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天，全面抗戰剛剛爆發，一個關了五年的人從南京老虎橋監獄走了出來。
這個人叫陳獨秀。曾經的《新青年》創辦者，曾經的北大文科學長，曾經的中共第一任總書記。出獄之後，蔣介石開出高位拉攏他，他斷然拒絕；他主動聯繫延安表示想回來，毛主席說可以，但提了三個條件。前兩條他都能接受，唯獨第三條——寫一份書面檢討，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他死也不肯寫。 
從"一代宗師"到"階下之囚"？ 理解1937年陳獨秀出獄後的抉擇，必須先回到他前半生的軌跡。
陳獨秀1879年出生於安徽懷寧，自幼跟祖父讀書，十七歲中秀才，本可以沿着傳統仕途一路走下去。但他偏偏是個坐不住的人。從1901年開始，他先後五次東渡日本，在那個清廷搖搖欲墜的年代，他選擇了一條最不安穩的路——做思想的火種。
1915年，三十六歲的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後更名《新青年》。這本雜誌成為整整一代進步知識分子的精神旗幟，"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就是從這本雜誌上豎起來的。1917年，蔡元培把他請進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北大一時群星匯聚，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
到了1921年，更大的轉折來了。陳獨秀與李大釗南北呼應，共同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中共一大在嘉興南湖的紅船上召開時，陳獨秀雖未親自到場，卻被全體代表選為中央局書記——說白了，他就是這個黨的第一任"掌門人"。此後連任五屆，從一大到五大，中共最初的方向盤，一直握在他手裡。
然而，高處不勝寒。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共產黨人遭到血腥屠殺。
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先後在上海被國民黨殺害。陳延年1927年7月被押往龍華刑場，拒絕下跪，被劊子手亂刀砍死，年僅29歲。不到一年後，弟弟陳喬年也在楓林橋刑場慷慨就義，年僅26歲。
白髮人送黑髮人，而且是送了兩次。但歷史給陳獨秀的打擊遠不止於此。
大革命的失敗被歸咎於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上，陳獨秀被撤銷總書記職務。此後幾年，他轉向托洛茨基主義，1929年被正式開除黨籍。到了1932年，因為在報紙上發表反蔣文章，他又被國民黨逮捕，關進了南京老虎橋監獄，一判就是十三年。
被自己創建的黨開除，被自己仇恨的敵人關押，兩個兒子死於非命——到1937年出獄的時候，陳獨秀已經五十八歲，滿頭白髮，一身病痛。
但這個人沒有垮。
延安的門開了一條縫，他為什麼不肯走進去 1937年8月，抗戰全面爆發後不久，國民黨迫於輿論壓力提前釋放了陳獨秀。
出獄之後，擺在他面前的路其實有好幾條。蔣介石几乎是第一時間伸出了橄欖枝：先是派親信朱家驊去見他，提出讓他組建一個新的政黨，和延安唱對台戲，許諾給十萬元活動經費，外加五個"國民參政會"名額。後來蔣介石又追加一個籌碼——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部長。
陳獨秀一口回絕。據記載，他對來人說了一句話："想拿我裝點門面，真是異想天開！"更何況，殺了他兩個兒子的正是國民黨，這筆血債他一輩子都忘不了。
那他想去哪裡？延安。
雖然他已經被開除黨籍八年，雖然他在路線上有過根本性的分歧，但在他心裡，共產黨依然是最接近他理想的那一邊。更實際地說，全面抗戰剛起，國家民族正在生死關頭，他想做點事，延安是最合適的去處。
陳獨秀通過老朋友和學生輾轉聯繫到了在武漢的葉劍英和林伯渠，表達了想回延安、回黨工作的意願。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和張聞天商議後的態度是：歡迎，但有條件。
據《人民日報》所屬刊物後來披露的資料，提出的三個條件是——
第一，承認自己過去之錯誤。
第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第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前兩條，陳獨秀基本能接受。他出獄後已經多次公開發表支持抗戰的言論，和托派組織也早已疏遠——事實上他在獄中五年，托本身已經七零八落。
但問題卡在了一個關鍵的字眼上：承認錯誤。
