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周初年的歷史神跡

玄野

近代以來的史學界往往抱怨古典歷史就像帝王將相的家譜，而看不到真正左右歷史發展的巨大動力與潮流。這是很真切的視角，主導歷史走向的看似是某些英雄或者是人民的力量，實際上真正操縱歷史走向的是人類背後社會規律這個上帝之手—諸如經濟結構，技術水平，人性的本質，獨立生命的集合效應以及地理與氣候狀況等等。無論帝王將相還是人民大眾，在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之下都如同滾滾長江中的幾片葉子，隨波逐流而已，勿奢談自由意志和主導能力。

周朝初年的歷史記載十分簡略，基本就是帝王家譜，人物地點和數個字的事件之外其他信息並不多。史官往往把當時事件發生的模式視作人類與自然的永恆方式，所以着墨甚少。而後世去理解那段歷史時又必須用自己的想象力來填補當時的歷史細節，於是那些相對類似的情境可以模擬，那些已經天翻地覆變化了的自然環境與人類經濟與技術水平往往令後人難以理解古代歷史的發生模式。這些隱秘的信息諸如經濟結構技術水平和水文地理狀態等卻是決定人類歷史根本主導力量。所以我們只有了解了這些信息才能真正還原古代歷史的真實面貌。近代以來的考古工作恰恰補足了這部分信息。結合中國今年來的考古成果，西周初年的發展脈絡也逐漸清晰起來。

眾所周知，朝代更替之處往往是軍力耗盡和重建廢墟的過程，牧野之戰周武王以弱小兵力戰勝商朝的強大軍隊，這已經堪稱個奇蹟了。而緊接着就是周公征討三監，而且取得速勝，並且因此而實現了對北至燕京甚至遼西，南至江漢，東起膠州西逼犬戎的空前遼闊疆域。戰前的商朝軍力鼎盛，其統治不過是城邦式鬆散聯盟。戰後弱小的周人在戰亂後不數年就奠定了全面封建控制的龐大疆域。這個變化的迅猛程度與反差之大令人匪夷所思，堪稱奇蹟。如果我們從英雄史觀出發，需要賦予周朝帝王將相以超人能力才能合理解釋歷史。這顯然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從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和人性的根本着眼，也就很容易發現歷史的本相所在。

首先如果按常見的國家拓展疆域的邏輯，當時西周的軍力要在幾年內征服那麼大的疆域完全是天方夜譚。即便是四百多年後的處於政治經濟與軍事巔峰時期齊桓公在援助燕國挫敗山戎的戰爭，依然有風沙迷谷而只能借老馬識途而脫險的歷史事件，可以想象朝代更替之際疲於廢墟中重建的周公東征過程中的難度所在。更何況從洛陽出發到達燕國的距離是兩倍於齊桓公的征討路程，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周公東征的征討距離十分有限，而戰爭對抗烈度也是相當之低。”周公南征而北國怨“的歷史記載可能並非宣傳手段，更像歷史事實。而造成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狀況的邏輯背景就是商朝後期神權主義在人祭人殉上的極端做法。九州之內所有欠發達地區的部族面對商朝掠奪壯年人口用以屠殺的做法既是巨大的恐懼與戰慄，又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憤怒與仇恨。一天有人來告訴他們，商朝被推翻，不必再在恐懼中度日了。那裡的人們會怎麼想呢？有哪個會依然忠於商朝？會依然願意承受自己家的頂梁柱去遭受那種凌遲炮烙的痛苦來換取那些虛無縹緲的神靈的護佑（準確地說，是“忽悠”）？民眾的反應必然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了。東征過程中在滅掉洛邑附近的三監之外，可以在歷史文獻中確信的戰爭範圍是東夷奄國（今山東曲阜）和薄姑。從征伐距離來看，當時的技術能力是可以實現的。而從商朝留給民眾的痛苦來看，其戰爭的過程也大概率是摧枯拉朽，並非旗鼓相當的高烈度戰爭。

