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是人類的共同家園。從這個家園來看，它既龐大，又渺小。地球的龐大之處在於，在生物的起源和進化中，它提供了一個足夠大的敞開空間，讓各個物種充分地擴散繁衍，“萬類霜天競自由”，展開物競天擇的競賽。地球的渺小之處則在於，它本身是有限的。在生物高度進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物種競賽的背景平台會逐漸顯現出其約束作用，最終限制這種競爭的演化結果。表述生物繁殖數量的S型邏輯斯蒂曲線，就是這一約束作用的典型產物。

弗朗西斯.福山曾在《政治秩序諸起源中》對人類的起源過程有所表述。他認為，當代人類學的研究表明，現代人類最初起源於非洲。在迄今三十至四十萬年前的時代，已有類似於現代人的分支走出非洲。在歐洲，它們形成了像尼安德特人這樣的祖先。但現代人的真正祖先卻不是尼安德特人，在迄今二十萬年前的時段，現代人的祖先才走出非洲，並逐漸擴散到全球。運用現代基因測序手段可以證明，如今在全球廣泛分布的現代人類，在基因上可以追溯到起源於非洲的一個規模小得多的群體。同時，現代人的這一形成過程，也意味着像尼安德特人這樣的古人類分支群體在進化中遭到了淘汰。

福山還認為，人類群體在全球各地的興起和遷移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人聯想起《聖經》中“通天塔”的故事。一個共同的起源，最終卻被上帝以賦予不同語言的方式，散布並隔絕到全球各個地區。就這樣，在人類分布於全球各個部分的群體中，自從五萬年前發展出語言和文字之後，又不斷進化出各種各樣的不同語言、文化和歷史敘事。隨後，語言、文化和敘事因素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開始發揮更關鍵的作用。社會進化壓倒自然進化，人類進化的故事開始了一種社會進程。

正是在這樣一個長期演化的過程中，全世界最終湧現出了幾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群體現象。它們分別位於全球的少數核心地區。這些核心地區，都具有高度發達的文化傳統，或具備較強的政治經濟實力，或在周邊地區及全球範圍內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然而，最核心的特徵體現於：這些地區之間，在歷史和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具有一些非常根本的差異性。而這些差異性絕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地球這個大背景約束中所銘刻的人類命運痕跡。

猶太人、美國人和中國人的不同足跡，共同構成了現代人類世界的三大群體現象。猶太人的基本特徵像是“四處流浪的上帝選民”。猶太教信仰的複雜形成過程，凸顯出猶太先民在人類早期階段所具有的獨特神性特徵。此後猶太人在它們的起源之地的遷移，被奴役、被流放的反覆遭遇，以至於最終亡國，喪失基本身份，流浪全球，歷經漫長的遊蕩和被排斥記憶，最終又重建其歸屬之地的過程，堪稱全球不同人群中的首要現象。

與猶太人不同，中國地處遠東，被高原、山脈和複雜島鏈包圍，地理條件相對閉鎖，內部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幾近孤立於世界之外的巨大“洞穴”。中國的一些新保守派學者，以及新儒家學者，認為以“天下”之大而論，中國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天下世界”。當然，由於東亞大陸的獨特地理條件，幅員遼闊，以及人口的數量長期居於全球首位，因此，儘管這裡的地緣結構相對封閉，但它在一定意義上也的確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世界”。

有別於猶太人流散於世界各地的長期四處流浪命運，中國人的古代先民，這種群體命運，更多地表現為被封閉於一個與世隔絕的孤立世界之中的特徵。這在很大程度上對東亞大陸早期的文明、制度演化以及群體行為特徵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儘管猶太人堪稱全世界最頑強的群體，在猶太教的長期支持下，猶太人身份認同歷盡千年流浪仍得以維持，但東亞大陸幾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可以有效同化猶太人群體的地區。

