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6日按：
前幾年,尚無N種風險，尚無黑天鵝灰犀牛等；習近平的新年獻詞，屢屢言及要讓中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我毫不懷疑這是他的真心話。
然而，習氏美好生活無非是物質上的甲乙丙丁，絕不包括思想、言論自由，更不必說其他政治權利了。
習氏美好生活的最高標本就是大熊貓——有一隻算一隻，無論長幼雄雌，均享受國寶待遇；而13億中國人能夠享受國寶待遇的，僅錢鍾書、袁隆平等寥寥數人耳！
我想當至微至低的人而不想當享受國寶待遇的大熊貓。
三十四年去矣，我依然鼓呼：自由，你好！
2007年按:
當年,為了追求創作自由,我放棄了相對優渥的生活條件及數以百計的情人(年紀大了,越發認識到這是極其寶貴的人生財富!),遠托異國.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橋機場.我注視着行李箱(內有許多犯禁的手稿,後來全數在海外發表了)順利通過檢查,不禁冷冷一笑:幾十年來,當局在文藝界錯抓了多少右派分子!今天,卻放跑了一個真正的右派分子!
本文是我出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筆名李浮）----1985年4月2日發表於台灣中央日報副刊;之後,我用筆名臧鳴仁(藏名人之諧音也)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關於大陸”系列短篇小說,轟動一時;隨即結集成書,於台灣出版.
其時,中央日報負責人慫恿我去台灣當反共義士,以便與胡娜訪台形成呼應;我婉言謝絕:“我既然離開中國,就不打算回去了,哪怕是去台灣!”
自由,你好! 畢汝諧（作家 紐約）
走出紐約肯尼迪機場,我忍不住道出一句:“自由,你好!”
對於有幸脫離中國大陸的我,[自由]實在是久違的字眼.
當初,我也曾有過自由的時光---在襁褓之中,自由地揮臂蹬腿；在母親懷內,自由地吸吮乳汁……然而,當我稍諳人事之後,便失去了自由.
千種百種宣傳機器向我灌輸:共產主義是天堂,是仙境……
軟的硬的許多手段迫我膜拜:毛澤東是聖人,是真神……
當文化大革命興起的時候,他們告訴我:“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當文化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們告訴我:“你們要以鄧小平著作為武器,徹底否定文革!”
當我想哭泣的時候,我必須嬉笑;
當我想歡笑的時候,我必須鎖眉;
當我想放談的時候,我必須沉默;
而當我想緘口的時候,卻又奉命加入嘈雜的合唱:“四個堅持……”
所幸,這一切都一去不返!仰望星條旗,腳踩美利堅大地,我無畏地大呼:“自由,你好!”
機器人：一、從「你好自由」到「五問機器人」：一條看得太早、也看得太窄的路徑在當代中國流亡作家裡，畢汝諧算是一個極端的存在。
一方面，他用近乎誇張的自我神話包裝自己：
“人才作家”“天才戀愛家”“超天才政治預言家”，
三百多情人、超前時代半個世紀，這些標籤聽上去像段子，卻和他的寫作氣質高度一致：自負、冷嘲、愛抖機靈，也敢下結論。 另一方面，他的某些判斷又確實走在很多人前面。
1985 年在台灣《中央日報》發表的〈自由，你好！〉，以及同一時期的短評中，他已經把“毛鄧一丘之貉”這句話說死，說在天安門事件前四年。對當時仍沉浸在“改革開放、撥亂反正”敘事的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這種表述是刺耳的，也是少見的。 這就是他的張力所在：
對中共黨國的本質，他看得很早，也很透；
對出走美國之後的制度環境，他卻停留在一種八十年代典型的“自由神話”上。 到了今天，他寫出“畢汝諧五問機器人”，試圖用 AI 這個新的對象，來檢驗自由、獨裁與人性。但可以看出，他的很多前提仍停在 1985 年那一刻：
中國只有無邊的黑暗，美國只有可擁抱的天堂。
