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周初年的历史神迹

玄野

近代以来的史学界往往抱怨古典历史就像帝王将相的家谱，而看不到真正左右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与潮流。这是很真切的视角，主导历史走向的看似是某些英雄或者是人民的力量，实际上真正操纵历史走向的是人类背后社会规律这个上帝之手—诸如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人性的本质，独立生命的集合效应以及地理与气候状况等等。无论帝王将相还是人民大众，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下都如同滚滚长江中的几片叶子，随波逐流而已，勿奢谈自由意志和主导能力。

周朝初年的历史记载十分简略，基本就是帝王家谱，人物地点和数个字的事件之外其他信息并不多。史官往往把当时事件发生的模式视作人类与自然的永恒方式，所以着墨甚少。而后世去理解那段历史时又必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填补当时的历史细节，于是那些相对类似的情境可以模拟，那些已经天翻地覆变化了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经济与技术水平往往令后人难以理解古代历史的发生模式。这些隐秘的信息诸如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和水文地理状态等却是决定人类历史根本主导力量。所以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信息才能真正还原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近代以来的考古工作恰恰补足了这部分信息。结合中国今年来的考古成果，西周初年的发展脉络也逐渐清晰起来。

众所周知，朝代更替之处往往是军力耗尽和重建废墟的过程，牧野之战周武王以弱小兵力战胜商朝的强大军队，这已经堪称个奇迹了。而紧接着就是周公征讨三监，而且取得速胜，并且因此而实现了对北至燕京甚至辽西，南至江汉，东起胶州西逼犬戎的空前辽阔疆域。战前的商朝军力鼎盛，其统治不过是城邦式松散联盟。战后弱小的周人在战乱后不数年就奠定了全面封建控制的庞大疆域。这个变化的迅猛程度与反差之大令人匪夷所思，堪称奇迹。如果我们从英雄史观出发，需要赋予周朝帝王将相以超人能力才能合理解释历史。这显然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性的根本着眼，也就很容易发现历史的本相所在。

首先如果按常见的国家拓展疆域的逻辑，当时西周的军力要在几年内征服那么大的疆域完全是天方夜谭。即便是四百多年后的处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巅峰时期齐桓公在援助燕国挫败山戎的战争，依然有风沙迷谷而只能借老马识途而脱险的历史事件，可以想象朝代更替之际疲于废墟中重建的周公东征过程中的难度所在。更何况从洛阳出发到达燕国的距离是两倍于齐桓公的征讨路程，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周公东征的征讨距离十分有限，而战争对抗烈度也是相当之低。”周公南征而北国怨“的历史记载可能并非宣传手段，更像历史事实。而造成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状况的逻辑背景就是商朝后期神权主义在人祭人殉上的极端做法。九州之内所有欠发达地区的部族面对商朝掠夺壮年人口用以屠杀的做法既是巨大的恐惧与战栗，又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愤怒与仇恨。一天有人来告诉他们，商朝被推翻，不必再在恐惧中度日了。那里的人们会怎么想呢？有哪个会依然忠于商朝？会依然愿意承受自己家的顶梁柱去遭受那种凌迟炮烙的痛苦来换取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灵的护佑（准确地说，是“忽悠”）？民众的反应必然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东征过程中在灭掉洛邑附近的三监之外，可以在历史文献中确信的战争范围是东夷奄国（今山东曲阜）和薄姑。从征伐距离来看，当时的技术能力是可以实现的。而从商朝留给民众的痛苦来看，其战争的过程也大概率是摧枯拉朽，并非旗鼓相当的高烈度战争。

我们再来看大规模分封诸侯的时机，是在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就是在击败了东部曲阜和淄博附近的几个城邑之后发生的。而这一时机就是向九州之内的所有部族宣布商朝的神权主义彻底覆灭完全不可能回潮的时刻，四方部族就不必再恐惧商朝的残暴屠戮，从而可以安全接受周朝的政体方式。从当时军事能力的覆盖面来判断，如燕国楚国等相对边远地区的并入西周版图很可能并未发生什么战争，只是当地民众对商朝的弃绝和对西周的接受从而彻底告别人牲的命运。

当年周公东征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因为文化发展阶段和文字载体的限制，可参考的史料极其有限也极其简略。例如周公东征方鼎的铭文记载，整体只有三十字左右。这的确遗憾，但是透过后世的一些人文主义与神权主义的碰撞事件也能映照出周公当年的个中端倪。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西门豹治邺。战国时期，魏国邺地的三老巫祝及官员用河伯娶亲的说法搜刮钱财，同时残害当地百姓使得民众畏惧其淫威。西门豹过来后要求与他们一同观礼河伯娶亲。正要开始把选好的孩子们往河里拖时，西门豹要求跟河伯商量一下，就直接把大巫投入河中去请河伯。一个时辰后没回来，就再投三个弟子入河，后投三老入河请河伯。其他相关人员吓得全部跪地求饶，体如筛糠，叩头如捣蒜。事情很明显，那些当地显贵不傻，他们就那么笃信河伯娶亲的故事？如果真信，他们就不必害怕，信河伯的人去请河伯不是很荣耀的事情吗？其实核心问题还在于骄傲，贪婪和放纵，一起相信河伯娶亲，那就是高人一等的荣华富贵，还不用劳作。有这等好事，这些巫师为什么不信呢。完全不信也不可能，只是他们的信里面九成来自于人性之恶，一成来自于无知。

商朝后半段的人祭也是同理。商朝凭借文字和青铜技术等文明优势碾轧周边部落，其兴盛对于周边部落本是文明的辐射作用，但其人祭传统却导致周边部落凋敝甚至灭绝。一方面是边远地区的痛苦挣扎和人口减少，另一方面是商朝各都市的愈演愈烈的人祭人殉对人牲量的更迫切需求。于是商人就必须花费更多的财富、动用更大的军力去掠夺边远地区的人口。这就构成了一个以人祭人殉传统为核心的恶性循环。我们从整体上看商朝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状态，文字与技术赋予商人对周边部族以降维打击式的优势，而商人并没有像地中海那些文明那样获得俘虏与人口来为自己创造财富，而是用人类可以拥有的最昂贵的资源去绘制人类史上最虚无缥缈的图画。这是自断根基的做法。商人在文化与技术革新层面上是敏锐活跃而且充满智慧的，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相比似乎有着无法匹敌的朝气，也必然在与周边部族的竞争中处于高人一等的地位。所谓物极必反，在文化优势最终转化为种族的骄傲时，原来的智慧勤勉很快就转化成了无边的狂妄和无底的愚蠢。而这也正是世界历史上各强盛文明的衰落与崩溃共同原因。只是商人的兴盛与衰落最为极端，最令人瞠目结舌。与其说是周人的谨慎与勤勉成就了最长久的朝代，不如说是商人的骄傲与放纵将神州大地的文明交棒给了下一代的传承者，并且警示他们不要重蹈覆辙。而这个转变如此彻底也使得人文主义在三千年前就取代了神权主义而统治中国。

西周初年统治疆域成倍的迅速扩大并且控制力比前朝空前稳固，若以古今中外我们所熟知的征服模式理解将面临诸多无法自洽的难题。而一旦我们结合当时的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整个九州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人文结构，就可以在历史逻辑上达成畅通。周公的东征不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那样波澜壮阔，那样的令后人津津乐道，然而其作用的方式却如同解民于倒悬般的灵巧，起到的历史效果与人文影响也是极深沉悠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