在歷史上，唐代，宋代，元代，東亞大陸的中原地帶，以及重要的沿海港口，都曾移居了相當數量的猶太移民，但最終這些猶太人卻未能像世界其他地區那樣，始終保持其固守的宗教信仰和身份認同，而是逐漸被東亞大陸內部的反覆權力衝突及其催生的世俗集權政治文化所逐漸消融。

與猶太人的“失根-流浪-返還”過程不同，更有別於東亞大陸相對閉鎖的地緣條件，美國的現代起源，美國人這一人群體的基本特徵，則更像是一座由早期的新型資產階級移民點燃自由之火的“山巔城堡”（City upon A Hill）。有別於猶太人依賴於舊約經典和歷史記憶的故土情結，美國人這一身份的形成，則完全依賴於一個新世界的出現。

在航海大發現的時代之後，歐洲的清教徒，新興資產階級群體，在他們既有的歸屬之地，即歐洲大陸以及英倫三島，越來越感到難以滿足，舊有環境無法維繫其自由信仰和身份認同。這是北美源自歐洲移民的最初衝動：發現一個世外桃源，維繫自己的信仰，追求更多的財富和社會地位——當然，這同時也意味着他們必須重新發現自己。

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仿佛是個世外桃源，同清教徒所代表的移民群體的虔誠信仰、逐利意識和探索精神美妙地結合在一起。最終，美國成功地形成了一個不同於歐洲的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美國人的身份既同美國這個新生兒緊密聯繫在一起，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同這個世界息息相連。

從美國和歐洲的歷史來看，從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自由獨立精神和民主觀念來看，也從十九至二十世紀綿延至今百年不絕的移民潮事實來看，“美國”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核心含義無非是：“追求個人自由價值，尋找並重新發現自己的祖國”。在新興資產階級主導的文化革命理念驅動下，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舊有民族認同的快速消融，重構，並以一種全新的文化，由資產階級代表的自由想象來取而代之。

這一說法也可以從原中共高層將領劉亞洲的經典表述中找到類似的回應。劉亞洲曾撰寫“美國人的真正可怕之處”一文，文中形容美國和美國人的精神是由“一群不愛自己祖國的人”所構建，而這些“上帝選民”的共同特點，又都是“非常愛美國”。或者說，這些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信奉者所共享的意識形態觀念，也正是“美國例外論”

然而，劉亞洲的文章雖然表述了一些重要內容，但並沒有具體表達所謂“祖國”的實質是什麼？也沒能說破在美國精神中蘊含的更深層的象徵性意義。那麼，“祖國”到底是什麼含意？“祖國”又到底是不是和母親一樣，是一種無選擇的對象？

顯然，根據東亞大陸的典型傳統文化範式，“祖國母親”是個很形象的比喻。不過，對於母親，仍可以引申並區分出兩種非常不同的基本形象：其一是作為自己初始生理構造（基因）來源的母體，作為某個個體夢想開始的地方，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源頭。這是一種傾向於物質基因的解釋，也給出了母親的一種排他性的含義。

母親的另一種更切身的含義則是：真正的母愛並不簡單體現於某種自己別無選擇的先天生理構造當中，而是更多地體現於自己在母親陪伴之下的每一段成長的記憶、歡笑的畫面，以及勝利的喜悅，乃至悲傷的哭泣。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母親，也就是伴隨自己自由成長的那個無處不在的、自己最親近的夥伴形象，祖國母親應當是“自由的朋友”，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起點，足以決定自己初始不可選擇框架的世俗上帝的形象。

在美國的歷史記憶中，在伴隨新大陸的發現漸漸破繭而出的資產階級自由價值觀里，自由顯然並不是體現於那個夢開始的地方，而會與每個人的選擇終生相伴。資產階級表述的自由觀念，潛在地具有一種“自始至終”的“終生”意義。那麼，自由的價值就在於：資產階級設定的理性人原型，似乎永遠都是有所選擇的，而不是無可選擇——一個別無選擇的人在別無選擇的同時也就不再自由，也就失去了他作為一個人的含義。