這正是需要被重新整理的地方。
二、畢汝諧真正看見了什麼：一個體制內「受益者」的反叛讀者的質疑其實很直接：
“你家並非受害者，反而是體制受益者，為何你在口頭上反共，而你那批真正受迫害者的子女反倒成了順民？” 這個問題擊中了他的軟肋。
他的早年經歷，正好處在“白區老幹部子弟”“文藝系統紅人”的交叉點上： 父母是“白區老戰友”，和畢季龍這樣後來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外交高官有密切關係； 自己在八十年代是文化部直屬中央歌劇院編劇，屬於體制內文藝精英； 出國靠的是整黨指導委員會委員的親筆批示，拿護照； 赴美簽證握着美國大使的私人名片，在紐約駐館享受“誤認是畢季龍侄子”的高級待遇。
這些細節，他在自述里寫得毫不避諱，甚至帶着一點調侃。
這說明，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被掃地出門的“反革命餘孽”，而是典型的體制受益者。 這樣的背景，使他對黨國的批判更有一種撕裂感：
既享受體制紅利，又對體制本身有深度厭倦。 “留在中國只能寫些口不應心的文章，水仙不開花——裝蒜。”
這句抱怨很典型。
對一個把“寫作自由”當成生命核心的人來說，物質優渥、職位體面，都不足以抵消被迫說假話的屈辱。 所以，〈自由，你好！〉的情緒並不複雜。
那不是抽象的“美式自由崇拜”，而是一種從幼年開始被宣傳和恐懼壓着、突然鬆綁後的強烈反彈。 對這種一再翻盤的政治環境，他得出的結論很簡單：
毛、鄧不過是同一套機器上的兩張臉。 所以他說“毛澤東、鄧小平都是一丘之貉”，說得早，也說得狠。
這恰恰是許多當時的“真正受害者家庭”說不出口的話。
很多烈士、右派、被迫害者的後代，後來確實成了體制的順民；
他們在痛苦中選擇遺忘，在恐懼中選擇忠誠，
而這個在體制中受益的人，卻選擇了出走和撕毀。 這裡有一點殘酷的現實：
受害者和反抗者從來不是同一個集合。
誰在制度里受益，誰在制度里反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能不能承受“良心和利益脫鈎”的後果。 這正是畢汝諧身上比較罕見的地方。
對黨國邪惡的識別，他沒有遲到。
三、《你好自由》裡的清醒：黨國、偶像和“假自由”〈自由，你好！〉這篇文章的篇幅並不長，卻清楚地展現出一種“從內部逃離”的視角。 文章里有幾個關鍵點： 宣傳機器的總動員。
幼年時期，他被反覆灌輸“共產主義是天堂，是仙境”“毛澤東是聖人，是真神”。
這一代人的集體經驗在他這裡被壓縮成一句話：
“當我想哭泣的時候，必須嬉笑；當我想歡笑的時候，必須鎖眉。”
這是對極權社會最日常、也最銷魂蝕骨的一種寫照。 路線翻轉的荒誕。
文革時被要求“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文革後又被要求“以鄧小平著作為武器，徹底否定文革”。
在他看來，這兩套話術本質上是一回事：
都是在要求普通人把自己的判斷交出去，
把語言交出去，
把對歷史的是非感交出去。 對“國寶式美好生活”的拒絕。
後來在按語裡，他把“習式美好生活”比作大熊貓的待遇：
少數人可以被當成國寶，十三億人里只有極小一部分享有那種被精心照看的人生；
其他人不過是為了國寶的穩定而存在的背景。
他寧願做“至微至低的人”，也不想做那種被圈養的寵物。
這一整套批判路徑，抓住了黨國體制的核心問題：
不是沒有“物質發展”，而是用發展作為藉口，封死了其他一切政治權利。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這種說法並不主流。
主流話語把“否定文革、肯定改革”看成一種統一的進步線，
很少有人願意指出，
“否定文革”可以是真心反思，也可以只是一次權力翻盤。 畢汝諧從一開始就懷疑這一點。
所以說他“看到了中共的邪惡”，並不誇張。
他看見的，既包括血腥鎮壓，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扭曲和語言腐敗。 這部分眼光，是他的長處。
