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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教育的誤區 (ZT)
最近萬維有好些關於教育主題的文章,比如對中美文科教育的比較
(伊萍: 中國文科教育的缺失 ),對文科教育意義的探討(楓苑夢客:人文科學究竟有沒有用) ,和好學校 vs 差學校, 好學區vs 差學區這些對中國家長來說“永恆”的話題。正好前天老朋友給我發來一篇耶魯大學英文教授Dr. William Deresiewicz 寫的 關於“精英教育”的誤區的文章,看了以後很有感觸(有些觀點可能讓人感覺很偏激, 但仍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批判和反思 )。這裡就將吳萬偉的中文譯文 轉貼(網友浪寬提供),權作加入討論吧。篇幅很長,抱歉 精英教育的誤區
摘要:本文簡要探討了精英教育對學生造成的不利影響,揭露了精英教育疏遠人性、鼓吹虛假的自我價值、提供平庸和安全的誘惑、消磨欣賞孤獨的能力等劣勢,指出大學的宗旨是塑造靈魂而不是培養就業能力。 我到了三十五歲時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管子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着山羊鬍,戴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着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給人家講話。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我十四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有個朋友稱這種現象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花費這麼長時間才發現教育的錯誤程度並不讓人吃驚,因為精英教育絕不可能讓你認識到它自身的缺陷。正如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二十多年的經驗顯示的,名牌學校不斷地鼓勵學生為能到這些地方上學而自豪,不斷誇耀名牌大學經歷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精英教育的優勢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報答。但是在這個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其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設置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關閉、政治正確或者準則塑造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者其他大學,而且包括讓你獲得優越地位的整個機制:私立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泛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准機構、導致錄取與否的招生瘋狂。像通常情況一樣,信息就是媒介。精英大學課堂之前、之後、和周圍都在集中灌輸着價值觀。隨着全球化加劇經濟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獲得教育優勢的整個機制。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向上階梯的有限空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了什麼,因為正如大學不厭其煩地提醒他們的,當今的精英學生是未來的領袖。我們這些最好的大學已經忘記了存在的理由是塑造靈魂而不是創造職業。 正如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和專業人士的子女和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和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與此同時,因為這些學校培養自由態度,所以讓這些學生陷入矛盾的困境,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交流。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但是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好的、最聰明的人”,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我們好,沒我們聰明。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如果我上了哈佛,有人問我在哪上學時,我學會了說“在波士頓”)。我根本不知道沒有上名牌大學的人中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到那裡常常正是因為階級原因。我根本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根本就沒有上過大學。 我也了解到有些聰明人並不“聰明”。智慧形式多樣性的存在已經是個常識,但是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挑選和培養的智慧形式只是分析能力。