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刁民想害朕：從“維穩國家”看中共政治的深層心理結構
每天早晨，當人們走進地鐵站，把背包放上傳送帶，穿過金屬探測門的時候，很少有人會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麼一個社會，要如此嚴密地防範自己的人民？ 從地鐵安檢，到戒備森嚴的國家機關；從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到遍布城鄉的網格化管理；從層層加碼的維穩體系，到不斷收緊的意識形態控制；從新聞、出版、網絡、宗教、教育領域越來越嚴格的管制，到近來愈發嚴苛的出入境審查與限制——這一切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社會景觀之一： 一個高度戒備的國家。 而這一切背後，隱含着一個幾乎從未被公開說出的前提： 國家必須首先把所有人視為潛在的危險對象。 換句話說，整個社會治理體系，並不是建立在“信任公民”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防範公民”的基礎之上。 這不禁讓人想到一句流傳甚廣的話： 總有刁民想害朕。 這句話雖然帶有戲謔色彩，卻意外地精準揭示了中國政治的一種深層心理結構。 一、“防民”與“治民”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個著名命題：“治國安邦”。 但如果仔細觀察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傳統，就會發現，其核心問題從來不是如何保障個人權利，而是如何控制社會秩序。 因此，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的許多經典命題，都圍繞着同一個邏輯展開：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刑止刑； 外儒內法； 編戶齊民； 連坐保甲。
國家始終高高在上，而人民則始終是治理對象。 權力天然地把社會視為一種需要不斷馴化、管理和壓制的力量。 這種政治傳統延續了兩千多年，並深刻塑造了今天的政治文化。 二、“人民”與“群眾”：一種耐人尋味的區分中國政治話語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一方面，官方不斷強調： “人民當家作主”； 另一方面，又不斷強化各種防範措施。 這意味着，“人民”這個概念其實具有某種條件性。 當人們服從、支持和擁護權力的時候，他們被稱為“人民”； 而當人們質疑、反對、抗議或者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他們又可能迅速變成“別有用心的人”“境外勢力的代理人”“尋釁滋事者”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於是，國家與社會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奇怪的關係： 國家不斷宣稱自己代表人民，卻又不斷防範人民。 這是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感。 三、“偏執型國家人格”：專制權力的心理結構精神分析學家常常把一種人格特徵稱為“偏執型人格”。 它具有幾個典型特徵： 高度敏感； 強烈的不信任感； 習慣於從周圍環境中尋找敵意； 傾向於把批評解釋為攻擊； 傾向於把異議解釋為陰謀； 對失去控制抱有持續性的焦慮。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一種臨床意義上的人格概念直接套用於政治體制。 但作為一種隱喻，它卻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專制權力之所以不斷強化控制，並不一定是因為現實中的危險有多麼巨大，而是因為它無法承受任何超出自身控制範圍之外的東西。 它最恐懼的，不是敵人，而是不確定性。 它最無法接受的，不是反對，而是不可預測。 因此，權力必須不斷擴張。 它需要： 更多的數據； 更多的監控； 更多的許可； 更多的審批； 更多的備案； 更多的忠誠表態。
權力越大，恐懼越深；恐懼越深，控制越嚴；控制越嚴，社會越沉默。 而社會越沉默，權力就越無法知道真實的信息。 於是，它只能進一步擴大控制。 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法擺脫的惡性循環。 四、“維穩國家”的悖論：越穩定，越不安全按照官方敘述，維穩的目的是維護穩定。 但現實卻常常呈現出一種相反的結果。 因為穩定有兩種不同的來源。 一種來源於恐懼。 另一種來源於信任。 前者依靠的是監控、懲罰、威懾和服從； 後者依靠的是規則、契約、權利和共識。 依靠恐懼建立起來的穩定，表面上極其堅固，實際上卻極其脆弱。 因為所有人都在表演。 官員向上表演忠誠； 媒體表演樂觀； 知識分子表演沉默； 普通人表演服從。 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就會進入一種巨大的互相欺騙之中。 每個人都知道問題存在，但每個人都假裝問題不存在。 於是，權力越來越像一個被厚厚圍牆包圍起來的孤島。 它知道一切數據，卻越來越不了解真實的人。 五、問題不只是制度，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不信任並不僅僅存在於國家與社會之間。 它也會滲透到整個社會之中。 於是，人們開始： 害怕陌生人； 害怕表達真實想法； 害怕建立深層關係； 害怕承擔責任； 害怕相信別人； 害怕與公共事務發生聯繫。
最終，每個人都學會了自我審查、自我保護和自我隔離。 於是，一個巨大的原子化社會便形成了。 人與人之間失去了連接，社會失去了信任，而國家則成為唯一能夠組織一切的力量。 這或許才是維穩體制最深遠的影響。 六、“總有刁民想害朕”背後的孤獨很多人認為，專制者擁有巨大的權力，因此必然擁有巨大的安全感。 但事實恰恰相反。 權力越大，越容易陷入恐懼。 因為它知道自己掌握的一切，並不是建立在授權、契約與信任之上，而是建立在控制、威懾和服從之上。 它害怕失去控制。 它害怕真相浮出水面。 它害怕人們開始自由地聯合。 它甚至害怕人們開始彼此信任。 於是，它只能不斷修築新的圍牆。 但問題在於： 當一個國家開始把所有人都當作潛在的危險對象的時候，它最終失去的，不只是安全感，更是這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信任。 而一個失去了信任的社會，即便擁有再多攝像頭、再高的圍牆、再複雜的監控系統，也終究無法獲得真正的安全。 真正穩固的秩序，從來不是建立在恐懼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由、公義與信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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