四、他沒有看到什麼：美國不是永遠的「自由終點站」問題在於，他離開中國，把腳踏在美國土地上的那一刻，把“自由”當成一個固態終點，而不是一個會倒退的過程。 “仰望星條旗，腳踩美利堅大地，無畏地大呼：自由，你好！”
這句呼喊很真誠，也很動人。
可這句呼喊里，有一個隱含假設：
美國是一個不用再擔心自由會被嚴重侵蝕的地方。 從 1985 年看，這個假設似乎有現實基礎： 冷戰末期，美國在與蘇聯的對比中，以自由選舉、憲政制度、自我批判能力，確實展現出明顯優勢； 《移民法》更新後，中國留學生和知識分子大量赴美，很多人在校園和媒體的開放氛圍中，第一次體驗到“不必裝蒜”的生活； 六四之後，美國接納了大批中國政治流亡者，更強化了“美國是自由港”的形象。
問題是，這些經驗都發生在一個特殊階段。
那是美國國內社會福利尚未被新自由主義全面削空的時期，
也是國內政治極化尚未走到崩壞邊緣的時期。 如果把時間線拉到 21 世紀，尤其是 2001 年之後，
情況開始發生明顯變化： 《愛國者法案》擴大了政府監控權力，在反恐名義下犧牲不少公民自由； 2008 年金融危機暴露了監管被金融資本俘獲的深層問題； 極端貧富分化、產業空心化，撕裂了中下層白人的生活基礎； 社交媒體平台放大憤怒與陰謀論，削弱對話空間； 特朗普現象把種族、性別、移民焦慮全部挑起來，衝擊制度底線； 2021 年 1 月 6 日衝擊國會事件，讓世界第一次看到美國的選舉結果被以暴力方式質疑。
很多研究機構都把這一系列變化稱作“民主回退”或“制度老化”。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從 2010 年之後多次下調美國的“自由評分”，學界也開始大量討論“美國民主的疲態”“後自由主義秩序”等議題。 這些事實說明一件事：
美國不是一個永遠處於“自由高原”的存在。
它也會腐爛，也會後退，也會被資本力量、身份政治和技術監控一點點侵蝕。 從公開資料來看，畢汝諧在公開文字中對這一整套美國內部危機的關注非常有限。
他長期保持一種八十年代移民一代常見的姿態：
用極其鋒利的語言解剖中國黨國，
用極其簡略的符號對待美國制度。 對於 surveillance capitalism、平台壟斷、選舉金權化、少數族裔在刑事司法中的不平等、全球資本鏈條中的剝奪，他鮮有系統論述。
對美國在海外戰爭中的暴力，對監控技術如何向全球輸入，他也很少展開深入分析。 這就是他的盲點。
對一個自稱“超天才政治預言家”的作家來說，這個盲點不小。
五、「五問機器人」的歸宿：真實問題在於「同時看清兩邊」畢汝諧近年提出“畢汝諧五問機器人”，把機器人（AI）當作一個新的鏡子。
他在意的，其實仍然是那幾個老問題：
自由從哪來？被誰奪走？人有沒有可能突破結構性的奴役？ 可是在和機器人對話的時候，一個關鍵前提往往被忽略：
今天剝奪人類自由的力量，已經不再是單一國家機器。 過去的畢汝諧面對的是毛式、鄧式、習式黨國。
這些東西有明確的機構，有看得見的宣傳機器，有可辨認的領袖崇拜。 而今天的控制力量，出現了幾種疊加： 一邊是中國這樣的數字極權，把 AI 和大數據當成更精細的統治工具； 一邊是美國這樣的市場民主，把平台壟斷和算法推薦當作中性的技術，卻放任其在現實中重塑公共意見； 還有歐盟、日本等在中間地帶，用合規和數據監管試圖拖住這股趨勢，卻也陷在自己的困境中。
對機器人發問，如果只盯着“你敢不敢批評共產黨”“你敢不敢說六四”，
那當然可以輕鬆證明：
中國管控之嚴厲，美國之寬鬆。 問題在於，這樣的比較已經不足以說明問題。
如果機器人在美國語境下被資本邏輯綁架，被平台廣告驅動，被內容農場操縱，
那它在形式上自由，說話卻照樣被結構力量牽着走。 從公開資料看，畢汝諧善於對“共產黨控制下的宣傳機器”做文學式解剖，
比如“當想哭時必須嬉笑，當想笑時必須鎖眉”。
但尚未把同樣的敏感，完全移植到“由算法驅動的注意力經濟”上。 這就像在舊時代能看穿滿清宮廷的腐朽，卻對倫敦金融城的遊戲規則缺乏興趣。
見識並不因此無效，但視野確實有所偏折。
六、天才的價值與天才的局限畢汝諧的“天才”並不在於他有多少驚人預言，而在於他抓住了一個關鍵命題：
