條貫穿線的考證書來讀，最先躍出紙面的並不是某一段傳奇性事件，而是一種反覆出現的運行邏輯：為了在資源稀缺和合法性壓力並存的局面下迅速集結力量，政治系統傾向於用“運動”這種快變量去替代經濟治理、法治程序與組織常態這些慢變量，從而在短期內達成動員、徵集與整肅的目標，但也因此製造了對運動本身的路徑依賴以及對社會結構的深度擾動。
　　《中共黨史札記》將這一邏輯拆解到可檢驗的事實層次：蘇區時期的“打土豪”經濟及其自我封鎖效應，內戰階段以邊緣群體為核心的土改劇場技術，新政初年的“三反五反”在壓力操作與道德化情緒之間的張力，1954年制憲如何完成從“協商政治”到“全能主義政治”的制度門檻跨越，以及農業集體化的長尾後果。正是在這些看得見的機制里，中國問題顯露為：資源與合法性的雙重稀缺、組織與社會之間的信任赤字、慢變量被快變量替代的治理慣性。這不只解釋了過去，也在持續塑造現在。書中章節的鋪陳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分析路線：從長征與蘇區經濟模式、華北土改、三反五反、制憲到集體化與文革起源，案例逐段遞進，皆圍繞“運動—資源—秩序”的循環展開。

　　如果將問題的最基本要素抽象為“稀缺條件下的動員與分配”，那麼蘇區時期提供了一個帶公式感的起點：當正規稅收、商業網絡與信用機制尚未成形，政治權威要維持軍政開銷、鞏固根據地並擴張版圖，最省時間的辦法就是把“政治動員”與“資源徵集”捆綁在一場運動里，於是便形成了書中所說的“打土豪”經濟。其內核是對內的“均貧富”和對外的“掠奪白區”兩條路徑交替使用；前者靠一輪輪再分配維持內部的動員熱度，後者靠攻占或滲入外部富裕地帶獲取浮財與物資。張鳴指出，這不是偶發策略，而是一種“畸形的經濟模式”，它在擴張順利時強化自身，在受阻時便加速自耗——因為經濟組織被破壞、生產積極性墜落、稅收與合作社皆不能彌補軍政的剛性需求。以漳州為例，紅軍入城後幾乎對所有店鋪進行無償徵收，連陳嘉庚旗下商號與學校圖書也不例外；左右江根據地對商人的羈押、沒收與重罰，則進一步打斷了貿易信用。這些細節提示我們：當“運動”被用來替代正常的財政金融工具時，短期補給固然到手，但長鏈條的交換網絡同時被切斷，下一輪動員只得再度訴諸“運動”。
　　“打土豪”的副作用不僅是經濟面的，它還反向塑造了心理環境。書中提出，蘇區的“封鎖”並非單一來自對手的軍事封鎖，更多是“赤白對立”的社會心理封鎖：邊界地區民眾因反感越界征斂與綁票而集體排斥蘇區，商路被自我掐斷，鹽等必需品長期斷供，結果是“自我封鎖”與“敵方封鎖”疊加，把根據地困在資源窘境之中。當常規籌資不敷，慢變量再次被快變量替代：稅費驟增、紙幣濫發、運動化徵收同時上場。書中列舉了蘇區稅目在短時間內急劇繁殖，從土地、農業、商業稅一路擴展到人口稅、屠宰稅、園藝稅乃至“新劇捐”等各色攤派；而“蘇幣”信用崩塌後還要發起“擁護國幣”運動並懲戒拒用者，這些都說明制度性財政與貨幣工具不成熟時，政權被迫把“運動”當成財政的拐杖。這種騷操作，在今天我們並不感到陌生，其根源可以上溯到蘇維埃共和國時期。而“自我封鎖”與“敵方封鎖”的疊加現象，國人更不陌生。
　　經濟危機迅速轉化為政治危機，其徵兆在糧荒、擴紅與逃兵三項指標上同時出現：機關減餐、以野菜充飢，連主力軍團也“八分鹽”難保；《紅色中華》登出“紅軍等着二十四萬擔糧食吃！”的號外，說明“突擊式征糧”甚至已竭澤而漁。擴紅失靈與大規模逃兵，進而透支了組織的社會基礎。此處最值得“第一性”關注的不是某位將領的戰術得失，而是當資源—動員循環因經濟面斷供而失衡時，政治權威不得不以更激烈的運動來維持，反而加速了與社會之間的信任流失。