上面的意思是，你得寫一份書面檢討，公開承認自己過去路線是錯的。陳獨秀的回答只有一句話——
"回黨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
想回來是真的，但寫檢討，做不到。
這不是簡單的面子問題。陳獨秀一輩子的性格就是如此——他可以承受牢獄，可以忍受貧窮，可以接受孤獨，但他不願意在自己認為沒有完全想通的事情上低頭。
他和托的關係確實複雜，但在他看來，當年的路線之爭是判斷分歧，不是道德上的對錯，他不願意用一紙檢討把自己的思考全盤否定。
就這樣，雙方僵住了。但事情還沒有完全斷絕——我黨的態度其實仍然在努力。1937年11月20日，理論刊物《解放》周刊專門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措辭懇切，希望陳獨秀能做出選擇。
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人的到來徹底改變了局面。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王明帶回了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對毛澤東提出的統一戰線策略不滿，同時把矛頭對準了陳獨秀。在緊接着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不僅用"漢奸""匪""殺人犯"等詞攻擊托派，還直接指控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人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緊隨其後，有人在《解放》周刊上發表長文，將這個"漢奸"指控擴大化。
陳獨秀得知後極為憤慨。他在1938年3月給《新華日報》寫了一封公開信，質問"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要求拿出真憑實據。當時同情他的人也出面辯駁：那些"接洽"發生的時間，陳獨秀還在南京獄中，壓根不可能參與任何活動。
但這些已經不重要了。王明的造謠誣陷，徹底堵死了陳獨秀回歸延安的路。即便毛澤東本人對陳獨秀的態度並非一刀切，但在當時大氛圍下，加上王明挾共產國際之勢攪局，這扇門已經關上了。
四川小城裡的最後歲月，一個倔老頭的孤獨收場 回不了延安，又不肯投靠國民黨，陳獨秀的去路只剩下一條——自己找地方安頓。
1938年夏天，他輾轉來到四川江津，一座偏居西南的小縣城。這個曾經攪動中國思想天空的人，從此在這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四年。
生活極其清苦。陳獨秀沒有固定收入，靠朋友接濟和偶爾寫文章的稿費維生。通貨膨脹之下物價飛漲，他和妻子潘蘭珍常常面臨斷炊的窘境。住處也不穩定，在江津期間他搬了好幾次家，最後落腳在鶴山坪的一處老宅——石牆院，一個前清進士的舊居。
1939年，周恩來親自到江津看望了陳獨秀。
看到他家徒四壁的情景，周恩來很不是滋味，再次誠懇地勸他寫一份書面檢查，回黨工作。陳獨秀還是那句話——不寫。
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陳獨秀並沒有消沉。他在困窘中仍然筆耕不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字學研究上，着手撰寫一部名為《小學識字教本》的學術著作。這部作品傾注了他在獄中就開始醞釀的全部心血，試圖從文字學的角度為中國文化做一份基礎性的貢獻。
政治上，他也沒有完全沉默。
他晚年寫了不少時事文章，對民主、自由有了更深的反思，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看來相當超前的觀點——比如他反對任何形式的獨裁，認為民主不應該是某一階級的專利。這些思考在他身後引發了持續多年的學術討論。
但他的身體已經撐不住了。
高血壓、心臟病折磨着這個六十多歲的老人。1942年5月，他聽信了一個民間偏方，用蠶豆花泡水治高血壓，結果蠶豆花已經發霉變質，喝下去後中毒腹脹，病情急轉直下。
1942年5月27日晚，陳獨秀在石牆院病逝，終年六十三歲。
他走得很安靜。沒有黨組織的追悼，沒有政府的哀榮。只有江津當地的一份小報《江津日報》在兩天后發了一條255個字的簡訊，標題寫的是——"一代人傑溘然長逝"。
由於是外地人，陳獨秀連棺木和墓地都沒有，最後靠當地好友鄧蟾秋、鄧燮康叔侄贊助才得以安葬。
五年後，三子陳松年遵照遺願，將他的靈柩運回安徽老家安葬。怕有人破壞墳墓，墓碑上沒有刻"陳獨秀"三個字，用的是他當年參加科舉時的名字——陳乾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