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9日，曾經擔任抗日同盟軍北路總指揮，浴血奮戰收復多倫的吉鴻昌將軍，在天津國民飯店遇刺。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國民黨封鎖消息的情況下，一時不被世人所知。不久，英文的《泰晤士報》即登出了這一驚人新聞，國內各報也相繼做了報道。這一消息迅速傳遍了全市、全國乃至世界各地。但兇手是誰，不得而知。直到天津解放後，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將真兇呂一民繩之以法。前不久，筆者偶見呂一民伏法時的照片，追根溯源，又在市高級法院檔案館發現了呂一民的判決書，兇手的政治背景，事先的蓄謀策劃及刺殺經過得以澄清。
一 刺殺原因
吉鴻昌，字世五，河南扶溝縣呂潭鎮人，1895年出生。其父吉筠亭在該鎮以開茶館為生。他幼年喪母，生活困難，6歲即參與家事，但勤奮好學，常在私塾旁聽。18歲時應徵入伍，歷任連長、營長、旅長和師長，在北伐戰爭中屢立戰功。1929年，任寧夏省政府主席，兼任第十軍軍長，在西北軍中有“王牌”與“鐵軍”之稱。
1930年春，馮、閻、蔣中原大戰爆發。時吉鴻昌被馮玉祥委任為第三路軍總指揮，率部在豫東一帶作戰，曾重創蔣軍。但在蔣介石收買、分化和瓦解之下，馮、閻反蔣聯合戰線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軍全線崩潰，所部分別為蔣收編，吉被任命為二十二路軍總指揮兼三十軍軍長，防區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帶，擔任“剿共”任務。但吉卻向其部下和士兵們宣傳“槍口不對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進步思想，而且在三道河給蘇區寫信，表示決不與紅軍打仗，還隨時準備棄暗投明。
1931年4月，吉以劉峙主豫，貪污腐化，橫徵暴斂，而發起“倒劉（峙）”運動，推劉鎮華為首領。豈料，劉鎮華反將吉寫給他的原函密呈蔣介石。又有帥新吾介紹了一位劉某，代表吉去廣州參加反蔣會議。會後，劉某將會議記錄和吉的委任狀等，密藏於熱水瓶里，途經漢口，被蔣的特務截獲。同年5月，蔣介石電令吉鴻昌向安徽金家寨進剿紅軍，並派冷欣為特派員駐吉鴻昌總部監視，而吉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內戰。於是，蔣介石撤銷了他的軍職，迫使他以考察軍事為名出國。
1932年2月28日，吉鴻昌回國返抵上海。他通過原西北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與上海黨組織接頭，不久返回天津，與華北政治保衛局取得聯繫。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聯合馮玉祥、方振武等在張家口組成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任同盟軍第二軍軍長，連克察北康保、寶昌、沽源及塞外重鎮多倫。7月28日，蔣介石、汪精衛一面向馮玉祥及同盟軍發電制止抗日，一面電令北平軍分會何應欽調重兵對同盟軍實行全面封鎖。同盟軍在日偽軍和國民黨軍的夾擊下於9月失敗。
1933年11月，吉鴻昌回到天津，在平津等地繼續從事抗日活動。轉年1月，他與共產黨人宣俠父秘密到上海，與上級黨組織聯繫並接受了新任務。回津後和南漢宸、宣俠父等制訂計劃，積極聯絡各抗日力量成立“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創辦《民族戰旗》刊物，通過英、法租界郵局寄往全國各愛國團體及軍隊，宣傳抗日主張，並且秘密與楊虎城將軍取得聯繫，得其援助，積極籌資購買武器，培訓軍隊骨幹，進行一系列反蔣抗日的準備工作。由此引起蔣介石的更加仇恨，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決意暗殺吉鴻昌。