雖然這對於所有大學都可以說是真實的,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包括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很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式的價值。人們誇耀自己最擅長,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和感情智慧以及創造能力等在教育精英中的分配並不占優勢(僅提出這三種智慧形式)。“最優秀者”只是在狹隘意義上的最聰明者而已,人們要擺脫教育精英才能認識到這個問題。 那麼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如何呢?我有個朋友從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畢業後考上了常春藤大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有人在精英大學的意義上聰明,有人在其他方面聰明,有人根本就不聰明。如果與人交談是了解他們的唯一真正的方法,不知道如何與他們交談就是讓人尷尬的事。名牌大學應該提供了人道主義教育,但是人性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 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如大學入學考試(SAT)平均分(GPA)、研究生入學考試(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人們一直說那些考試真正檢驗的是你的考試能力,但是即使它們確實測量出真實的內容,也不過是真實情況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問題開始於你鼓勵學生忘掉這個真理時刻,功課方面的優秀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優秀時,“在某方面出色”變成了“出色”時。 對自己的智慧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通知書進入家門的時刻起,是名牌大學所縱容的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這些明確無誤的信息貫穿於從大學入學教育到畢業的整個過程,體現在每個人的音調、頭腦的傾斜、傳統名校宣傳、學生報紙的每篇文章、院長的每篇演說中。這個信息就是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必然結果也同樣明白無誤: 你理應得到因為你到了這裡而能得到的一切東西。當人們說名牌大學學生有強烈的權利意識,他們的意思是這些學生認為他們因為分數比別人高所以理應得到比別人更多的東西。 在耶魯,毫無疑問其他地方也一樣,這個信息被讓人尷尬的字面術語來強化。該大學的物質形式,也就是四方院和住宿學院連同臨街的建在圍牆裡的緊鎖的哥特式石頭、熟鐵大門。每個人攜帶的身份證決定了他可以從哪個門進入。換句話說,這門就是控制性的比喻,因為大學的社會形式就是用同樣方式構成的,每個名牌大學都是如此。名牌大學都是被鎖着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學生吸收這個教訓的能力體現在他們在這些門裡豎立起更多門檻的渴望,成立更加排他性的特殊團體,在耶魯有著名的秘密社團,或者應該被稱為公開的秘密社團,因為真正秘密的話將破壞他們的目的。除非人們知道自己被排除在外了,否則排他性又有什麼意義呢? 精英教育的重大劣勢之一是它教給你認為智慧和學術功課的測量標準是道德上或者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價值判斷標準,但實際上不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並不比愚蠢的人、不聰明的人、甚至懶惰的人更有價值。他們的痛苦並不比他人更痛苦,他們的靈魂並不更重要。如果我是信徒,我會說上帝並不愛他們更多。政治上的隱含意義是清晰的。正如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曾經對老精英說,當你用腦子的力量而不是用拳頭的力量抓住你能得到的東西,並不說明你的邪惡就更少些。羅斯金說“必須有人工作,也必須有工頭,但是在成為工頭和從工作中牟利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 政治上的隱含意義不僅僅止於此。精英教育不僅預示着你進入上層社會,一旦進入那裡後,還訓練你適應那裡的生活。我以前不知道這些,後來我對比了我和我的同學的經歷以及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開始明白了。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是沒有人認真對待,如果請求可以申請推遲,如果曠課減少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遲交論文了一個小時。 這或許是個極端的例子,但在精英大學是不可思議的。同樣不可思議的是,她根本沒有申訴的機會。克里夫蘭州立大學的學生們不像耶魯的學生有一群顧問、輔導老師和系主任幫他們寫作業晚交的情況說明,在需要的時候提供額外幫助,在跌倒的時候把他們扶起來。他們得到的是來自冷漠官僚體制的批發性教育,不是由滿臉笑容的工作人員把精心包裝的包裹親手交給他們。他們很少有機會接觸我的學生們經常接觸的上層聯繫,比如來訪的權力掮客演講,和外國代表一起吃飯等。他們也很少有機會得到各種特別基金資助,在耶魯這樣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基金資助,比如旅行補貼、研究獎學金、演出獎勵等。每年我所在的耶魯英語系有幾十種現金獎勵,內容從新生作文到畢業設計五花八門。今年,這些獎勵已經達到九萬美元,還是僅僅在一個系裡。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大學的學生也不可能僅僅做了作業就可以得優。