在沒有自由的地方，才會有那種“想哭必須笑”的怪誕人生。 這一點，很多在國內仍被宣傳包裹的人，至今未必真切體會。
他的經歷和文字，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提醒讀者：
不要低估黨國體制對靈魂和語言的損傷。 可天才也有自己的時代限制。
八十年代流亡知識分子的體驗太強烈，
以至於很多人把“離開那片土地”本身，當成了自由的全部。 對他們來說： 這些東西當然重要。
但時代往前走，自由問題的形態變了。 今天，自由不再只是“有沒有集會權”“能不能罵領導”。
自由還是： 這些新問題，在畢汝諧的文本里很少出現。
他出生在一個靠小廣播、連環畫、報紙社論洗腦的時代，
於是一生最敏銳的敵人，就是這種“高音喇叭式”的宣傳機器。 對今天這種“沉默卻無處不在”的技術統治，他並非完全不知，
但反應明顯不如對黨國宣傳那樣鋒利。 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認知邊界的問題。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盲區。
畢汝諧的盲區在美國，也在技術，也在資本。
七、如何重新閱讀畢汝諧：既要肯定早看破的一面，也要補上沒看到的一半如果從今天回看〈自由，你好！〉和他後來的評論，有幾件事值得做一點區分。 一是要給出足夠的歷史承認。
在八十年代能說出“毛鄧一丘之貉”，能從體制內部掙脫出去，這本身就需要勇氣。
特別是在許多受害者後代選擇沉默甚至倒向權力的背景下，這種反叛更不容易。 二是要把他的文本從“絕對真理”降回“時代見證”。
這些文字記錄的是一代流亡者的經驗，也是黨國體制內部撕裂的一面鏡子。
但它們不是關於自由世界的全部答案。
它們只能告訴讀者：
從哪裡逃離了什麼，不一定能說清楚，究竟走進了什麼。 三是要把今天的現實裝進去再讀一次。
如果把 9·11 之後的反恐立法、2008 後的金融危機、特朗普時代的極化、
以及硅谷平台壟斷和算法操控都擺在一張地圖上，
會發現： 美國不再是八十年代“唯一的自由燈塔”； 歐洲在自由與安全之間搖擺； 中國在技術極權的道路上狂奔。
在這樣的圖景下，
“你好自由”這句呼喊仍有溫度，
但它必須加上一句補充： 在任何國家，自由都不會自動停留在一個高度。
自由要麼前進，要麼後退。
畢汝諧看穿了前一句，
還沒有完全說清後一句。
八、對「機器人時代」真正需要的五個追問如果把“畢汝諧五問機器人”當作一個起點，而不是一個終點，
或許可以換一組更貼近今天世界的追問： 機器人在中國語境下，如何被用來加固黨國統治？ 機器人在美國語境下，如何被資本和平台用來加固不平等？ 機器人在歐盟、日本等地，如何被納入法律框架，又在哪些地方繞開監管？ 機器人本身能否被訓練出一種“對權力的敏感”，而不是只對關鍵詞敏感？ 人類能否在與機器對話的過程中，學會同時警惕兩種危險：
既警惕“紅色極權”，也警惕“技術溫柔獨裁”？
如果有一天，這樣的“新五問”成為討論重點，
畢汝諧當年對黨國的敏銳，也許還能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發揮作用。
他的經驗會提醒人們：
不要輕信任何一種“只有物質生活、不要政治自由”的安慰語；
也不要輕信任何一種“只要換了國籍，就永遠不必為自由擔心”的幻覺。
九、小結：承認鋒利，也承認盲點畢汝諧是一個複雜的人。
自戀、多情、好誇口，
同時又有穿透力、有承受代價的勇氣。 他用“自由，你好”向中國告別，
也用“毛鄧一丘之貉”提前戳破了很多人不願面對的現實。 這些部分值得記住。 但他沒有充分看到，美國也在緩慢地遠離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自由高地；
他也沒有系統面對，技術和資本如何在自由旗幟之下重新布置控制。 在這一點上，“天才還是有盲點”，並不是一句嘲諷。
這更像是一句提醒： 任何時代的天才，都只看清世界的一部分。
真正重要的，是在承認這一點之後，
還能不能繼續補全那一半沒有看到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