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曾拜讀過《聖經故事》。當時很認真地讀了很多片段，並試圖深刻理解《聖經》的內容。《聖經》，也就是"Bible"，對這本書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但《聖經故事》不是原版，而是北京的外研社在國內出版的一本英文小冊子，原名"The Story of the Bible"。這本書可以看作全本《聖經》的一個簡寫本。作者的意圖主要是讓故事的線索更清楚更簡明，去掉了很多過於瑣碎和神秘的情節。

認真讀下來的感覺，《聖經》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書。甚至於，這有可能確實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本書。在Bible的故事中，有很多非常值得思索和追問的內容，比如猶太人的反覆遷移，對偶像崇拜的破除，對權威的理解，對國家靈魂以及人民腐化的認識……所有這些內容，都非常令人感到驚訝。就我當時的閱讀範圍而言，中國的學者，無論是近現代作品，還是古典的孔孟老莊，其他人，對於人生或者人性，乃至對人類自身這一現象，其理解所達到的境界，都遠不及Bible的層次。

相對而言，全世界只有一個人，毛澤東，是例外的。但當時媒體仍然充斥着改開時代各種妖魔化毛澤東的歪曲敘事，右派極盡所能篡改歷史詆毀毛澤東思想。那時我被長期誤導，認為毛澤東沒什麼文化和業績，遠未充分認識他的思想價值。直到多年之後，由於一系列契機，我才重新思考，重新閱讀，重新認識到毛選這類著作，相對於Bible，可能具有某種更高視角的超越性。

Bible故事中有很多具體的內容和細節，比如，拒絕偶像崇拜。猶太人確立的God信仰，是一種完全破除偶像化的教派。在四處流浪的過程中，部分猶太人一度改宗，開始崇拜具體有形的神，形成了偶像崇拜的教派。而Bible中也描述了耶和華的信徒，最終動用武力消滅偶像崇拜的教派——這件事本身當然是很殘忍的，但對於有形的God形象的破除，在人類古典時代向現代文明的演化中，恐怕是非常關鍵的文化因素。

我在閱讀之後，忍不住貿然推理了一下：西方人能夠率先產生出科學思想，Bible中表述的這種無形的"God"，應該是有作用的——儘管它不是唯一的重要因素。正因為有了這種無形的、無處不在的觀念，像物理學所表述的這種普遍規律才是可以被理解的。否則，局限在“有形有像”的偶像崇拜中，只會發展出具體的工具或實用的技術手段，但普遍性理論，高度抽象的思辨，是不大可能發展出來的。

 在另一小節中，Bible故事還討論了猶太人中的Prophet現象。Prophet這個詞，可以譯作“先知”。當然，這一翻譯未必很準確。但至少猶太人很早就認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people，或者人民，如果缺乏適當的引導和動員，也是可以很盲目的，是可以逐漸腐化的。儘管這看似與毛澤東思想中的“群眾路線”有衝突，但這個觀點本身是成立的。

無論如何，僅從這一點看，Bible對人性和people局限性的認知，就足以傲視群雄，而且其實也與毛澤東的思考有異曲同工之處。正因為people可能存在的這種局限性，假如存在某種國家的靈魂，這一靈魂就格外需要具有最高級思想境界的守護者來守護。由此，就有必要引入Prophet這一角色。Prophet，自身當然具有一些鮮明的特點，但從Bible的角度，這一角色在其根本上也就是耶和華的使者。

這是Bible故事的古典主義線索，是在神性敘事中質疑人性。那麼這種對people質疑，是否又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尤其否定了毛澤東強調的重點，即人民群眾發揮的歷史作用及其創造歷史的重要角色？事實上並沒有，但這兩者都沒有錯，都是正確的。差別在於，前者作為一種經典神學表述，仍是古典敘事，格外強調等級制，而毛澤東是站在人類文明的更高起點，身處現代世界的更高層次，他預見到也是為避免Prophet階層本身的腐化趨向以至於逐漸被資產階級控制，這就轉而通過強調“人民萬歲”，來實現更具現代意義的深層制衡，這背後則是更高文明層級的更具科學意義的神學布局。

Bible強調先知這一角色的存在價值，可能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諸起源》中所討論的，追溯法治的起源，其最初的重要動因是宗教。由於神權和世俗權力的分離，對於世俗權力構成有效約束，這才最終能為法治的出現創造條件。而從猶太人的發展過程看，他們的Prophet角色對世俗生活發揮了重要的制衡作用。

第二，先知本身類似於一種代理關係。因為猶太人必須尊奉耶和華，然而耶和華通常並不會顯現，那麼猶太人究竟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耶和華的指引？顯然，唯有通過神的使者。而在實際運作中，倘若現實中的政體安排排斥了先知的使者，這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政治權力對代理資格的壟斷。