最近有很多文章談到分數膨脹的問題,這是醜聞,但是最醜陋的地方在於它是多麼地不平衡。四十年前,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平均分(GPA)是2.6,仍然接近傳統的(B-/C+)曲線。從那時起,它在任何地方都開始上升,但是上漲的幅度不同。公立大學的平均分是3.0或者B,在私立大學是3.3,很少B+。在多數常春藤大學,這個數字已經接近3.4。但是總有學生不做作業或者上專業課之外的課程(不管是為了好玩還是為了學分)或者根本就達不到標準的情況(比如運動員或者校友子女)。但是在耶魯這樣的學校,只要來上課,努力學習就可以期待得到(A-)在大部分時候,他們確實得到了這個成績。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一旦走出校門後獲得的社會崗位的對待方式。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培訓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推遲寬限,很少有資助,很少有機會,要在服從、接受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不是制定指導原則的生活。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喜歡把自己歸入管理階層,但是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進入大門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一旦進去了,你做了幾乎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不管是最絕望的課程不及格,還是最可惡的抄襲劣行,甚至對其他同學的身體傷害的威脅等都不會被開除,這三種情況我都聽說過。上帝啊,感覺就是它不公平,換句話說,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雖然現在也包括了女生。精英學校培養出類拔萃的人才,但是也培養我認識的一個從前的耶魯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A是出類拔萃的標記,而A-是“有資格的平庸”的標記。這是另外一個比喻的例子,不僅是分數或者承諾。它意味着,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 這裡,大學也反映了成人世界的運行方式(除了它是另外的方向)。對於精英,總有另一個寬限、不追究、赦免、恢復期等,總有眾多的關係網、特別的薪金、鄉村俱樂部、會議、年終獎、分紅等。如果戈爾和克里代表精英教育的一個典型產品的話,喬治·布什就代表另一個典型。我們的現任總統是有資格的平庸的化身,他進入耶魯決非碰巧的事情。有資格的平庸實際上是其政府的運行原則,但是正如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訊公司和其他網絡公司醜聞所顯示的,也是公司化美國的運行原則。那些表現不佳的公司高管的豐厚薪水就是成人世界的A-分數。任何記得感到委屈的偽善者安然公司頭目肯尼斯·萊恩(Kenneth Lay)都明白其中涉及的心態。此人回應他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的指控時說,一旦你進入了一個俱樂部,你就有了上帝給予的權利永遠留在這個俱樂部內。但是你沒有必要記住肯尼斯·萊恩,因為同樣的故事去年發生在另一個耶魯人斯科特·利比(Scooter Libby)身上。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當家長解釋為什麼他們如此賣力地要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這畢竟是你在談論的東西,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或許在其他國家存在(或者從前曾經存在的)的處於貧困邊緣的人或者至少處於喪失尊嚴的邊緣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藝術家可以在美國生活地很舒服,不管按任何有道理的舒服的定義來判斷。你得居住在普通公寓裡而不是曼哈頓的豪宅或者洛杉磯官邸里。你得開本田車,而不是寶馬或者悍馬(Hummer),你得在弗羅里達度假而不是在巴巴多斯或者巴黎。但是這些損失如果和你有機會做自己信任的工作,做你適合的工作,你喜愛的工作,你的日常生活相比算得了什麼呢?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剝奪了的機會。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所以可能性的整個世界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我們甚至不討論某些特權階級的孩子根本不上大學的可能性,或者推遲好幾年入學,因為不管這種選擇有時候顯得多麼合適,刻板的教育心態已經把他們排斥在可能性世界之外,有很多孩子像夢遊一般來到大學,根本就不知道上大學的理由)。這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幾個研究生那裡聽說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的兩學生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說一兩年之內肯定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從定義上看,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別的東西,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在成功的能力基礎上的。