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朝代都有眼光犀利且敢言的人物。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就是一位。《李銳口述往事》中有對幾位中共領袖的評論。毛澤東田家英和李銳談到的性格時用了一個手勢：手掌伸出來兩面一翻，意思是毛經常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你明明是跟他走的，可是他變了，就翻過來整你，他自己從不做檢討。李銳把給毛澤東寫的信同時抄了一份給李富春。毛在上海會議上說李銳怕鬼。李銳明白毛的意思是說，給他的信抄給別人，他就不好利用了。毛住在船山學社，老房子，板牆有縫，不隔音。他和楊開慧沒有結婚，就住在那裡。動靜太大，鄰舍攆他們走。後來毛一上井岡山就跟賀子珍在一起了。楊開慧帶着三個孩子，留在長沙，毛領着部隊兩次打長沙路過，都不把楊開慧和孩子接出來。何健把楊開慧抓起來，綁在人力車裡拉去殺頭，一路大喊：“我不要死啊！我不要死啊！”前些年湖南發現了楊開慧藏在房頂夾縫內的日記，楊的日記里寫毛連楊的堂妹都干，說毛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李銳覺得毛的性格是極其特殊的，極其敢做敢為，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像他自己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麼事情都敢幹，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都無所謂，任性到了極點。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裡，隨心所欲。而蔣介石是基督徒，信奉儒家道德，有所為，有所不為。所以蔣鬥不過毛。在廬山批彭德懷的時候，朱德發言，毛把穿着皮鞋的腳抬起來，說：“隔靴搔癢。”朱德當即滿面通紅，再沒有說話。朱德因為蘭花怕太陽，要搭個涼蓬。負責辦事的人把朱德的要求轉到毛那裡去了。毛批“中南海不是朱家花園。”反圍剿仗打得好，還有情報的功勞，項南的父親那時候在國民黨里，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軍事情報。紅軍當時也破譯了國軍的密碼。延安保衛戰，有熊向暉、陳忠經、崔建的功勞，他們三個人是胡宗南的部屬，熊向暉是最內層的機要秘書，對胡宗南的行動瞭如指掌。但是這些東西我們都不寫，似乎一切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李銳問黃克誠：毛在蘇區工作做得那麼好，仗也打得好，為什麼博古他們來了以後，一下子就能把他的權奪了，而沒有人站出來維護他呢？黃老說有兩條，一個是毛任人為親，他喜歡李韶九，那個傢伙很壞，打AB團，殺了不少人；再就是毛的脾氣太壞，很多人對他敬而遠之。所以他被奪權以後，沒有人出來為他打抱不平。毛權術是比較厲害的，一生最愛看的書就是《資治通鑑》，讀了很多遍。就是搞帝王之術。毛從骨子裡討厭知識分子。說到底，毛還是個農民，心胸極其狹隘，生活上保留了很多農民的習慣。在中南海他就不能坐馬桶，在中南海專修了一個蹲廁。鄧小平受李維漢談話的影響，1980年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長文，嚴厲批評了“一把手說了算”的制度，但是鄧自己不僅立即將此文置之高閣，很快提出新權威主義，並在江澤民接班時，宣告：“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1980年，華國鋒是一把手，鄧所以這樣說。鄧是典型的台上台下兩面人，西單民主牆是另一例。）三峽決策，從根本上來講，是國家制度的問題，是政治體制的問題，還是人治，就是一個人說了算的專制體制。因為鄧小平贊成，王震這樣的人幫腔，所以三峽一定要上馬，其他人說什麼都沒有用，絕對不允許有不同意見，特別是重大問題，聽不得不同意見。沒有“六四”，就沒有三峽，這是鄧小平留下的兩份遺產，欠下的兩筆債。張愛萍說，他跟鄧小平談過三峽，鄧說“你膽子太小。”鄧在“六四”開槍的問題上也是如此——“舉重若輕”。胡耀邦王鶴壽這個人很不地道，在生活會上揭發耀邦。耀邦跟我談過，他非常痛心。耀邦、王鶴壽和陶鑄三個人叫“桃園三結義”，在延安的時候，他們三個人都在王家坪。耀邦跟王鶴壽的關係就非常之好，大概跟王談了一些閒話，包括陳雲、鄧小平的一些事。耀邦最後的辭職信是他的秘書鄭必堅幫他起草的，鄭跟鮑彤沒法比。我問過耀邦：“你幹嗎要寫那樣一個辭職檢討？”他講了這麼一句話：“我要照顧這個家。”耀邦當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處理自己最後下台的這個問題上，沒有紫陽好。趙紫陽為了堅持真理，可以犧牲一切，準備坐牢，得到全家的支持。趙紫陽胡耀邦下台以後鄧力群有可能要當總書記，我通過鮑彤約紫陽談這件事，紫陽從下午三點跟我談到四點半，我談了此人四十多年一貫制——“左”，並給他看了當年在延安楊尚昆就他跟范元甄之間發生的事作的結論。他向我交了底：小平對此人總的看法是“左”，不論過去、現在。七月十日，我給紫陽和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以書面方式正式揭發鄧力群的問題。第二天鮑彤就將信交給趙紫陽，趙立即將信轉給鄧小平，鄧小平七月十四日批了三條：第一、撤銷鄧力群一切工作；第二、舊賬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補資格。