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國的左禍》
美國國務院某部門耗費巨資，就各國民眾對美國和中國做民調，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在很多國家得到的歡迎超過美國。眾人對此結論頗感沮喪。余茂春問主持人，有沒有哪些國家喜歡美國超過中國？該主持人說，那些都不是重要的國家。余茂春堅持讓對方報出這些國家的名字。主持人支支吾吾地說，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越南、蒙古、台灣等。余茂春回應說：這就對了，結論應該是不是中國多麼受歡迎，而是凡是中國的鄰居、凡是真正跟中國打過交道的國家，都不喜歡中國。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真正的勝利者不是威爾遜而是列寧，第二次世界大戰真正的勝利者不是羅斯福而是斯大林。後者不僅將半個歐洲置於其控制之下，而且幫助中共贏得了內戰。正如法國學者畢仰高所說，一戰對沙皇統治的影響是災難性的，二戰對國民黨的影響是毀滅性的，如果沒有戰爭，蘇共和中共都不可能奪得政權。美國表面上打贏了兩次世界大戰，卻得到了蘇聯和中共這兩個比德國、日本更難對付的敵人，美國雖勝猶敗。羅森堡─格林格拉斯─戈爾德─福斯─梅集團是國際間諜活動史上最成功的一個。他們向莫斯科交出許多關於原子彈和導彈的圖表、公式及幾百頁材料。美國花二十億美元的代價，把歐洲和美國最優秀的科學家集中起來，動員美國的工業能力，用三年半時間，才獲得成功。蘇聯卻輕鬆地獲得一份原子彈製作工程的詳細報告。這些叛國者使蘇聯至少提前一年半製造出原子彈。1995年，美國政府解密了十分之一的《維諾娜文件》。維諾娜文件是美國通過破譯發現的美國國內的蘇聯間諜檔案。文件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有三百多名蘇聯的間諜。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利用職權影響政策走向。這些人包括：總統特別助手勞徹林·庫瑞；負責拉丁美洲關的國務院高級官員勞倫斯·達根；羅斯福的顧問艾爾傑·希斯以及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懷特在1941年促成蔣介石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南京政府財政部高級官員，後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這是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羅斯福的行政助理克勞林·居里同樣是一名蘇聯間諜。常常就重大事務如戰爭經濟動員、戰時預算、租借法案等向羅斯福提供意見，也密切參與美俄事務。他後來被指控向美國戰略情報局施壓，退回盜取的蘇聯密碼傳輸資料，暫停解碼作業──或許，那一部分資料中，就有他出賣給蘇聯的情報。居里兩次代表羅斯福訪華。他被認為對大陸淪陷於中共負有責任。懷特和居里真正的重要性是思想滲透。在政策和輿論上讓美國傾向蘇聯。《維諾娜文件》證明，麥卡錫所認定的共產黨人是精確的。赫爾曼評論說，麥卡錫的絕大多數指控的準確性“已不需要討論”，它們現在“已被接受，就是事實”。《維諾娜文件》證明麥卡錫指證的叛國者真實存在，左派作家范·霍夫曼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麥卡錫“比任何嘲弄他的人都更接近歷史真相”。美國當代歷史上最大的冤案是：麥卡錫被主流媒體與知識分子醜化為比共產黨更可怕的獨裁者。而很多反對麥卡錫的人，後來卻被證實是叛國者。比如，所謂的獨立記者以撒多·史東，此人稱麥卡錫為“反猶分子”、“法西斯”，並得到《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高度讚揚，將其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調查報導員之一”。各方資料證實：史東一直都是從蘇聯拿錢的特工。當西貢警察局長阮隆處決被俘的越共團長阮文斂時，記者亞當斯拍攝了一張”子彈在飛”的照片，捕捉到子彈射進人頭之際的那一瞬間。看到這張照片的人無不震驚，認定阮隆將軍為一名殘忍的屠夫，他對一個身穿便服、手無寸鐵、雙臂被捆綁在背後的人開槍。給美軍參加越戰以否定意義。然而，照片背後的真相是：阮文斂並非平民和善類，他承認自己殺害了三十四名”反革命分子”，大多數為南越政府公務員、警察和軍人的家屬，包括阮隆的一位朋友和部下阮遵中尉及其全家老小六口人。而阮隆，其實是一位英雄。在北越”新春攻勢”最初七十二小時，阮隆的堅決抵抗阻止了西貢的淪陷。阮隆因為這張照片後來生活坎坷。1998年，阮隆因癌症病逝於美國時，亞當斯滿懷愧疚，說：“我因為這張照片獲得普立茲獎。有兩個人在照片中死去：將軍殺死了那個越共；我用相機殺死了將軍。”戰地記者西德尼·尚伯格在一篇關於順化戰役的報導中，描述了一名三歲的越南小女孩的悲慘遭遇，“她的母親被北越的火箭彈炸死，屍體倒在不遠處。火箭彈炸破又灼傷了她的臉和雙臂，她的兩腿都斷了，但她活了下來”。一名來自緬因州的年輕反戰活動家讀了這篇報導後寫信給作者說，他想幫助文章中寫到的那個三歲孤女，他認為，“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們的政府是戰爭的主要發起者，也是這一個別事件的罪魁禍首”。尚伯格告訴這名左派人士，那位女孩受傷和她母親被害與美軍無關，她們的災難是北越軍隊造成的，是北越軍隊故意向南逃的平民開火。這位反戰活動家的同情心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似乎只有被美軍傷害的平民才值得被救助，被北越軍隊傷害的平民就是活該倒楣。柏克萊大學內部報告統計發現，進入“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非裔學生只有百分之十八完成學業，而普通大學的非裔大學生則有百分之四十二順利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