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往往最開始起因於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我第一次考試不理想,走出教室後覺得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第二次考試失敗就好受多了,我已經明白失敗並非世界末日。 但是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的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這似乎和本能相反。難道精英大學裡的孩子至少在狹窄的功課意義上不是最聰明的嗎?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不是比前幾代的學生都更刻苦嗎?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着做功課。 如果這麼多孩子在上大學的時候還認識不到這一點,這沒有什麼希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着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不是培養就業能力。 成為知識分子意味着首先對思想充滿激情,不是為一個個學期,為了討老師的歡心,或者取得好成績。一個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向我抱怨說他的學生不會自己思考。我說,耶魯學生會自己思考,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師希望他們這樣做。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過很多非常聰明的學生,他們頭腦清晰、善於思考、富於創造性,與他們交談和學習確實是個享受。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滿足於教育為他們劃的線之內的顏色。只有很少一部分把教育看作更大的智慧探索旅程的一部分,用朝聖者的心情閱讀思想著作。這些少數人很容易感覺到和他人格格不入,因為從大學本身得到的支持太少了。正如其中一個對我說的,像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適合探索者。 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是幫助學生提出大問題的地方。我認為在美國的大學裡根本就沒有智慧主義的黃金時代,但是在十九世紀學生至少曾有機會在教堂里、或者校園裡蓬勃發展的文學社團、辯論俱樂部里聽到有人提出這種問題。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隨着美國大學裡人文主義理想的增長,學生或許在具有強烈教學使命感的教授課堂里遭遇過大問題。那樣的教授在這個國家仍然還存在,但是學術專業化越來越可怕的關鍵時刻已經讓他們成為名牌大學裡的快要滅絕的物種。著名研究型大學的教授評價完全靠學術成果的質量來衡量,花費在教學上的時間完全是浪費。如果學生想體會談話的經驗,最好到文科學院。 當精英大學誇耀他們教學生如何思考時,他們的意思是講授在法律、醫藥、科學、商業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修辭技能。但是文科教育應該意味着更多的東西,他們剛入學時聽過幾場向他們提出大問題的報告,畢業的時候聽幾場提出大問題的報告。在兩者之間,他們花費四年時間上課,老師訓練他們提出小問題,由專業化的教授對專業化的學生講授的專業化的課程。雖然廣泛的概念在文科教育思想本身是隱含性的,但錄取過程越來越多地挑選那些已經使用專業化術語思考未來的學生,如未來的記者、即將的宇航員、語言天才等。甚至在精英大學的我們也陷入大肆誇耀的職業教育泥坑。 實際上,這些似乎恰恰是學校希望的東西。精英大學說他們要培養領袖,而不是思想家,要培養權力的擁有者而不是權力的批評家,這是有理由的。有獨立思想的人與任何聯盟無緣,精英大學的大部分預算來自校友捐助,所以花費大量精力培養學生對學校的忠誠。正如三代耶魯人的一個朋友說的,耶魯大學的目的就是生產耶魯校友。當然,為了讓體制能夠工作,那些校友需要錢。耶魯當局長期以來對學生從人文學科和基礎科學專業轉向比如計算機和經濟學之類實用性學科的傾向一直冷漠地慫恿。大學就業辦公室很少鼓勵對法律、醫藥、商業不感興趣的學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減弱畢業生大量湧進華爾街的熱情。實際上,他們在向學生指明這條道路。文科大學正在變成公司大學,它的重心已經轉向技術領域,學術專長能夠成功地變成利潤豐厚的商業機會。 難怪對思想充滿熱情的學生發現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經和其中一個學生交談,他對於德國浪漫主義觀點“靈魂塑造”(bildung)感興趣。但是,他已經是大四學生了,周圍的人都在忙着推銷自己的時候,你很難塑造靈魂啊。 但思想生活有一個維度位於思想熱情之上,雖然我們的文化已經這麼徹底地消毒了,如果它讓那些最警惕的學生也抓不住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了。因為知識分子的概念出現在十八世紀,曾經有個時期包含着對社會變革的承諾。成為知識分子意味着提出辦法實現通向美好社會的前景,然後向當權者講真話去實現這個理想。它意味着進入精神的放逐,意味着堅決放棄你對上帝、對國家、對耶魯的忠誠,享受孤獨的自由。它不僅需要智慧,還需要想象力和勇氣。喬伊斯小說中的青年學生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 Dedalus)說“我不怕犯錯誤、大錯誤、遺憾終身的錯誤、甚至永恆的錯誤。” 成為知識分子開始於你的思維方式,擺脫你的假設和強制這些假設的體制。