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足衰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文:格致夫 为了梳理表述方便,本文将拖累中国足球水平的因素分为如下三类: 1)次要原因:影响足球部分技能的具体原因——可部分克服、弥补的因素; 2)重要原因:左右足球健康发展的直接原因——事在人为、大有可为的因素; 3)根本原因:“锁定”足球发展走向的核心原因——完全无法避免的宏观因素。
(一)传统疑虑——次要的具体原因
1)种族与身体素质:人高马大如欧美人,身体素质如非洲人,的确有助于场上对抗、奔跑、争抢头球等,但并非主要原因,理据有二:
——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拿下FIFA世界杯10个冠军,而他们在身高、体重和身体素质上并非天然比中国人强。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人从小锻炼培养,完全可以达到他们的水平。 ——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块头同样比不上中国人,但其FIFA排名稳居亚洲一流、世界二流水平(11~30名),两队均有打败世界一流强手如巴西队的纪录,韩国队甚至于2002年打入世界杯半决赛。
简言之,所谓中国人种族与身体素质不行、不适合踢足球的传统论调是说不通的。只要足球文化能够有相当市场,特别是形成一定的足球运动群众基础,与日韩同理,理论上,中国这一短板是完全可以克服和弥补的。
事实也是,中国男足FIFA最高排名一度达到第37(1998年),FIFA之前的Elo 世界排名曾达第 36 (1981年)。中国女足更是成绩骄人,曾一度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至少两次在世界大舞台打进半决赛和决赛。
2)国家制度原因:这一颇有市场的传统疑虑,同样似是而非。首先,世界各国足球水平高下,与国家制度并不存在理论和实际上的足够相关性。而就中国而言,国际主流观点恰恰相反,认为举国体制才是中国众多奥运项目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原因。包括中国女足、男女篮排球的成绩单也佐证了这一点。更不必提兵乓球、跳水、体操、举重等优势项目长期处于世界顶流水平,没有举国体制是不可想象的。
一句话,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来不是中国男足堕落的主要原因。
(二)共识性弊端——重要的直接原因
1)中国缺乏足球文化、足球土壤,这一点几乎不言而喻。 除了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足球水平的跌宕起伏,滋养了一两代球迷、伪球迷,普通中国人对足球的认知是极为有限、淡薄的,甚至谈不上足球文化,也就不存在踢足球的广泛群众基础和土壤。问一下这里的家长们,有谁愿意让自家孩子从小接受专业足球训练,今后走职业足球道路?
而从根上讲,全民性体育健身观念和职业竞技体育意识,从来不曾在国人价值观体系中占据可观位置。导致这一普遍现象的原因有几方面。 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这类激烈对抗性运动,从根儿上就持轻视甚至排斥态度。 其次,根深蒂固的趋利避害价值观,抵触足球这类回报期望很难保障的职业道路。中国人信奉的是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继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哲学之后,今天的国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现实,对权力、财富的赤裸裸追求大行其道,才是众生相。 第三,“计划生育国策”导致一整代人的独生子女现象,对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带来根本性打击。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送一个没有读书天分的孩子去踢足球是现实的,送独生子女去踢足球,其试错成本几乎是刚性约束,是一个普通家庭不可承受之重,而富二代们又吃不了职业足球之苦。
2)足球顶层管理“双轨制”导致职业足球走上了一条自杀之路。 中国足协长期处于既是监管者又是经营者的双重身份,这导致两大弊端:①管理任性,②经营缺乏制衡。
①管理任性表现在功利主义当道,将任期内“冲击世界杯”视为唯一考核政绩。以至于无视现代足球规律,频繁出台奇葩政策,诸如:强制实行“U23出场政策”、国家队长期“集训营”剥离联赛、中途更改联赛赛制等,直接瓦解了联赛的公平性、稳定性和整体水平。
中超联赛本该是中国足球的希望之路,不幸的是,该项赛事遭受地产商逐利资本反噬,逐渐演变为一个毒瘤,联赛根基被彻底掏空。从急功近利砸钱请外援,到高薪宠出不思进取的巨婴球员;从重金贿赂形成假球风,到金元足球的虚假繁荣和泡沫破灭,资本始乱终弃,一夜之间解散俱乐部。而青训只是装点门面,实际长期被冷落。例如,中国最牛的恒大,先后拿到8个中超冠军和两届亚冠冠军,恒大足校号称砸下几十亿。事实是,没有培养出一名能在欧洲五大联赛站稳脚跟的球员!其他所谓的培训基地,就更不用提了。
②经营缺乏制衡导致触目惊心的系统性腐败。从足协主席、党委书记、国家队主教练等足坛要角儿,到俱乐部老板、球员、教练和裁判等业内人员,整个足坛从上到下的贪腐和黑哨、假球丑闻(多达16人被判刑,60人被终身禁止从事足球活动),严重妖魔化了职业足球,使其丧失了公信力。
这一劫难的直接恶果也是明摆着的:球场上座率惨不忍睹,广告卖不出价钱,投资者也就没兴趣,俱乐部无法养活自己,更没钱搞青训。这一恶性循环,不是短期内能扭转的,乐观估计,恐怕也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更可悲的是,中国足球水平低,已经令中国家长们对其信心不足,愿意支持自家孩子走职业足球之路的本来就不多。而这场劫难对国人对职业足球信心的打击,丝毫不夸张地讲,是毁灭性的。仍然愿意让孩子走职业足球之路的家长凤毛麟角。这就可以解释,为何14亿人的中国,仅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区区数万注册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
而足球运动,有一条世界强国无数经验证明的铁律:国家队水平的高下,取决于足球人才金字塔基础的厚度,也就是青训队伍的规模。据官方数据,日本目前有83万注册青少年球员,韩国超过45万,德国超过200万,法国达到220万。中国呢?据足协统计,这一数据只有区区5万,最近一两年有所回升,但仍不过9万。跟日本和世界足球强国相比,呈数量级差距。
(三)认知的盲点——男足衰败的根本性原因
纵观中国足球近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一个不难发现的粗略规律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经济跨入腾飞快车道,社会迈入巨变转型期,中国男足水平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同步走向持续衰落之歧途和绝境!
