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觀察家報》負責“聚焦”（In Focus）與“重塑美國”（Restoring America）欄目的高級編輯彼得·拉芬（Peter Laffin）昨日(5月17日)在該報發文，揭露前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 不但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導致新冠疫情的研究，而且極力組織否定新冠病毒起源的“實驗室泄漏理論”，以掩蓋其責任： 新冠疫情是21世紀頭25年裡美國最具歷史意義的事件。其影響超過了“九一一”事件。其震撼程度超過了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或唐納德·J·川普（Donald J. Trump）當選總統。其破壞性超過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校園騷亂或1月6日國會大廈遭衝擊事件。新冠疫情改變了美國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校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影響之深遠，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被完全衡量與修復。 本周，在全國首次封鎖六年多之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理解：為什麼美國政府會以那樣的方式作出回應，以及為什麼如此多的應對措施最終變得具有破壞性、分裂性並且錯誤。 在周三的一場參議院委員會聽證會上，一位名叫詹姆斯·厄德曼三世（James Erdman III）的中央情報局老兵在宣誓後作證稱：一份2021年的內部情報評估——該評估認定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從武漢一家實驗室泄漏出來的——被拜登政府官員故意壓制，其中包括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 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實驗室泄漏理論”，當年曾被主流媒體和民主黨領導人否定並嘲笑，但後來卻成為對疫情起源的主流解釋。如今，包括聯邦調查局、能源部及其精英“Z”部門，以及中央情報局在內的多個政府機構都持這一觀點——中央情報局曾多年聲稱自己無法得出結論，但最終在2025年1月認定：實驗室泄漏比自然起源更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結論並非基於新的情報，而是基於拜登政府最後幾周下令進行的一次對現有信息的新審查。 根據厄德曼的說法，中央情報局分析人員最初在內部以五比一的比例支持“實驗室泄漏”結論。但在與福奇推薦的外部科學家磋商後，這一立場被收回。厄德曼指出，這些科學家與那篇如今臭名昭著的2020年《自然醫學》論文《SARS-CoV-2的近源起源》的作者名單高度一致。該論文聲稱，這種病毒並非實驗室構造產物。 直到多年後，人們才逐漸明白，《近源起源》實際上是由福奇以及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組織並推動完成的。作者們先向福奇和柯林斯提交了初稿，隨後兩人返回修改意見，建議對“實驗室泄漏理論”作出更強烈的否定。包括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博士在內的作者隨後據此修改論文，並提交給《自然醫學》。在論文發表兩個月後，福奇親自批准了一項給予安德森890萬美元的撥款申請。 福奇後來在新聞發布會上引用《近源起源》論文，卻沒有披露其中任何背景，從而給人一種印象：這是一份獨立證據，能夠支持他的行為。 福奇之所以需要維持這種印象，原因很簡單；而這也是為什麼“實驗室泄漏理論”從一開始就必須被掩埋：福奇本人資助了可能導致這場疫情的研究。作為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他監督向“生態健康聯盟”提供撥款——這個美國非營利組織隨後將美國納稅人的資金輸送給武漢病毒研究所，用於如今被認為製造出這種病毒的那類研究。 如果這一點屬實——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確實如此——那麼，福奇對“實驗室泄漏”的掩蓋，將成為美國領導人有史以來最具後果性的謊言之一。除了這會讓福奇本人陷入法律危險之外——他曾在國會宣誓作證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從未、現在也沒有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而這一說法後來被其所在機構的代理主管所否認——它還引發了一個更加黑暗的問題：以新冠疫情名義對美國人民所做的一切，有多少並不是為了保護公眾，而是為了保護那個可能幫助製造了這場疫情的人？ 根據厄德曼的說法，如果美國公眾當時知道這種病毒源自武漢的一家實驗室，而不是像福奇及其同僚堅持聲稱的那樣來自一個濕貨市場，那麼公共衛生政策“本來會非常不同”。 這一點幾乎肯定是真的。如果公眾知道，這種病毒很可能是從一家部分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實驗室中泄漏出來的，那麼他們將遠不會如此願意服從福奇的命令。撕裂社會結構並摧毀經濟的口罩強制令、疫苗強制令以及學校關閉政策，全都建立在福奇作為國家首席醫學專家的絕對權威之上——這是他苦心經營出來的地位，而這一地位在真相面前根本無法維持。 壓制持不同意見科學家並摧毀其職業生涯的審查制度，也不會存在。對於實際上受北京控制的世界衛生組織所表現出的順從，也不會存在。對於那個阻撓一切有意義調查、拒絕說明其知道什麼以及何時知道的中國政府所採取的合作姿態，也不會存在。 社會也不會遭受如此巨大謊言帶來的有害後果。謊言的本質，就是滋生更多謊言，並切斷陷入其中的人們之間的信任紐帶。新冠疫情不僅在物質層面上是災難性的，在精神層面上同樣如此。疫情最黑暗時期滋生的偏執與分裂——對未戴口罩者的懷疑、對未接種疫苗者的排斥，以及因此導致的友誼與家庭關係崩塌——並非自然形成的反應。它們是被塑造出來的，從上層一路向下滲透。 如果公眾早已知道“實驗室泄漏”的高度可能性，或者知道福奇與製造這種病毒的高風險研究之間存在聯繫，那麼他的權威將會崩塌。而那將改變一切。 福奇很可能永遠不會受到審判。現年85歲的他，在拜登最後時刻給予的總統赦免保護下，被起訴已經不再現實。但這不應阻止他以及其合作者面對他們理應承受的歷史清算。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願他們清楚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也知道我們同樣知道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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