二 受命天津站
早在1932年8月，國民政府就秘密下令通緝吉鴻昌。但那時，吉鴻昌與馮玉祥正在察北武裝抗日，受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擁護與支持，他們一時不敢貿然下手。1933年春，蔣介石命令復興社特務處特務王木來津建立特務組織——天津站。下設情報組和行動組，並配備秘密電台，從事搜集有關革命和進步人士的情報，以及用綁架、暗殺等手段迫害革命人士和反蔣抗日分子。1934年，由南京香林寺特務訓練班受過訓的陳恭澍接任天津站站長。同年下半年由天津軍統特務將偵察到的吉鴻昌開展活動的情況上報南京，蔣介石大為震怒，一方面發出通緝吉鴻昌、南漢宸、宣俠父的緊急命令；一方面通過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派天津站長陳恭澍負責對吉鴻昌等人進行殺害，並分別任命陳資一、鄭恩普和王文為情報組和行動組組長。陳恭澍受命後，深感此事重大。為了儘快完成這項任務，他與情報組組長王文經過反覆磋商後，決定由王文再吸收幾名“膽大心細”、善於搞特務活動的反革命分子，讓他們具體執行刺殺活動。王文先是在天津物色人選，十數天也未能找到合適的人。於是他又來到北平，就在西單商場門前，巧遇了多年未見的表兄呂一民。在那一瞬間，王文眼前一亮，他想，這不正是最好的人選嗎！
三 呂一民其人
呂一民，原名呂鴻勛，1901年出生在河北省寶坻縣羊崗村（現已屬天津市）。家有祖遺磚瓦房18間，土地1400餘畝，分租給貧僱農耕種，每至秋收，各貧僱農都要將收入30——40%的糧食交到他家，少交或欠交的就要被剝奪次年種田的權利。他早年喪父，在地主婆母親的嬌生慣養下，極端貪婪自私，行為詭祟，人稱賊鬼油滑的“花花公子”。呂尚未讀完初中，就拋妻棄母到處遊蕩，一心追求升官發財的捷徑。
1925年5月，河南省有個大土匪頭子叫樊鍾秀，為了擴充勢力稱霸一方，打起武裝反帝的大旗，召集曾在保定軍校受過訓的幾個失意軍人做教官，在河南臨穎地方成立了一所“建國軍官學校”，招收青年800多人，進行軍事培訓。呂一民聞訊，攜巨資到該校報名。學校接受他的“贊助”後，呂一民當上了一名班長。善於投機鑽營的他又開始研究起學員的構成。研究結果是學員中有70%來自農村，大部分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有20%來自城市，文化程度較高，而且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關係。於是他決定把後者作為重點拉攏的對象。很快，他與這些人結成了一個派系集團，號稱“嵩山三十六友”。此計果然奏效，僅一年的時間，他就當上了偽第四集團軍第十八教導團上尉副官，此後，又升任偽第十九集團軍第五師參謀長、旅長。升官後的他，更加變本加厲地欺壓百姓。他假借籌措軍餉、改善軍事裝備等名目，向駐地樊城老百姓大肆敲詐勒索，橫徵暴斂。 1930年中原大戰時，呂一民又當上了某部上校軍需官，領到十幾萬銀元竄到天津日租界向日本軍火商訂購槍枝彈藥，從中撈得上萬元。中原大戰結束後，他又來到北平，在西城辟才胡同附近置下一棟房子，改名為李善齋，棄家鄉之妻於不顧，找了一個風流少婦與其同居，呂一民稱之為“雅齋夫人”（為“壓寨夫人”的諧音）。但不久，他又出於長官發財的驅使，四處活動起來，他從北平到南京，從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了蘇杭，輾轉找到一個與胡漢民有關係的人，引薦他加入了“新國民黨別動隊”任組長。後又返回平津，搞反蔣活動，寄希望於蔣介石下台後，元老派主持大政，論功行賞，賜他高官厚祿。豈料，蔣介石非但沒下台，反倒一天天壯大起來了！呂一民一時找不到長官之路，遂即消沉下去了。王文的出現又給他帶來了一線希望。
四 刺殺組成立
