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的信用體系中，政府誠信是維繫社會信任的基石。當“把來訪群眾當家人，來信當家書”“件件有回應，事事有着落”的承諾被反覆提及，公眾期待的是權力對責任的擔當、對民意的敬畏。然而，何大才的遭遇卻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基層政務誠信建設中的沉疴與痛點。

一、從勞資糾紛到權力侵害：一場持續25年的信任崩塌：

何大才的維權之路始於2001年的廣東佛山。作為注塑車間師傅，他因拒絕強制加班日工作16小時被廠方處罰，隨後的辭職又遭遇800元違約金剋扣。從勞動仲裁到三級法院審理，他的訴求始終未得到公正回應——仲裁僅支持172元工資返還，一審二審均駁回其他請求，甚至省高院也終結了再審程序。這場勞資糾紛的不公處理，成為他與權力體系信任裂痕的起點。

2008年，戶籍問題的出現讓矛盾升級。閬中市公安局出具的文件證實他曾“兩地無戶口”，而此後十餘次被不明身份人員從北京、鄭州強行帶回閬中，非法拘禁、暴力毆打、脅迫簽署協議等行為接踵而至。2014年，閬中市政府通過村委會脅迫他簽署兩份協議，卻未履行任何承諾；2022年，他在北京被暴力綁架至閬中，以“偏執精神障礙”為由被強制收治近四年；2025年，母親患病時，七里街道辦事處竟以出院為條件索要2萬元“贖金”。這些行為不僅是對公民人身權利的踐踏，更是對政府公信力的公然透支。

二、政務失信的三重病灶：冷漠、越權與程序空轉

何大才案暴露出的政務失信，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基層治理體系中多重病灶的集中爆發。

其一，是對群眾訴求的系統性冷漠。從2001年至今，他持續向各級部門反映問題，卻始終陷入“信訪轉辦—基層回復—問題擱置”的循環。閬中市委書記信箱的回覆僅重複勞資糾紛的處理流程，對後續的非法拘禁、敲詐勒索等核心問題避而不談；四川省公安廳的信訪終結文書被送至精神病院要求籤收，徹底切斷了他的正常維權通道。這種“裝聾作啞”式的回應，讓“千方百計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承諾淪為空談。

其二，是權力邊界的肆意突破。基層部門為壓制信訪，不惜動用公權力實施跨區域綁架、強制醫療等極端手段。七里街道辦事處委託司法鑑定機構出具的“偏執精神障礙”結論，既未讓當事人知曉鑑定程序，也未提供任何醫學依據；以辦理出院為由索要2萬元的行為，更是將公共服務異化為權力尋租的工具。這些越權行為，本質上是對法治原則的漠視，對“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公然違背。

其三，是監督機制的失效與程序空轉。儘管《信訪工作條例》明確要求“件件有回應，事事有着落”，但在何大才案中，上級轉辦的事項並未得到實質處理；司法鑑定程序存在明顯違規，順慶區司法局的核查僅確認了鑑定的存在，卻未對程序合法性作出結論；而對基層部門的違法行政行為，始終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這種“看得見的規則，看不見的執行”，讓制度約束淪為一紙空文。

三、重建政務誠信：以制度剛性兌現民生承諾

何大才的遭遇警示我們，政務誠信建設不能停留在口號層面，必須以制度剛性打通“最後一公里”。

首先，要建立政務失信的終身追責機制。對基層部門的違法行政行為，不僅要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還要倒查上級監管部門的失職行為。針對何大才案中存在的非法拘禁、敲詐勒索等行為，應啟動司法調查，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刑事責任；對信訪處理中的敷衍塞責、程序空轉問題，要納入幹部考核體系，讓“失信成本”真正轉化為“履職動力”。

其次，要完善群眾訴求的閉環處理機制。建立跨部門聯合督查制度，對信訪積案實行“一案一專班”，明確辦理時限和責任主體；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對信訪處理結果進行滿意度測評，將測評結果與部門績效考核直接掛鈎；同時，暢通司法救濟渠道，對涉及權力侵害的案件，實行異地管轄或指定管轄，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干擾。

最後，要以公開透明消解信任赤字。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將信訪事項的受理、辦理、督辦全過程向社會公開；建立政府守信踐諾檔案，對部門和幹部的守信失信情況進行動態記錄，並作為職務晉升、評優評先的重要依據；同時，加強對基層幹部的法治教育，讓“把來訪群眾當家人”的理念內化為自覺行動，而非應付上級的口號。

四、綜上：誠信是政府必須守住的生命線：

何大才的25年維權路，是一個公民與權力體系的信任博弈，也是對政務誠信建設的深刻拷問。當“件件有回應，事事有着落”的承諾被漠視，當“千方百計為群眾排憂解難”的宗旨被遺忘，政府與群眾之間的信任橋梁就會逐漸坍塌。

重建政務誠信，需要的不僅是制度的完善，更需要權力對權利的敬畏、對民意的回應。唯有讓每一個群眾的訴求都得到公正對待，讓每一次權力的行使都受到有效監督，才能真正兌現“把來訪群眾當家人，來信當家書”的承諾，讓政府誠信成為社會信用體系最堅實的壓艙石。

畢竟，政府的誠信，從來不應該是抽象的口號，而是體現在每一個具體的案件中，每一次對群眾訴求的回應里。

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