從這個問題上，可以明顯地看到東亞大陸的古典政治傳統與古典猶太傳統的巨大差異。儘管在一些經典作品中，比如《道德經》，關於隱而不顯的“道”，也存在大量的表述，甚至我們還可以把“道”同猶太人的“God”概念進行某種類比，但這種文化傳統未能產生出具有超越性的神性思維，更不可能孕育一神教。

儘管看起來也存在一些可能具有超越性的概念，比如像“道”（或天道），但這樣一種自然主義的普遍思維觀念，事實上又難免脫離人民，很難以代理方式同世俗生活相協調，無法在現實生活中通過階級關係形成以知識分子群體為核心的代理人機制。然而，當知識精英的有效代理功能本身存在缺陷，這就無法實現權力的制衡，文明的演化原地踏步，隨之停滯。因此，客觀的後果，東亞大陸的知識分子傳統，是要麼像莊周一樣避世，要麼像孔孟一樣，墮入世俗偶像的追隨。

我們還可以對比一下，為什麼猶太人的Prophet角色，可以對國王進行相對充分的批評和反駁？這歸因於其對耶和華的代理角色及其源於認知神性的合法性。在猶太人的傳統中，即使是國王，也只能是在耶和華的指引之下。脫離了這一點，國王本身的權力也會隨之失去合法性。

然而，在古代東亞大陸的皇權體系下，似乎明顯找不到一種類似的具有合法性的對於“道”的代理方式。這在根本上，既制約了東亞大陸古典傳統文化中有關宗教維度的發育，同時也導致普遍性思維、法的精神同世俗生活相脫節，很容易就會相互割裂。

即使在今天的中國，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種類似的困境。比如，在右翼民族主義者和右派官僚集團通過形式肯定但實質否定的方式，徹底顛覆了毛澤東基於群眾民主理念而締造的1975憲法之後，中國的媒體宣傳，儘管經常以“人民”為名，以“組織”為名，卻缺乏事實上的與人民的互動與有效代理關係。這同樣導致了經典的兩難——要麼是普遍概念脫離了現實，要麼是普遍概念變成了現實中權力的幫凶。

單從代理關係這一點來看，猶太人，或者以Bible所代表的文化，能夠深刻激發人類思考的神學維度，引領全球，在文化領域形成權力制衡機制，最終又激發出自由民主制度，恐怕並不是偶然的。像Bible這樣的作品，最初寫在幾千年之前，就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境界，這恐怕是人類思維發展出的當之無愧的巔峰作品。

相比之下，東亞大陸的政治傳統若想發展出一個類似的思想和制度高峰，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但與很多人關於“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妖魔化認知相反，毛澤東的深刻思考，很可能是唯一的契機。在成功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毛澤東是通過“人民萬歲”的普遍性理念，通過最廣泛的群眾民主運動，試圖在現代世界中充分展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新代理關係，超越古典時代的Bible故事。

從這個意義上講，與Bible故事的核心地位類似，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及其引發的一系列現代革命敘事和相關爭議都具有特殊意義。毛澤東的特殊性在於，通過“哲人王”和“最高先知”的合而為一角色，而且毛澤東史無前例地放手全面發動群眾，是在人類歷史上開啟了從未有過的“哲人王”深入人民群眾促成人類普遍覺醒的歷史轉折點。

就這一角色而言，毛澤東在東亞大陸第一次真正實現了一種頗類似於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全新的人民-先知代理關係。也因此，毛澤東堪稱獨一無二、超越古今的思想家，他的思考事實上是突破所有前人設置的障礙。在人類歷史中，毛澤東也是迄今為止唯一能夠有效突破猶太-基督教思想傳統的哲人王。身處現代人類文明的最重要轉折點，毛澤東確立的人民-先知辯證法和獨特的權力制衡和代理關係，也很可能預示了人類最後一位先知。

作為最後一位先知的毛澤東的深刻含義，在於他第一次挑戰了現代人類文明的極限：即人類的普遍覺醒是否真正可能？如果這種普遍覺醒是可能的，猶太-基督教傳統最終將會被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主導的繼續革命理論所替代。如果人類的普遍覺醒終究是不可能的，人類文明也就註定難以擺脫悲劇的宿命。這正如猶太-基督教傳統的預言，末世終將到來。因此，在科學的意義上，而不單純是在神學的意義上，毛澤東的深刻思考事實上已經觸及了現代性與人類文明的極限狀態。這也意味着毛澤東很可能是無法被超越的，他將成為人類文明的最後一位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