但是進入名牌大學的學生恰恰是那些在體制內學得最好的人,所以讓他們超越體制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體制的存在。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前很久就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世界一流的俯首帖耳、討好老師的小爬蟲,在每門課上都得優秀成績,不管他們覺得這個老師多麼乏味,不管他覺得這門課多麼沒有意義。他們也盡力積累八到十個課外活動,不管多麼想用這些時間做別的事情。矛盾的是,這種情形在二流的學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科學院比在最好的大學還好些。有些學生最後來到二流學校,因為他們和哈佛和耶魯的學生一樣,只不過才華稍遜或者沒有那麼強的動機。但是有些人到了那裡是因為他們有更獨立的精神,他們沒有得全優是因為懶得在每堂課上盡一切努力,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義的內容上,進行一個特別感興趣的課外活動,或者去做和學校沒有任何關係甚至與有利於大學申請無關的項目,或者他們只是坐在房間裡看很多書或者寫文章。這些是一類孩子,一旦進入大學後,他們更感興趣的往往是人性精神而不是學校精神,思考在大學畢業時要帶着的問題,而不是帶着求職簡歷。 我在耶魯的時候印象深刻的是每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你很難看到嬉皮士、朋克或者藝術學生的類型,在八十年代著名的被稱為同性戀常春藤的學校,很少是女同性戀者,沒有男同性戀者。另類學生根本就沒有什麼出格的舉動,追逐時尚的學生熱衷的是樸素的優雅。三十二種風味里全是香子蘭。大部分精英大學已經都成為思想狹隘、讓人窒息的常態王國。每個人都感受到要保持一種伴隨成功形象和效果的壓力。(成功的服裝,成功的藥物治療)我從長期擔任顧問的經驗中得知,不是每個耶魯學生都合適這裡的學習或者學會適應它的,可他們都是一樣的表現,這正是讓我感到擔憂的地方。常態的暴政在他們的生活中肯定非常強烈,其中一個後果是那些功課跟不上的學生(他們傾向於來自貧窮的家庭背景)常常表現出相反方向的兩個極端,要麼疏遠要麼自暴自棄。但是還有一個後果與能夠跟上功課的大部分學生有關。 幾年前我講授了一門關於友誼的文學課。有一天我們在討論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 Wolf)跟蹤一群從兒童到中年的友誼的小說《海浪》。在高中,其中一個男孩愛上了另一個,他想,“我能向誰展示我自己激情的緊迫性呢?一個也沒有。這裡灰色的拱門、嗚咽的鴿子、歡快的遊戲、傳統習俗和競賽,所有這些被巧妙地組織起來避免讓人感到孤獨”。這是對名牌大學校園生活的絕佳描述,包括從來不允許感到孤獨的部分。我很想知道我的學生對此是怎麼想的?在一個你從來不感到孤獨的大學上學意味着什麼?其中一個學生說,啊,如果一個人坐在房間裡,我確實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寫文章的時候,我也是在朋友的房間裡完成的。碰巧的是,同一天,另一個學生做了關於愛默生論友誼的發言。他匯報說,愛默生說友誼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你有能力承受孤獨。正如我在問學生他們覺得這句話意味着什麼,其中一個打斷我的話說,請等一下,你首先為什麼需要孤獨?你獨自能做什麼和朋友一起不能做的事情嗎? 這就是他們:一個是喪失了品嘗孤獨滋味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沒有看到孤獨意義的年輕人。最近常常有人討論隱私的喪失,但是同樣可怕的是它的必然結果---孤獨的喪失。從前指的是你不能總是和朋友在一起,即使你想這麼做。現在是學生能隨時隨地通過電子手段聯繫,要找到對方沒有一點兒困難。但他們的強迫性社交似乎不能讓他們產生深刻的友誼。“我能向誰展示我激情的緊迫性?”我的學生可以在朋友的房間裡寫論文,卻無法產生心與心的交流。她可能沒有時間,實際上其他學生告訴我,他們發現同伴們實在太忙了根本沒有辦法培養親密關係。 當繁忙和社交占據了孤獨的所有空間後會發生什麼呢?我那天向學生指出,具備反思和回顧的能力是知識分子生活的前提,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孤獨。他們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接着有學生似乎有點自我認識的意識,他說“你認為我們都是真正出類拔萃的一種人?”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確實明白思想者的生活是在單獨進行的:孤獨的、懷疑的、堅韌的思想。培養這種品格的最好地方不是在精英教育體制內,因為其真正目的是重新創造一個集體系統。 產生了約翰·克里和喬治·布什的世界正在為我們培養下一代領導人。在高中時進修大學課程的學生或者大學裡修雙學位的同時還編輯三種校園出版物的學生,那些每個大學或法學院都想要,課堂上誰都不想要的學生,那些忙得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更不要說思考了的學生將很快管理一家公司、一個機構甚至一個政府。她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經驗很少,可能有很多成功,但是遠景很少。精英教育的劣勢是培養出來的精英過去現在一個樣。 作者簡介:威廉·德萊斯維茨(William Deresiewicz)1998年到2008年在耶魯大學教英語。
Original link: http://theamericanscholar.org/su08/elite-deresiewic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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