　　內戰時期的華北土改，將上述“快變量替代慢變量”的結構推演到極致。作者把發動過程概括為一套標準化“劇場技術”：工作隊繞開原有基層組織，直接“訪窮”，以貧僱農或社會邊緣群體為“核心小組”進行訴苦—控訴的階梯化儀式，做大情緒場，再以聯村鬥爭打破日常倫理，從而把動員與資源再分配、政治整肅捆成一條鏈條。這不是“地分不下去”的技術問題，而是為了戰爭動員“把空氣燒熱”的政治需求——在道德化敘事與階級化敘事疊加之處，運動得以越過程序與證據的約束，直接抵達可見的效果。
　　這套劇場技術在新政初年的“三反五反”中表現得更為系統。一方面，運動要用“道德主義”來凝聚共識，另一方面它又必須依靠自上而下的壓力操作與細緻的技術裝配才能“燒熱”。作者直言，越是道德氛圍濃烈的群眾，破壞力越大，運動的反權威特質更強，尤其當運動觸及黨政軍系統時，反噬風險陡增；於是壓力與技術同框，成為一次典型的“非常態政治操作”。這告訴我們，道德動員如果脫離制度化的取證、審理與糾偏機制，短期可見度越高，長期組織成本越沉。
　　劉青山、張子善一案在本書筆下的意義，不在於把它當作“反腐樣板戲”的重演，而是把它還原為“運動案件”：運動期間與運動結束後對同類事實的定性可能呈“從嚴—轉寬”的巨大落差，這種落差恰恰來自運動邏輯優先於證據邏輯。這一觀察直接觸及治理的第一性：當合法性更多依賴道德化動員而非穩定的法治程序時，案情與處分就會高度路徑化與情境化。
　　農業合作化與後續的統購統銷，則把治理快變量的副作用沉澱為長期結構性後遺症：強化階級鬥爭意識並細化社會分割，摧毀鄉村自組織網絡，促使人口在糧配按口的激勵下逆向增長，城市工業化卻未因“農業讓利—資本積累”而真正補足資金缺口；而當“合作社—人民公社”成為高壓性制度安排後，破壞合作社乃至成為一度的“重點打擊”。這些觀察提示我們，快變量不僅會替代慢變量，還會在“制度化”的名義下把替代固化為結構性剛性，令糾偏成本在時間維度上幾何級數增長。

　　把視線再往制度門檻處推一步，作者對“從共同綱領到1954年憲法”的敘述，實際上是在追問一個關鍵問題：當制憲被做成儀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做成“單閥門”的權力輸入口之後，中國政治從“精英協商的混合體制”邁入“全能主義政治”的關鍵一步如何完成。一個看似程序化的法律節點，改變的是權力的分配“常態”，也讓“運動”從戰時工具變成了可隨時調用的治理手段。正是因為制憲成為一種走過場的儀式，隨後的修憲也成兒戲；乃至於1982年修憲以運動的方式和語言，因為將“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中共快速地輕而易舉地實現“土地全盤國有”，從而徹底走出與歐美制度完全不同的國家道路。
　　中共國家治理的本質可以用三句話概括。其一，中共現代國家構建長期處在“資源稀缺—合法性稀缺”的雙重條件下，運動之所以反覆出現，不是偶發的慎用之器，而是對這兩種稀缺的同場應對。運動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組織動員、資源徵集與秩序再定義的三重任務，因而對決策者具有不可替代的誘惑力。這種誘惑力一經屢試不爽便沉澱為路徑依賴，一旦遇到政治難題，系統就會“自動想起”運動。
　　其二，運動的跨界特性使它在運行中不斷把經濟問題政治化、把政治問題道德化，從而把治理的慢變量（稅制、信用、司法、基層組織與社會信任）邊緣化。蘇區的“打土豪”經濟與“赤白對立”、紙幣信用崩塌、稅費名目激增，都是慢變量失位的直接可見物。
　　其三，運動的技術化與劇場化保證了它可以在組織層面“複製粘貼”：從工作隊—貧農團的劇場調度，到三反五反的壓力操作—技術裝配，它確實能“點火”。但技術化越成功，越掩蓋了兩個事實：一是社會信任被透支、秩序成本上升；二是運動中形成的“非常態合法性”會擠壓常態法治。

　　張鳴從黨史的事件分析梳理中看到中共的治理錯位。張鳴對中共黨史研究的貢獻在於：他不滿足於對黨史做道德化的敘述，而是回到“資源—組織—制度—社會”的底層邏輯做穿透式證成，從而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分析工具和視角。如果用一句話語作為全書分析中國問題給出的答案：中國問題的本質不是“缺少一次足夠大的動員”，而是“太容易用動員去替代制度”。當資源與合法性稀缺疊加，運動確實是一劑快藥；但任何把運動當常備藥的治理體系，都會在時間軸上讓組織能力遞減、社會信任遞減、法治密度遞減，直至不得不以更強烈的運動去覆蓋前一次運動的後果。《中共黨史札記》的價值，還在於它拒絕把歷史講成道德寓言，也拒絕把政治講成純粹意識形態的競賽，而是以能被檢驗的事實與可復用的分析法，把“運動的魅影”從敘事中撥開，讓讀者看見那些真正決定路徑的最小元件。這是一部以“元思維”為導向、以史料分析為基礎的歷史教科書；它用黨史的材料堆成的教訓，提醒當下和未來的決策者：只有糾正中共治理的歷史錯位，中國才有可能不再被首長意志和運動治國的節拍牽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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