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6日, 政治学家兼经济学家伊恩·奥克斯内瓦德（Ian Oxnevad）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文－－“欧洲为何无法理解美国”, 深入分析了美欧分裂的成因。奥克斯内瓦德先生指出，所谓的“跨大西洋裂痕”，实则是美国回归其最初的半球身份：

简而言之

跨大西洋裂痕反映了美国的“半球身份认同”
美国将自己视为“西方国家”，但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
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这种分歧很可能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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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证实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地缘政治裂痕，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加深刻。西班牙首相 Pedro Sánchez 拒绝美国提出的使用西班牙基地的请求，而美国总统 唐纳德·J·川普则回应称，将威胁切断贸易。英国最初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也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川普总统甚至将英国称为“曾经伟大的盟友”，并表示首相 Keir Starmer “不是温斯顿·丘吉尔”。

许多欧洲分析人士没有意识到的是：尽管美国在起源上主要来自欧洲，但它实际上是18世纪开始的“整个西半球对旧大陆反抗”的产物。现代美洲国家无疑源于欧洲殖民以及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制度遗产；然而，美国所主导的西半球，却是有意识地“不属于欧洲”的。

美国于1776年通过反抗君主制宣布独立，而到1825年，几乎整个西属美洲与巴西都已脱离欧洲帝国获得独立。50年之内，除加拿大外，整个美洲都与欧洲决裂；加拿大则在经历长达十年的过程后，于1982年获得宪制独立。西半球其余地区则通过革命与暴力方式脱离欧洲统治。若将“美洲独立”的背景放在整个西半球，而不仅仅是美国来看，那么今天美国转向拉丁美洲与太平洋地区，与其说是“撤退”，不如说是回归一种二战前就存在的、独特的半球视角。

在 Washington, D.C. 的弗吉尼亚大道上，坐落着1943年建成的泛美联盟大楼，它如今是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的总部。附近还矗立着由拉丁美洲国家赠送的纪念雕像，纪念西半球革命历史中的领导人物，例如 Simón Bolívar 与 Benito Juárez 。

这些雕像虽然是纪念物，但它们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半球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明确建立在“反抗欧洲”之上，而不是试图融入欧洲。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即西班牙大规模撤离美洲前两年所宣布的政策，可以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第一个完整成型的核心原则。美国第五任总统 James Monroe 在向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一项明确的“半球政策”，旨在阻止欧洲列强破坏整个美洲革命成果。

1898年，美国介入古巴对西班牙战争时，不仅被描述为执行“门罗主义”，也被塑造成美国与古巴之间“半球团结”的行动。当时欧洲列强对此反应不一，而许多观察者开始把美国视为一种威胁。

与塑造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身份不同，美国的文化身份更加流动且多元。例如，在 Napoleon Bonaparte 废除欧洲犹太隔离区制度数十年前，美国犹太人就已经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美国人口结构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尽管美国源于欧洲，但它的身份已经演变成某种独特存在，而非单纯“欧洲国家”。1915年，总统 Theodore Roosevelt 曾反对“带连字符的美国人”（hyphenated Americans）概念，并强调“成为美国人”是一种后天形成的身份。如今，西班牙裔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人口群体，这同样体现出一种半球身份认同——它源于欧洲殖民者与美洲原住民的融合。综合来看，美国最大的两个人口群体虽然都带有欧洲影响，但它们最终所代表的东西，已经超越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定义”。

美国与欧洲正在渐行渐远

如果缓慢演变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变化能够说明问题，那么美国与欧洲未来只会继续分离。推动这一趋势的第一大因素是地缘政治：美国外交政策正在重新转向印太地区，并重新聚焦半球防御。第二大因素则是文化变化，即长期移民趋势正在重塑美国身份。

当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时，许多美国人认为，再次出现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欧洲战争几乎不可能。但此后双方的威胁认知迅速分化。在美国，中国被广泛视为主要挑战者，大量美国人认为北京是美国最大的敌手。而在欧洲，俄罗斯则被视为最主要威胁；部分调查甚至显示，欧洲人对美国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的担忧。