呂一民將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言談之中，呂一民了解了王文的身份，並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羅人馬，當即表示自己願為蔣委員長效力，願在王文手下聽從差遣。王文也表示回津後向站長請示，讓呂敬候佳音。呂一民唯恐失去這一良機，遂下決心又賠上了雅齋夫人。是夜，他不僅留宿了王文，還將雅齋夫人送上了他的床。呂一民又連夜寫了一份誓願書，並連同100張5元的中交票一起包進一條紅綢子手帕內。次日凌晨，又讓雅齋夫人將此包塞入王文的內衣口袋。 當天，王文即動身返津。到家後，服先將500元中交票存入銀行，然後又向陳恭澍匯報他北平之行的收穫，並對呂一民大加讚賞。陳恭澍展開誓願書，只見上寫：立誓願書人呂一民，現年32歲，北平市人，受訓於建國軍官學校，在孫文總理發展同盟會時，即已申請入黨，自屬早期的國民黨員，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只為效忠黨國。一向信仰“復興”宗旨的三民主義，對蔣委員長絕對忠誠，並無二意，如有交辦任務，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如有半點虛假，願受天遣！務請批准……陳恭澍看後連連點頭，並說此人如此忠誠黨國，實屬罕見，從速令此人來津一見。
憑多年鑽營的經驗，呂一民知道王文一定能將此事促成。於是，第二天，他就跑遍了北平城，花重金買了兩套英國進口西服料、一打巴黎香水、10筒老炮台高級香煙、一箱金獎白蘭地名酒。一收到天津的電報，他便火速來津。在西火車站下車後，他先到金剛橋下坡吉升客棧開了一個房間，安排好東西，乘車到王文家，馬不停蹄，又回店取了東西，托王文將見面禮送到陳恭澍家中，再由王文帶領，到軍統天津站報到。先見禮後見人，陳恭澍對呂一民又添了一分好感，所以二人見面時，氣氛十分熱烈。當陳恭澍宣布委任令後，呂一民突然屈膝跪倒，行了三跪九叩大禮，並再次表決心立誓言。就這樣，有奶便是娘的呂一民，由一個反蔣分子搖身一變，又成了蔣介石的走狗。
到津不久，呂一民就在日租界春日街（今和平區河南路）春榮里找到了一名叫楊華庭（又名楊毓珊）的暗娼，時間不長，其二人就打得火熱。與此同時，他又在河北李公祠西恆豐貨棧，找到比他小8歲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呂問友。在他的舉薦下，陳恭澍吸收他二人作為情報助手。在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壽里）弄到一所樓房作為據點，開展特務活動。至此，刺殺吉鴻昌小組成員已全部聚齊。陳恭澍負責指揮，呂一民、呂問友、楊華庭和王文執行偵察和具體刺殺實施。
五 被刺身傷 又遭逮捕
吉鴻昌潛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毗連處中心花園側面紅樓（今和平區花園路4號），並以此為聚會點。每至夜晚，吉鴻昌寓所三樓的燈光，常透過窗簾縫隙，人影隱約可見。呂一民等見到這種情形，即與法租界工部局相勾結，準備對吉採取行動。於是，呂一民等白天化裝成小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門口附近察看行人；夜晚便在四周往來巡視，伺機動手。吉鴻昌有所察覺後，便把聚會點轉移至法租界惠中飯店，以打牌做掩護，繼續開展革命活動。後因特務時常跟蹤，吉鴻昌復又搬到英租界牆子河外牛津別墅（今新華南路慶雲里），並將聚會點轉移到國民飯店。這一招果然奏效，有較長一段時間沒有特務的干擾。陳恭澍見失去了目標，不免將呂一民等叫來訓斥一番，並決定分頭跟蹤偵查。由呂一民負責偵察吉鴻昌，呂問友負責跟蹤吉鴻昌的好友任應岐。陳恭澍說：“跟住任應岐就一定能找到吉鴻昌。”一天，呂問友跟蹤任應岐至國民飯店，果然在二樓45號房發現了吉鴻昌。
