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7月5日，《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唐·费德 (Don Feder) 在该报发表评论指出，“1776还是1848；没有中间道路－－《独立宣言》与《共产党宣言》，最终只能有一个胜出：

我们面临着两种彼此冲突的世界观之间的选择：一种是自由与尊严的世界观，另一种则是建立在服从统治精英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高度管制社会。

一种使人获得自由，另一种使人沦为奴隶。一种为人类指明通向新曙光的道路，另一种则将人类引向集体主义的漫漫长夜。

这两种愿景分别体现在历史上两份最重要的文献中，两者相隔仅72年：《独立宣言》于1776年获得通过，《共产党宣言》则发表于1848年。如今正在我们周围上演的斗争，正是这两种彼此无法相容的世界观之间冲突的体现。

《独立宣言》体现了曾经汇聚于同一地点的一批最杰出思想家的思想。这些人包括商人、种植园主、律师、发明家、一位医生以及一位神职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各自领域都卓有成就。他们并不需要一项事业来成就自己，但他们却信仰这一事业。

《共产党宣言》主要由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撰写。他是一位彻底的失败者，一个愤怒、苦毒、脾气乖戾的人，试图通过攻击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制度来成就自己的伟大。他在从未踏进工厂车间一步的情况下，就呼吁废除资本主义。他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独立宣言》全文只有1,320个英文单词，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列举殖民地人民对乔治三世国王的不满。而真正体现这份文件政治哲学精髓的序言，仅有133个英文单词。

《共产党宣言》大约有12,000个英文单词。后来，马克思与他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又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加以阐述。这部内容沉闷乏味的三卷本著作长达2,500页。它和《我的奋斗》一样，最适合拿来当门挡。

不妨比较一下这两种世界观所留下的历史记录。

美国开国先贤的理念，使美国从一个殖民地边陲发展成为主导20世纪的国家。从我们的工厂和作坊中，源源不断地诞生出塑造现代世界、减轻人类生活负担的发明，包括白炽灯、飞机、电话、电视、冰箱、微芯片和互联网。

我们的繁荣惠及所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重建了敌国的经济。我们的《宪法》成为新兴国家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典范。

共产主义的历史则浸透着鲜血，散发着人类苦难的气息。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已导致全球6,500万至1亿人死亡。

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我们的词汇，带来了诸如古拉格集中营、杀戮战场、计划性饥荒、死亡集中营以及政治清洗等词汇。

人类中有很大一部分仍被困在古巴、中国和朝鲜等共产主义国家。柏林墙并不是为了阻止西德人逃往东德而修建的。古巴也没有接收来自美国的200万难民。

在美国，共产主义经过重新包装，化身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在令人担忧地不断扩张。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金融中心，如今拥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市长。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不久也将拥有一位这样的市长。

马克思主义者刚刚赢得了民主党在纽约州两个国会席位、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席位以及科罗拉多州一个席位的党内初选。其中纽约州的一位获胜者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国界以及废除监狱。她还曾在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支持哈马斯的校园占领行动。

历史已经演变成一场美国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共产主义是整体主义的。美国主义则是个人主义的。共产主义要求服从。美国主义寻求说服。美国主义认为权利来自上帝。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权利来自国家。

美国主义顺应人性。共产主义却处处与人性对抗，企图把方钉硬塞进圆孔。这也正是它每一次都会失败的原因。

美国主义欢迎辩论。共产主义则试图将辩论彻底扼杀。

尽管如此，知识分子依然纷纷投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一个人与现实脱节越严重，共产主义对他的吸引力就越大。社会学专业学生比工程专业学生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希望成为新秩序中的政治委员。

我曾幻想卡尔·马克思重新复活。在这个幻想中，这位共产主义的先知审视着他的意识形态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他看到韩国夜晚灯火通明，而朝鲜则一片黑暗。他比较共产主义中国的高压统治与台湾的自由。

他巡视曾经矗立着柏林墙的废墟。他目睹古巴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他比较美国与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

当他把这一切都看完之后，这位共产主义之父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当初到底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