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大多數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和強大而興奮與自豪的國人，絕對沒有想到的是，此時他們正處於危險而非安全之中。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非常深刻且具有現實意義的觀察（AI語）。道理其實簡單，只須把事實說出來，馬上可以理解。

首先，再明白不過的事實是，現存的世界是多極的。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着自己天然的權利和利益。重點：這些利益並不一致。任何民族國家，採用任何方式過度擴充自己的利益，必然相應擠壓另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引起對方的警惕與反彈。其實連設計“世界命運共同體”構想的人，也並沒有設想好，當世界某兩國的利益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大國對小國謙讓，或是弱國對強國屈從？怎樣溝通諒解，退一步海闊天空？不知道，完全沒有規則可循。

比如，在台海安全問題上，中日兩國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中國理所當然地認為，緊挨大陸架的離島，也就是台灣，作為大陸的天然屏障，主權理應歸屬於大陸，以防禦未來可能的來自外海各個方向的攻擊。而日本就不同，它最需要的，是這條唯一與世界連接的海道，必須保障穩定與安全。而戰爭以及戰爭帶來的一系列不測後果，不可接受。

中日雙方的戰略考量有錯嗎？從各自的角度衡量似乎都對，但比起中國方面遙遠且虛構的願景，日本的更加直接和現實。從長遠計，為防患尚未可知的未然，卻不惜打破現有平衡，也許是任何合格國際戰略家的大忌。歐洲各列國曾經相互交戰幾百年，打得不可開交，人口銳減，山河破碎，結果又怎麼樣？看看與曾經的仇人結成現在和睦相處的歐洲大家庭，會不會有一種“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感？

其次，在對外戰略中祭起民族主義大旗，似乎在為自家壯膽，卻反而是一種戰略失誤。為什麼這樣說？與愛國主義雙刃劍一樣，民族主義既傷別人，也傷自己，或許傷得更甚。

回顧一下文化相近的中日兩國，都具有悠久歷史，但在評估和鼓勵民族主義方面，卻有着相反的經驗和教訓。

每個日本人都不會忘記“黑船事件”。1853年（日本嘉永六年）7月，美國海軍東印度分遣隊司令派里率領四艘軍艦抵達日本東京灣的浦賀水道，奉美國總統之命要求日本開放並與美國進行貿易。由於這些軍艦的船體被塗成黑色，“黑船”一詞由此而來，日本人將此起事件稱為“黑船來航”。翌年，派里再度率艦來訪日本，要求正式簽訂通商條約，日本德川幕府無力抗衡，被迫與美國簽署了“神奈川條約”。“黑船事件”結束了日本兩個世紀的鎖國孤立政策。

日本人並非沒有民族情結，但比起中國人在庚子事變義和團運動中的表現，顯得更理智一些。日本民族情緒的結果僅限於推翻了幕府統治，並在事件後痛定思痛選擇接受西方，遂經“明治維新”成長為東亞首屈一指的強國。

而中國人的民族情緒卻沒有吃到好果子。起先被清廷利用，由最初的反滿轉化為排外。接着失控，給華北地區帶來大規模騷亂和搶劫殺戮。後作為替罪羊被殘酷鎮壓。最終相當於副產品的八國聯軍侵華，給慈禧政府以致命一擊，加速了清王朝垮台。

中國人由此得出的兩大教訓，一，民族主義雖然高大上，但很容易被當權勢力利用；二，民族主義不可無，但也不可過。

可嚴峻的現實是：經過大規模的宣傳鼓動，2026年開年，中國境內的反日情緒，已經上漲到新的歷史高度。隨之而來的，卻是巨大民族災難的逼近。因為在此同時，日本的民族主義也被催生，逐漸高漲。兩個對立的民族主義碰撞，不會有令人欣慰的結局。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贏得選舉後，北京迅速升級對日施壓。從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召回大熊貓，到如今直接出手制裁日本大型企業，雙方摩擦明顯加劇。2月24日，中共商務部發布聲明，將包括三菱重工關聯公司在內的20家日本實體列入出口管制清單，禁止向其出口所謂“軍民兩用”物項——也就是既可民用、也可能用於軍事的商品和技術。同時，海外企業也不得向這些公司提供源自中國的兩用技術。