基本事实包括,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那支苏永舜挂帅、容志行领衔的国家队,是迄今为止相对水平最高的——Elo排名第36位,属亚洲一流、世界二流。在1984年尼赫鲁金杯赛上,甚至打败了两年后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阿根廷队。之后的任何一支国家队,都不曾达到这一高度。而目前的中国国家队,已经堕落至亚洲三流、世界不入流的可悲境地:目前FIFA排名第94位;最低排名第109位(2013年)。
那么,在中国这头百年睡狮醒来后狂奔,与中国足球初兴后持续衰落之间,有没有相关性呢?答案是:不仅有相关性,而且是密切、高度相关的。
1)体育领域的改革开放导致底层青训断代 旧的举国体制淡出,新体系未能成功建立。1980年代中国足球的初兴,得益于密布全国的三级体校这一举国体制,足球苗子的选拔与家庭背景无关。事实上,打破大锅饭体制之初的中国家庭背景,差距本来就不大——万元户都罕见。
而随着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体校足球体系被废除,本该接棒的校队、社区俱乐部体系又没能建立起来,出现两头落空局面,导致足球人口出现灾难性断代。由于校园足球上升通道稀缺,绝大多数足球苗子在中考前被迫放弃。而规模很有限的社会青训,则演变为高昂的“贵族运动”。选拔机制上则充斥着送礼和人情,有天赋但没钱的穷苦孩子被挡在了门外。
2)改开与发展广阔空间演变为足球管理体质弊端的温床 全领域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社会剧烈的结构性震荡。足球顶层管理“双轨制”本身、任期内急功近利,都是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足球职业化和俱乐部联赛模式更是如此。“金元足球”带来虚假繁荣,包括重金引进外援风、非理性高薪投喂出丧失进取心的“巨婴球员”、逐利的地产资本反噬等,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更别提从上到下的系统性腐败,以及假球、黑哨、买卖国脚名额等丑恶现象,在改开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3)社会巨变带来快速转型,导致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现实 中国目前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但仍处于快速转型期。没错,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必然促进人们价值观的某些有益“进化”,其中就包括愈加重视健身和竞技体育运动,诸如中国人也能获得网球、台球斯诺克等非传统项目的世界冠军,就是明证。
但是,中国的基本面,是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且各地区发展差异和各阶层分化显著化;中国人又太精明(我称之为“智力冗余”)、竞争意识强、特别注重教育、家庭观念突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激烈竞争、高度内卷是中国社会一大特征。在此大背景下,国人特别讲究职业道路的投入产出比、风险管控、前景稳定性等要素,也就无可厚非。问题是,在这种根植于文化基因中的功利价值观大行其道的社会,高风险低期望的职业足球,注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难成为家长们规划孩子前程的可取选项!家长们愿意为升学“加分”让孩子练体育,却不愿意为职业选择让孩子练足球。14亿人只有不足10万注册足球苗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男足的半世纪衰落,与种族和身体素质无关,与特色社会制度无关,而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社会剧烈转型期的一个“副产品”。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与高速发展的时代狂飙,才是中国足球衰落最后的、根本性原因——尽管这并非改革开放本身的错。
重点是,这个宏观性根本原因,不仅不是负面的,相反,是中国人的百年期盼——国家复兴。从这个特定视角出发,在特定意义上,中国男足的衰落,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一种必要的代价。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中国男足及其相关体制应该走回头路。
必须明确一句,文中虽然对国足翻身给出了需要一代人时间的悲观预测,随着中国社会巨变转型进入尾声,中国足球的希望还在。无证的足球记者董路,自费带出一支童子军,竟然一不注意,就在意大利拿了个冠军回来。此事不止是给中国职业足坛的荒诞与暗黑打上了聚光灯,也是恰当预示国足未来的一缕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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