地理因素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美国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虽然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仍是其核心联盟，但华盛顿的安全承诺早已延伸至亚洲乃至更远地区，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以色列，而这些伙伴中许多所处的威胁环境，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加严峻。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威胁认知差异归咎于“川普时代”的混乱，但事实上，美国向印太地区转移，以及重新关注拉丁美洲邻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变化。早在2001年， George W. Bush 政府就开始加强与印度关系，以此平衡中国。

21世纪初，美国外交政策已经开始从欧洲转向印度洋地区。而始于布什时期的这一政策转向，在川普政府时期进一步深化。2023年宣布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以及由印度、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都是为了阻止中国在欧亚大陆扩张影响力。

虽然欧洲属于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但它已经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无论乌克兰局势如何发展，欧洲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取代印度洋地区，成为美国外交重点。

华盛顿远离欧洲，也暴露出双方外交政策的不协调，尤其是在格陵兰问题上。2019年，当川普总统表示有兴趣购买格陵兰时，这并非美国政策的突然偏离。早在1867年，当法国正在墨西哥作战时，美国就曾试图从丹麦手中获得格陵兰。1910年与1946年，美国也再次尝试收购格陵兰。

为回应川普的相关言论，法国、德国、挪威与瑞典向格陵兰部署部队，以显示其保卫该岛的能力。与此同时，欧洲还在努力争取美国支持的“乌克兰停火监督与核查机制”，试图结束俄罗斯战争。换句话说，欧洲一方面在格陵兰展示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德国却承认自身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局限。这些举动综合来看，反映出欧洲对美国与俄罗斯的威胁认知都在发生变化。

美国与欧洲不仅在地缘威胁与战略利益上出现分歧，内部动态也显示“西方内部裂痕”正在扩大，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美国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其中墨西哥是最大来源国，其次则是南亚。

美国约70%的移民是基督徒，其中天主教占据重要地位。虽然这与美国主要由新教徒建立的传统有所不同，但它并未像欧洲那样带来严重融合问题。天主教同样是整个美洲半球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追溯至1492年进入美洲之时。

整体而言，美国的基督教显示出稳定迹象，甚至在年轻群体中有所增长，而“无宗教信仰者”也在扩大。总体来说，美国仍比欧洲更具宗教性，各州每周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口比例，都高于法国、奥地利或荷兰等国家。

虽然美国比欧洲更加宗教化，也更具有积极基督教特征，但它的移民模式并未引发如今欧洲所面临的那种“文明冲突”问题。欧洲则正在同时面对人口老龄化以及更加严重、更加显著的融合挑战。

在大西洋彼岸，德国不仅是欧洲经济核心，也是欧盟外来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很多移民来自中东。这些移民潮带来了关于文化规范的争论，包括性别角色与反犹主义，而这些问题与几十年前的欧洲明显不同。无论这些担忧是真实存在，还是被公共舆论放大，“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显眼”已经成为部分美国分析人士解释跨大西洋分歧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欧洲安全重心仍然集中于东部俄罗斯方向，而萨赫勒地区的不稳定——包括恐怖主义、人口贩运以及国家脆弱性——也持续向地中海扩散，而这些问题主要必须由欧洲自己处理。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更可能发生：美国与欧洲进一步疏远

未来几年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美国与欧洲将继续渐行渐远。这主要将由外部地缘利益推动：美国的防御重点将继续集中于印太地区（尤其包括阿拉伯海）以及自身所在半球。与此同时，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人口融合也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因为双方都共享一种“主动脱离欧洲起源”的共同政治传统。

与认为这一切只是“川普时代产物”的观点不同，美国关注印太地区以及重新重视自身半球，其实是回归一种二战前就已经存在的传统。中美竞争以及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供应链变化，都是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的因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关系会彻底断裂，也不意味着美国将走向孤立主义；它真正意味着的是：欧洲安全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居于核心地位。

较不可能发生：回归冷战时期团结

美国重新大规模投入欧洲事务的可能性较低，但并非不可能。假如俄罗斯彻底征服乌克兰，而北约东翼失去乌克兰这一缓冲地带，那么北约欧洲成员更有可能援引《北约第五条》，从而触发美国重新在欧洲大陆大规模军事部署。

然而，有两个关键因素使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可能性并不高。第一，俄罗斯长期面临人力不足问题，不得不依赖外国战士、囚犯以及其他辅助力量维持战争。第二，欧洲任何重大常规战争都可能升级为核对峙，因此这种全面冲突本身就具有极强威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