那麼，“祖國”的含義到底是什麼？應該是一個別無選擇的排他性的枷鎖或框架，只是夢開始的地方，以及隨後夢想的終結，還是一種夢想的延續，以及對夢想和自由的永不停滯的追求？祖國母親，到底是冷冰冰的確定自己起點的，作為原初之不可選擇框架的世俗上帝，還是一個能夠伴隨自己成長的，無處不在的，最親近的，自由的朋友？

在美國構建的世界圖景中，美國人，當然還不止美國人，因為美國人的形象只是資產階級的一種現代典型代表——以美國和以色列作為象徵物，未來的歐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甚至巴西這些新移民地區，甚至也包括像印度這樣的古老文明的多元文化複合體，都正在逐漸蛻變成為這樣一種自由的和後民族的象徵。在資產階級宣揚的世界圖景和身份認同中，我們，將不斷重新尋找和發現自己，並不斷探尋並再造那個祖國的形象。

如果說美國象徵着一種資產階級不斷重構歷史並“尋找祖國”的特殊自由傳統，那麼像以色列這樣的千年夢想，則是另一種更具排他性的“回歸自由”象徵：無論猶太人的血統和身份怎樣漸漸模糊，甚至幾近被別人同化，但在以保守派為中心的自由理想和最高信仰的指引下，作為特定教派的後裔，猶太人最終仍然能夠走到一起，成功建立一個屬於所有穿越如此眾多的不同傳統所瀝煉後的，由猶太人共同擁有的自由家園。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作為世俗派猶太人的最大聚居區，與以色列的命運如此緊密相連，絕非偶然——這真正是自由的朋友，兩種不同的資產階級敘事之間的完滿契合，也是最高信仰與自由精神的共鳴。也正是在這種自由精神的指引下，猶太人的最傑出代表，愛因斯坦，才會在二戰前夜鼓起勇氣對冷冰冰的德意志上帝說不，選擇與全新的家園一起遠行，並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祖國並非既定的歸屬之地，它是可以被選擇的——祖國是需要自由的朋友們去細心發現和尋找的。

然而，隨着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以及地球的日趨擁擠，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接下來足以影響全球人類文明演進命運的，將不再只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猶太人的選定命運和美國人的清教記憶，而將是十四億中國人——這個全球最龐大的群體。1949新中國的建立，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地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東亞大陸史無前例地解放了全世界最廣泛的無產階級群體。

由毛澤東的思考孕育而出的全新人民，在歷盡艱險險阻最終站立起來之後，究竟如何將東亞大陸早已逝去的千年洞穴記憶，與全球化時代由資產階級控制的普世價值和後民族認同有效地包容在一起？畢竟，要確立一種超越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人們別無選擇地，也就必須要消融洞穴的邊界，也模糊洞穴內的身份記憶，最終通過人民群眾的普遍覺醒，廣泛的移民交融和深刻的文化共享，來實踐並建構人類的共同命運和全新的自我意識，在世界範圍內激發出前所未有的現代變革力量。

顯而易見，在毛澤東全面發動群眾的革命理念推動下，中國的十四億人民註定將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最龐大的現代化國家人口。中國以何種方式，才能有效實現這種歷史性的角色轉換？這將是個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但無論如何，作為現代世界的三大群體現象之一，在猶太人和美國人之後，恐怕也只有毛澤東締造的中國十四億人民能夠真正改天換地，徹底改變這個星球。

尤其在當下這個時刻，當中國的生產製造能力事實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只有以全世界廣大無產階級和第三世界的福祉為中心，跋山涉水，架橋鋪路，繼續革命，讓雷鋒精神到處閃耀，重新點亮現代世界的山巔燈塔，紅太陽的耀眼光芒才能最終照亮這個星球。因此，相對於猶太人和美國人的舊日神話，中國人別無選擇，必然會承載着這個星球最後的和最美好的人類希望。這也正是僅為中國人所獨具的特殊人類使命，毛澤東一手締造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必然肩負現代世界的終極救贖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