我們再來看大規模分封諸侯的時機，是在周公東征勝利之後，就是在擊敗了東部曲阜和淄博附近的幾個城邑之後發生的。而這一時機就是向九州之內的所有部族宣布商朝的神權主義徹底覆滅完全不可能回潮的時刻，四方部族就不必再恐懼商朝的殘暴屠戮，從而可以安全接受周朝的政體方式。從當時軍事能力的覆蓋面來判斷，如燕國楚國等相對邊遠地區的併入西周版圖很可能並未發生什麼戰爭，只是當地民眾對商朝的棄絕和對西周的接受從而徹底告別人牲的命運。

當年周公東征是什麼樣的景象呢？因為文化發展階段和文字載體的限制，可參考的史料極其有限也極其簡略。例如周公東征方鼎的銘文記載，整體只有三十字左右。這的確遺憾，但是透過後世的一些人文主義與神權主義的碰撞事件也能映照出周公當年的箇中端倪。一個典型案例就是西門豹治鄴。戰國時期，魏國鄴地的三老巫祝及官員用河伯娶親的說法搜刮錢財，同時殘害當地百姓使得民眾畏懼其淫威。西門豹過來後要求與他們一同觀禮河伯娶親。正要開始把選好的孩子們往河裡拖時，西門豹要求跟河伯商量一下，就直接把大巫投入河中去請河伯。一個時辰後沒回來，就再投三個弟子入河，後投三老入河請河伯。其他相關人員嚇得全部跪地求饒，體如篩糠，叩頭如搗蒜。事情很明顯，那些當地顯貴不傻，他們就那麼篤信河伯娶親的故事？如果真信，他們就不必害怕，信河伯的人去請河伯不是很榮耀的事情嗎？其實核心問題還在於驕傲，貪婪和放縱，一起相信河伯娶親，那就是高人一等的榮華富貴，還不用勞作。有這等好事，這些巫師為什麼不信呢。完全不信也不可能，只是他們的信裡面九成來自於人性之惡，一成來自於無知。

商朝後半段的人祭也是同理。商朝憑藉文字和青銅技術等文明優勢碾軋周邊部落，其興盛對於周邊部落本是文明的輻射作用，但其人祭傳統卻導致周邊部落凋敝甚至滅絕。一方面是邊遠地區的痛苦掙扎和人口減少，另一方面是商朝各都市的愈演愈烈的人祭人殉對人牲量的更迫切需求。於是商人就必須花費更多的財富、動用更大的軍力去掠奪邊遠地區的人口。這就構成了一個以人祭人殉傳統為核心的惡性循環。我們從整體上看商朝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狀態，文字與技術賦予商人對周邊部族以降維打擊式的優勢，而商人並沒有像地中海那些文明那樣獲得俘虜與人口來為自己創造財富，而是用人類可以擁有的最昂貴的資源去繪製人類史上最虛無縹緲的圖畫。這是自斷根基的做法。商人在文化與技術革新層面上是敏銳活躍而且充滿智慧的，他們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相比似乎有着無法匹敵的朝氣，也必然在與周邊部族的競爭中處於高人一等的地位。所謂物極必反，在文化優勢最終轉化為種族的驕傲時，原來的智慧勤勉很快就轉化成了無邊的狂妄和無底的愚蠢。而這也正是世界歷史上各強盛文明的衰落與崩潰共同原因。只是商人的興盛與衰落最為極端，最令人瞠目結舌。與其說是周人的謹慎與勤勉成就了最長久的朝代，不如說是商人的驕傲與放縱將神州大地的文明交棒給了下一代的傳承者，並且警示他們不要重蹈覆轍。而這個轉變如此徹底也使得人文主義在三千年前就取代了神權主義而統治中國。

西周初年統治疆域成倍的迅速擴大並且控制力比前朝空前穩固，若以古今中外我們所熟知的征服模式理解將面臨諸多無法自洽的難題。而一旦我們結合當時的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整個九州地區的經濟結構和人文結構，就可以在歷史邏輯上達成暢通。周公的東征不像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那樣波瀾壯闊，那樣的令後人津津樂道，然而其作用的方式卻如同解民於倒懸般的靈巧，起到的歷史效果與人文影響也是極深沉悠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