雖然長期以來，日本在戰後維持着低調的和平主義姿態，但隨着中國民間及官方在“釣魚島（日方稱尖閣諸島）”問題上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捍衛決心，日本國內的情緒發生了轉變。

一，日本民眾的危機感上升，使得右翼政客提出的“正常國家化”主張（如修改和平憲法）獲得了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

二，日本右翼利用中國民族主義中的反日情緒，將日本從“侵略者”的史觀中剝離，轉而塑造為“受威脅的守衛者”。

三，在經濟競爭中提升“自保本能”，比如產業鏈去中國化。 日本政府開始補貼企業將工廠撤回國內或轉移到東南亞，這背後既有戰略考量，也有民間對中國民族主義波及經濟活動的恐懼。重提“科技立國”，試圖重振半導體等核心產業的往日輝煌。

四，互聯網社交媒體上還出現兩國民族主義最直接的撞擊。當中國網絡上對日本災難（如地震）的極端評論被翻譯回日本網絡後，迅速點燃日本網民的排外情緒。日本網絡右翼（Neto-uyoku）的活躍度顯著增加，通過放大中國極端的民族主義言論，來證明其“中國威脅論”的合理性。

總之，這種互動形成了一個閉環：中國強調歷史教訓與主權完整（驅動民族主義）；日本感受到地緣政治壓力與被冒犯感（刺激民族主義抬頭）。 結果日本加強軍事預算，謀求“修憲”。這反過來又被中國解讀為“軍國主義復辟”，進一步推高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這一趨勢短期內不會減弱，只會遞次增強，後果不可預料，很可能是一場火星撞地球式的碰撞。

不信請看事實。

日本政府在從2022年底開始，進行了一系列二戰以來最重大的安全政策調整，標誌着日本正在擺脫長期的“低調自衛”模式。2022年12月，日本內閣通過了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其核心在於將戰略姿態從“純防守”轉向“反擊”。打破了維持幾十年的“防衛費不超過GDP 1%”的非正式紅線，自2023至2027財年將防衛費總額增至約43萬億日元。2025財年，防衛預算達到約8.7萬億日元，增幅約9.4%。

針對中國在經濟領域可能產生的民族主義制裁或供應鏈壓力，日本出台了專門的法律。比如《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該法案將經濟活動提升到國家安全高度，重點保護半導體、稀土等關鍵物資。建立“特定重要物資穩定供給制度”，通過政府財政大規模補貼，引導日本企業減少對單一來源（特別是中國）的依賴，將產業鏈向東南亞或日本本土轉移。

針對中國民族主義抬頭引發的地區緊張局勢，日本在“西南諸島”（Nansei Islands，即從九州延伸至台灣附近的島鏈）的軍事部署正經歷從“防衛真空”到“防衛要塞”的劇變。具體表現為導彈防禦“堡壘化”。日本正沿着西南諸島打造一條密集的導彈封鎖線，旨在戰時封鎖第一島鏈的關鍵水道（如宮古海峽）。日本認為中國可能採取非傳統的干擾手段，因此在西南方向部署了尖端的電子戰網絡。

日本版本的“海軍陸戰隊”水陸機動團（ARDB）已擴編至3000人規模。日本正在九州和沖繩本島建立“海上運輸群”，計劃到2027年配備10艘專用運輸艦。2026財年將整合現有特種力量，組建新的特種作戰旅，專門應對離島被占領後的強行奪回。 “出雲號”和“加賀號”的航母化改造將在2026年前後進入實戰化階段，搭載F-35B隱身戰機，在西南諸島海域奪取制空權。

總而言之，冤家可解不可結。一旦日本的防禦完成從“盾”到“矛”的轉變，離第二次“甲午戰爭”就不遠了。渴望安寧和幸福的中國人，能從這場逼近的戰爭中得到什麼呢，難道是又一個“馬關條約”？

2026-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