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引發的十三年冤案（1）（胡述安）

作為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了40年（1947-1987），又在美國生活了38年（1987-2025）的老人，我今天講講自己在人生中最寶貝的青年時代中的13年（1966-1979）遭遇到的厄運，看看當時的中國大陸的社會是如何地荒誕以及在那瘋狂的時代普通人表現出來的人性。我在這篇小文中肯定要提到各種人的名字。經過將近60年的時間，這些人都已星散四方、無法追蹤，有些人甚至於已經離開人世，所以逐個徵求所有人的同意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我只能遵守下列的原則：凡是用真名實姓的，都是我認為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也是我要表達感謝的人。他們表現岀來的對我的同情，我也是一直銘記在心的。而那些加害於我、而且（以今天流行標準來看）是非正義的人，就一律用英文字母代替。

1． 惹來橫禍的＂一字之差＂大字報

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號稱＂運動的重點是要整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還聲稱要整＂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我當時只是一個19歲的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卻在1966年6月停課搞文革的第二天被揪了出來，成為我當時讀書的學校一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最早被揪岀來的兩名＂反動學生＂之一，早於任何一個被揪岀來的系、校當權派。這個所謂的＂揪了出來＂，現在的年輕人大概不太容易理解。但在當時，中國的大人小孩，無人不懂，即把某人從普通人群中作為壞人突顯出來。我被揪岀來的直接原因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一個笑話，就是在一個字上出了毛病，也可稱之為＂一字之差＂。

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在電台播出之後，中科大象中國的絕大多數大、中、小學一樣，馬上就不上課了，師生都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6月3日全校師生去北大參觀學習、支持北大革命師生的革命行動（我至今也不知道這個行動是校黨委決定的還是自發的）。兩校距離大約30里，光步行來回就需六、七個小時。現在也不記得午飯、晚飯是怎麼解決的，大概是早歺時憑午歺券從科大學生食堂多領兩個饅頭外加兩個熟雞蛋當中歺而己。象現在這樣，在沿途的飯店解決，是絕不可能的。因為一則沿途肯定沒有那麼多、那麼大的飯店可以服務幾千人的大隊人馬。二則很多人（特別是學生）根本沒有足夠的錢與糧票。另外當時也肯定沒有什麼解決喝水問題的辦法，現今的極為普通的瓶裝水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這樣從北大返回學校，每個人肯定是又餓、又渴、又累、又困。

但是回到學校，並不能立刻回宿舍休息，因為每個人都要寫大字報表態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在當時是一種＂政治正確＂，好像沒有人敢於不管不顧，徑直回宿舍睡覺的。我也用舊報紙寫了一張大概有五、六十字的大字報，沒有任何內容，僅僅是幾句當時流行的口號而已。寫完之後，就打算貼出去。641同學吳鷗琦還勸了我一句：墨汁還沒有完全乾，你最好再等幾分鐘，等完全乾了再貼出去吧。我回答說，差不多快幹了，已經是晩上十一點多，困得受不了，要去睡覺。就沒有聽他的勸告，把這張沒有完全乾透的大字報貼到教學樓的一樓的門廳里，然後就回宿舍睡覺去了。

本來這種毫無內容的大字報是根本不會有人看的。再加上門廳空間狹小，而貼這種表態大字報的人又太多，大概不出一個鐘頭，就會被別人的大字報復蓋，如果真是這樣，那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但就是這麼巧，墨汁沒幹，流淌下來，污損了毛主席的＂席＂字。大概是運氣實在不好，短時間內就被一名物理系642的學生V發現，在旁邊貼了一張大字報，指我污損了＂席＂字是故意的，是別有用心。他這樣一搞，我的那張大字報就變成了反革命標語，也就成了我的罪證。（當時只知道這件事，並不知道是誰幹的這件事。文章第四節會講述我是怎麼知道642學生V是我的第一加害人的。）

那個時候的中國社會已經是一個完全瘋狂的社會。有些人要顯示自己的革命性、＂階級鬥爭覺悟高＂，或者抱有一些陰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瘋狂害人。而大多數人往往出於恐懼，也不敢對我這種已被揪出來的人表示同情。所以就形成了恐怖的＂一呼百應＂的局面。緊接着，我平時講過的很多話也被揭發出來，最主要的就是同情當時被批判的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欣賞當時被批判的反動電影如《早春二月》、《桃花扇》等等。這樣我就與力學系（5系）的江建銘一起成了科大文革初期（6月9日科大黨委書記劉達垮台前）遭到痛批的兩個反動學生。

現在回頭來看，那個＂一呼＂的人（物理系的學生V）當然是最值得痛恨的，而＂百應＂的人們的行為雖然也是不對，但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諒的。捫心自問，我們哪一個人（包括象我這樣的純粹的 ＂文革的受害者＂）又能逃脫當＂百應＂角色的命運呢？上層如劉鄧陶、中層如中科大黨委書記劉達、下層如從人群中因為種種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我們敢不隨大流喊＂打倒＂口號、敢不揭發批判嗎？所以我對數學系641的四十名同學基本上沒有惡感與怨恨，甚至於還有感激之情，因為他們在餘下的四年裡，對我或明或暗的保護、或明或暗的同情，讓我沒上大會批鬥、沒掛牌子、沒戴高帽、沒被遊街、沒坐噴氣式、沒進牛棚、沒進勞改場所、也沒有受到什麼處分、正常畢業。我的遭遇，在科大應該算是一個奇蹟。第二節中，我會具體詳述641同學在對待我的問題表現出來的人性。

對我來說，那個＂一呼＂的人，也即物理系的學生V，當時在科大也算小有名氣，當然除了我之外，他還害過其他人沒有，我沒有材料不能亂說。但我知道，他在工軍宣隊主持的畢業分配中的去向應該是好過全校幾乎所有的學生的（此人被分配到中科院的位於北京的某單位，後來又回到位於合肥的中科大，死亡之前大概是中科大的一位中層幹部），這可能是他為惡得到的獎賞。可是蒼天有眼，此人一輩子似乎順風順水，遺憾的是天不假年，不到70歲就一命嗚呼了。而根據身體狀況，我這個被他加害的人至少要比他多活20年，生活在美利堅自由的土地上還能週遊世界，作為美國公民還能參加美國的政治活動，還能對天下大事自由地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如在地下有知，可能也會死不瞑目吧。

可能有朋友要問，文革之後他是否有所懺誨呢？我猜想是完全沒有。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徐賁在評論陳小魯、宋彬彬道歉的一篇文章中說：＂在受害與加害關係中，誰會對 ‘害‘ 有更深刻、更長久的記憶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文革中的加害者們經常不是加害於一人，他們很可能根本不把自己的一些惡行看作加害行為，他們也很可能根本不在乎（或不知道）受害人到底痛苦到什麼程度。＂我猜想，物理系642的學生V就是這樣的一個＂加害人＂，他甚至於臨死之前都不會想起數學系有一個名叫胡述安的人因為他的行為而背了13年的黑鍋。更加可能的是，官方對他的蓋棺定論中還有＂優秀共產黨員＂的美譽，而他自己也感到死得＂功德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