45號房內，吉鴻昌正與任應岐、劉少南及李干三一邊打牌一邊談着工作。吉的座位靠近暖水汀，於是他脫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陳恭澍獲悉後非常高興，親自出馬來到國民飯店後門，躲在汽車裡指揮這次行動。首先由王文、二呂及楊華庭在45號對面也開了一個房間。然後，為弄清第一射擊目標吉鴻昌的位置，由楊弄來一個小皮球，在二樓樓道里佯作拍球遊戲，當飯店茶役走進45號送水時，她見縫插針，將球扔了進去，借找球為名，闖進室內，偵察了吉鴻昌等坐的位置。一切準備就緒，陳恭澍命二呂執行刺殺任務，王、楊把門接應。陳最後說：“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絕不能讓吉鴻昌跑了！”正在這時，屋裡的牌正好打滿四圈，搬莊換門。劉少南換到了吉鴻昌的位置，他也脫掉了棉衣，只穿一件小白褂。突然，房門大開，二呂衝進屋內，對準楊華庭報告的位置開槍便射，劉少南中彈當即死亡。跳彈傷及吉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開槍，吉急撲上去踢掉其手槍，二呂見勢不妙，衝出門外，與李、楊一起由西餐部倉皇逃走。法工部局巡捕聞聽槍聲，衝上樓來問道：“誰是吉鴻昌？”吉答：“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巡捕說：“請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說：“我被刺受傷，須到醫院治療。”巡捕打電話請示工部局許可後，將吉送進醫院稍加治療，後連同任應岐、李干三一同拘押於英工部局。時為1934年11月9日。
六 密解北平
吉夫人胡紅霞聞訊後，急速驅車到國民飯店，但吉鴻昌等早已不知去向。當了解到劉少南被打死，吉鴻昌臂部受傷被押往法工部局時。吉夫人立即回家，檢點出電報、會議記錄及文件刊物等，囑咐郭慶禧馬上焚毀，後又急忙趕往法工部局。郭慶禧正在焚毀文件時，忽有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長李漢元帶人前來，遍搜桌櫃抽屜，終將地下黨同志寄存的、未及焚毀的一些機密文件搜去。此後，吉夫人和任應岐的家屬試圖具狀保釋，天津地下黨組織和愛國知名人士也設法營救。吉夫人又專程赴泰山向馮玉祥求助，馮派劉治洲來津尋找出路，可為時已晚，吉鴻昌和任應岐已被秘密解往北平。
11月10日，國民黨北平軍分會軍統特派員鄭介民來津，與法租界當局秘密協商引渡吉、任。13日，孔祥熙、宋美齡由綏遠經北平至津，為引渡吉對法租界施加壓力，並以行賄手段買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審訊，後又被押往國民黨第51軍軍法處受審，並關押於曹家花園陸軍監獄（今河北區月緯路64號）。李干三被釋放。此後，中央軍委北平分會頭子何應欽唯恐夜長夢多，急電令天津當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鴻昌、任應岐及吉的連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裝軍警嚴密押往北平。在北平，何應欽主持組織了軍法會審，企圖從吉鴻昌口中獲得中共北方黨在地下活動的情報。吉鴻昌雖經酷刑拷問，但毫不屈服。
七 英勇就義
1934年12月24日，何應欽接到蔣介石的加急密電，上寫：“就地槍決。”何立即在吉、任卷宗上用硃筆批了“立槍決”三字，又批“由林少文陪綁”，交部下執行。當日，吉、任正進午餐，軍法官來到監房，宣讀了判決吉、任死刑的命令。吉聽後說：“知道了！”神情自若，繼續午餐。飯畢，吉鴻昌要了墨筆和紙。他先給黨寫了一封匯報信，報告了在天津被捕的經過，和為黨的光榮而堅貞不屈的決心；之後他又先後給妻子、兄弟們及家鄉好友各寫了一封遺書。第一封遺書的原件並未交給吉夫人，其餘三封都交給了吉夫人。寫給吉夫人的是：“紅霞吾妻鑒：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人終有死，我死，您也不必過（於）悲傷，因還有兒女，得你照應。家中余產不可分給別人，留作教養子、女、弟等用，我筆囑矣。小兒還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入學，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繼母已托二、三、四弟照應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鴻昌手啟。