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24

既然季羡林被称为国学大师，又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问题，自然免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在《口述》第二十三次，就观察到中国文化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后朝为前朝修史，做盖棺论定。

• 中國這個國家很奇怪的，一個朝代老變化，別的國家是少有的。變化了以後呢，這個新的朝代第一件工作就給舊的朝代修史，這個很有意思，他的用意當然是很清楚的，就是舊朝代是怎麼垮台的，利用修史來總結經驗。怎麼能夠統治長久了。

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形成了一种无形约束：皇帝害怕史官记载；官员重视身后名；士大夫相信历史终将作出评价；所谓盖棺论定，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体现。日后刘少奇曾提醒毛泽东历史是人民写的，死人是要上书的。可是偏偏碰上一个不信邪不怕上书的怪物，于是就有更多的人死亡。

• 季羡林：现在范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应该说是过时了。过时的原因，就在于这本书对佛教破口大骂，而且是从《中国通史简编》里面专门弄出一本，专门骂佛教。我不是佛教信徒，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学问。此外，我们的历史观，还停留在这个太祖、那个太宗的那一套英雄史观上，那不是历史的真相。有句老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甚至说得有的人都有点厌烦了。但是现在虽然口头上没有人敢反对，可是思想上是否同意，我看倒不一定。将来讲历史啊，不管在高中还是大学，把中国通史讲完了以后，再讲一个历史的真相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历史教科书还停留在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上，我们必须加以纠正。。。。关于历史的真相，我还要补充说一点。中国的历史很特殊，它基本上是一个朝代接替一个朝代，别的国家没有这个现象。但是我们的脑袋里不能全是这个祖、那个宗的，人民创造历史摆在什么地方呢？人民创造历史，这个谁也不能否认，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你说，中国的这些伟大发明，不都是人民创造的啊，比如说，造纸术、印刷术。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范老的教材，还是别人的教材，一定要恢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观点。我们从小学中国史，脑袋里接受的就是这个祖、那个宗的英雄观，我们要打破这个观点。蔡德贵：现在的电视剧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不是康熙就是雍正。季羡林：这是个怪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连中学生都知道的，而且是个事实，为什么我们就这么热衷帝王将相呢？我曾经有个很奇怪的说法，不知道跟你说过没有，就是过去人们认为最保险、最安全的地方，是皇宫，其实最危险、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宫。蔡德贵：说了。季羡林：为什么说最危险、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宫呢？因为皇宫一旦发生政变，儿子把老子杀掉，再买通几个太监，对外界一讲，他就即位了，成为皇帝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有太子的，但是后来，不敢立了。因为立谁，谁被杀掉；谁立，谁倒霉。到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继承人的名字写在光明正大匾下，等着老皇帝死了以后再拿出来。但是还是不行，后来有了传位于四子的事情。蔡德贵：把遗诏篡改了。季羡林：在莫卧尔帝国，儿子把老子囚禁起来。莫卧尔帝国历史上所有的父亲都曾被儿子囚禁起来，包括莫卧尔创始人，也是被儿子(囚禁起来)，不过没杀。我原以为中国不会这样做，中国人是以孝治天下，后来才知道，我们不比莫卧尔高尚，而是比莫卧尔帝国更可怕。莫卧尔是囚禁，我们干脆杀掉。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奇怪，就是一个新朝代把旧朝代推翻了，第一件工作呢，就是给前朝修史。问题就来了，后朝推翻前朝，给前朝修史，修史的可靠性就很值得怀疑，后朝推翻了前朝，它能说前朝的好处吗？所以中国的二十四史啊，(说句大胆的话)都不可靠。

在《口述》第三十三次，季羡林又说中国伟大，但是女人裹脚不伟大，发明茶壶茶杯歪理的辜鸿铭，就更谈不上伟大了：

• 季羡林：。。。中華民族是個很偉大的民族，但是怎麼會纏腳，纏腳是野蠻的。從任何觀點看都是野蠻的。滿族就不纏足。滿族就這一條，就不得了。當然也不能因為這一條，就說中華民族不是偉大的。如果承認這一條偉大，也就有問題了。滿族就不幹。我小時候，流傳一句話，女人不纏足，沒有人娶。流傳什麼，纏足是步步生蓮花，真是豈有此理。步步生蓮花，小腳怎麼是生蓮花？大腳才能生蓮花。現在沒有人研究了。我們研究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對研究世界文明有很大貢獻，但是我們纏足的弊端延續了那麼長時間，我到現在也不懂。纏足的歷史是怎麼起源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是不能打馬虎眼的。中國的民族性，我們都知道是個偉大的民族，但是纏足的習慣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偉大的。這個習慣怎麼出現的，不知道了。我覺得跟歧視婦女有關係。這個以男人為主，他說什麼是美，婦女就跟著。說纏足美，婦女就纏足，裹小腳。你說是美，美這個概念是很複雜的。這個美應該包含眼睛看到的美，不只是味道的羊大為美的。口味的美和視覺的美是兩個概念。蔡德貴：您見過北大的辜鴻銘嗎？季羡林：沒有。我歲數太小，沒有機會見他。我聽說過辜鴻銘的故事。他是個怪物，主張一個茶壺，五六個茶碗，所以一夫多妻是合理的。

新中国做过许多备受争议的事情，但彻底终结缠足，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满族妇女历来不裹脚，而且清朝入关以后，也曾多次下令禁止旗人妇女缠足，但对于汉族社会根深蒂固的缠足习俗，却始终无能为力。可见政治权力虽然强大，也未必能够改变社会风俗。同盟会的革命，是让男人剪辫子；国民党的革命，是让妇女放脚。然而法令归法令，社会归社会，终究未能做到令行禁止。直到1949年以后，在强大的基层行政力量推动下，缠足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国之重器，才终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季羡林的疑问很值得深思：一个自称礼义之邦的文明，为什么会让无数妇女忍受这种身体摧残，并且延续数百年而不觉其非？这恐怕比歌颂民族的伟大，更值得文化史研究者认真回答。

至于辜鸿铭那套一个茶壶配几个茶碗的理论，在季羡林看来，不过是为旧时代的男权秩序寻找文化包装而已。缠足也好，一夫多妻也罢，其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定义美，定义道德，定义所谓的传统。

说到底，传统并不天然正确，历史也不天然进步。缠足曾经是美德，纳妾曾经是伦理，辫子曾经是国法，三纲五常曾经是天理。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而后来的历史，却往往把这些真理写成笑话。

季羡林终其一生，都在谈中华文化的伟大与民族的前途。但他晚年口述中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片段，最有价值的恰恰不是歌颂伟大，而是承认不伟大。国人喜欢修史，为死人盖棺论定。可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前朝为什么灭亡，而是曾经被奉若圭臬的那些精华，为什么最终都成了历史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