那年十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鄧力群落選中央委員，就沒法進政治局了；換到中顧委再選，落選中顧委常委，僅當了中顧委委員。後來趙紫陽對宗鳳鳴講：李銳為黨立了一大功。共產黨總書記裡面有兩個人不檢討：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趙紫陽，紫陽為了維護真理，犧牲了自己的一切，一直被關到死，這樣的人在共產黨裡面恐怕再也找不到了。紫陽最後的處境，讓他的頭腦更容易清醒，我認為他徹底認識了共產黨的問題。共產黨領導人中傑出的人物，只有趙紫陽、胡耀邦這兩個。我認為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領導人裡面最好的兩個人。他們的頭腦最清醒，最能幹，是最能夠按人民意願做事的兩位總書記。黨內好不容易出了個胡耀邦，出了個趙紫陽，好不容易出來這麼兩個人，這對黨來說真得很不容易，對國家和人民是天大的好事。但是那些“元老”們先是把耀邦幹掉了，“六四”後又把紫陽幹掉了！李鵬一九八一年劉瀾波年齡到線，要退下來，提李鵬當電力部部長，當時所有的副部長們都反對，說他文革期間在北京電管局當革委會主任是欠了債的。但是瀾波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報上去，有鄧穎超關照，當然很快就批准了。我就對李鵬說：將來你就是總理了。他問我為什麼這麼說？我說你是烈士子弟，是目前政府部門中官當得最大的，又是總理的養子，黨的一貫用人路線決定了一定會是你。一九八三年我在中組部管“第三梯隊”，全國人大第六屆代表大會召開，政府換屆，李鵬是入閣人選（副總理）。大會召開前，他坐不住了，跑到我家來探聽消息。我說：你着什麼急嘛？你是部級幹部，烈士子弟，朝中有人，靜候就是了。江澤民1982年我到組織部後，中央決定我參加中共十二大人事籌備小組，周建南向我推薦了江澤民。我讓中組部青干局副局長李志民到電子工業部考察了一個禮拜，他回來告訴我：這個人可以。江澤民就是那次進了中央委員會，當了電子工業部部長。我本人不認識江澤民，但是因為相信周建南，又迷信交通大學，所以對他有好感。並不知道，江澤民進交通大學其實不是考取的。江澤民原來是汪精衛時代南京偽中央大學的學生。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把這個大學取消了，在校的學生就按照所學專業被分配到其他大學，江澤民作為電機系的學生轉進了上海交通大學。江澤民的家境比較好，從小彈鋼琴，二胡、小提琴他大概都會一點兒，他的生父在汪精衛那裡搞宣傳，還搞過電影，宣傳日本人好什麼的。解放後，他把生父的情況隱瞞了，五十年代，潘漢年的問題出來以後，江澤民有點緊張。後來，他只提他的養父江上青。江上青在新四軍工作過，是張愛萍的部下，被國民黨的衛兵殺掉的。江澤民就拉緊了跟張愛萍的關係，江上青的墓碑是張愛萍寫的。我當時在組織部是有發言權的。耀邦跟我閒聊，說現在上海市領導班子缺人。我說：江澤民是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是不是可以考慮？不久以後，江澤民就到上海當市長去了。周建南知道我推薦了江，可能告訴了他，所以江澤民上任之前，又到我家裡來了，向我求教：到上海去要注意點什麼？徵求我的意見。我那個時候腦子也沒多想，就說上海不僅經濟是半邊天，文化也是半邊天，還向他介紹了王元化。王元化那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是在此前配上海班子的時候，由我推薦上來的。後來王元化告訴我，江澤民對他很重視。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的時候。江澤民派了曾慶紅和陳至立，把《世界經濟導報》封掉了。四月廿九日早上，江澤民從上海給我打來電話，談了不下半個小時，向我訴苦，說上海有上百人口頭對他提出抗議，質問為什麼把《世界經濟導報》封掉？他受不了了，向我求救，說北京不能再給他施加壓力了。過了幾天，他沒有辦法，自己跑到北京找趙紫陽。那時候不容易見到紫陽，他是找了一個關係見到的。我知道紫陽批評了他，話講得很厲害，說：這個事情是你自己闖的禍，自己回去處理。所以，他把趙紫陽恨死了。紫陽去世前，病情比較嚴重，我給江澤民寫了一封信，說不能再軟禁了，這樣對紫陽是完全不對的。他根本不理。最近《炎黃春秋》登了田紀雲等人回憶趙紫陽的文章，江辦就通知，讓《炎黃春秋》換人，足見此人心胸的狹窄。江澤民當了總書記以後，就不認識我這個人了，碰了面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我也去了。遊行完了後，他走到兩邊跟大家見面，好幾個軍隊將領和他打招呼，他從我面前走過，看到我理都不理。這種嘴臉，黨內我見多了。江澤民到黨校“七一講話”，反對和平演變，要把個體戶搞得傾家蕩產。鄧小平反感得很厲害。他的“九二南巡”，就是想把江澤民換掉。但是其他三個老人（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都反對。陳雲講：江李體制不變。李先念也講了一句話。李先念住在上海時，江澤民對他們夫婦照顧得很好，所以對江澤民的印象就很好。薄一波講：事不過三，你幹掉了華國鋒、幹掉了胡耀邦、幹掉了趙紫陽，再干就不象話了。所以鄧小平就沒換成江澤民。黃麗滿在江澤民當電子工業部長時是辦公室副主任，對江澤民照顧得非常好。黃麗滿後來到了深圳，江澤民去深圳時就問：哎呀，小黃在哪裡啊？我要到她家裡去吃餃子。當地就把黃麗滿提上來當了副書記。江澤民下來後，在上海找汪道涵談：小平在上海有個別墅，我也蓋一個。汪道涵批評他，結果他還是蓋了，把周邊很多老百姓的房子拆掉，變成一個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