1934年12月24日11時鐘。寫給兄弟們的是：“國昌、永昌、加昌諸弟鑒：兄已死矣，家中事俱已分清，唯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囑託奉養繼母之責，吾弟宜竭力孝敬，不負父兄之託也。寫給家鄉好友的是：“欣農、仰心、遐福、慈情諸先生鑒：吾先父所辦學校校款，欣農、遐福均悉，並先父在日已交地方正紳辦理。所慮者，吾死後恐吾弟等不明白之處，還要強行分產，諸君證明已有其父遺囑，屬呂潭地方學校，為教育地方貧窮子弟而設，款項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之私產也，學校款，諸弟不必過問……
吉鴻昌寫罷遺書，神情鎮定自若，從容披上斗篷，昂首步入刑場。他從地上拾起一根木棍，在刑場的地上以威武不屈的英雄氣概寫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的不朽詩句。陪綁的林少文親見後暗中記下，並轉告了胡紅霞。在劊子手槍殺了任應岐後，吉鴻昌熟視良久，然後對監刑者說：“給我搬過椅子來，我為抗日而死，我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監刑者忙搬來椅子。吉鴻昌又說：“要在我前面開槍，我要親眼看着你們的子彈打在我的身上！”吉鴻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蔣介石、何應欽！”隨着一聲槍響，民族英雄吉鴻昌壯烈犧牲，時年39歲。夫人胡紅霞收其骸骨，厝於北平南斜街頭長壽寺。
吉鴻昌就義後15年，全國解放。1964年，河南省人民委員會決議，將吉鴻昌墓由扶溝遷葬鄭州黃崗寺烈士陵園。今烈士墓前，豐碑矗立，人民瞻仰，他的浩然正氣，永駐人間。吉鴻昌烈士的英雄事跡也被寫成書，編成小說、電影及話劇。烈士的光輝形象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八 可恥下場
行刺後，陳恭澍帶上呂一民等一夥特務，乘晚車返回北平，向軍統頭子鄭介民作了匯報。陳恭澍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通令嘉獎。陳恭澍當時唯恐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遂隱居於北平西單舍飯寺花園飯店暫避風聲。呂一民從此也受到軍統局局長戴笠的信賴，並於1935年被提升為軍統局直屬天津情報組組長。呂匪更加賣命，到處搜集反蔣情報，陷害革命志士，殘害無辜群眾，任意敲詐勒索，肆無忌憚地危害人民，破壞革命。
天津解放後，在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匿居津門的二呂匪拒不登記，隱瞞特務身份，繼續造謠惑眾，蠱惑人心。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經人民舉發，二呂匪終被我公安人員捕獲，解送天津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審理。審訊中，其二人對刺殺吉鴻昌將軍的事實供認不諱。1951年3 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十七條的規定，判處呂一民、呂問友死刑。其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費外，均予以沒收。
匪軍統特務王文，因刺殺有功，被國民黨政府提升為天津站站長，1939年又升為軍統局華北區區長；同年7月，特務組織被日本憲兵隊破壞，王文被日特打死。陳恭澍此次倖免一死，逃往重慶，升任軍統局第三處處長，後又升為軍統上海區區長，1941年被日偽特工隊逮捕，叛蔣投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