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研读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史料，被称为“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第一人”。其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致力于揭示真实的蒋介石。

1940年，当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孙科、白崇禧建议联德，为蒋所拒。1942年，德方曾派人与中国谈判，企图拉拢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合攻印度”，亦为蒋介石严令拒绝。说明蒋有大局长远眼光，在国际上能站对了队。

虽然蒋对国际问题经常判断正确，但他对中共却看不清，存有幻想。在抗战的大多数时间，他对中共的基本策略是“以政治方式解决”。他说，“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

1937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共要力争掌握领导权，建立“实力领导地位”，在“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1944年12月，毛泽东又提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表明毛借抗日之机夺取中国之心。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告诉蒋介石当时的中国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1945年8月10日，中共得知日本投降之后，朱德在短短的18小时内，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要求各部队进军十六条全国主要铁路线及其他交通要道。朱德的职衔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来自国民政府任命。此时他改用“延安总部总司令”的新名目，宣布其受降根据来自《波茨坦宣言》，而非国民政府，显示出中共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新动向。8月16日，朱德又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直呼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你及你的政府”，宣布其“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其广大人民和武装，在接受日军投降、缔结条约时，必须“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完全是一种对等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的口吻。准备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在一场以反内战为名目的革命战争中推翻国民党统治。中共中央在指示中共部队“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时，特别指示，“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毛泽东称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作评论《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共先发制人，欲挑起内战。

蒋介石发现蒋纬国以“接收”为名在上海搞到一座房子，很生气，认为蒋纬国“招摇不轨，不知自爱，为人轻视，为家庭羞”，命蒋经国代为“教诫”。蒋介石命蒋纬国将房产退还敌产管理处。

尽管蒋介石对监察院调查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不悦，但是，他还不拥有“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力，因此，监察院的调査一直在持续进行。蒋还有一定的度量，报纸上可以自由发表批评言论，他没有对批评者采取惩罚措施。监察院可以发布对扬子公司的《纠举书》。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可以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

平心而论，蒋介石自奉俭约，大体清廉，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也有过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枪毙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的林世良。1945年，亲自审査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但是，蒋介石顾全国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体面，最终还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压制调査、后台结案的方式了断。

蒋介石说他跟共产党是三个分歧。第一个是私有制。中共反对私有制，蒋说国民党要保护私有制。第二条是阶级斗争。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我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我要搞阶级合作。第三条，共产党说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蒋介石讲，我要代表全民的利益。

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一是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分散日军兵力，粉碎其首先占领华北的侵略计划。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争取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较好的影响。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蒋介石史迪威矛盾，始于战略分歧。中国远征军刚刚入缅，人地生疏，英国在缅军队则根本没有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急于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强力进攻。蒋介石和中国将领与日军作战多年，熟悉日军的优势和特点，反对贸然进攻，后来又反对在缺乏盟国有力的支援和协同下由中国军队孤立作战，求稳防败。但史迪威却视之为“卑怯”，由此对蒋介石和中国将领的抗日积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中国入缅军初战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张，未经请示就决定向印度退却，途中环境恶劣，给养困难，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过大，而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