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位列美國六敵國名錄

進入2026年，美國在對外政策上呈現出一種“依單循跡、逐個擊破”的強硬姿態：在委內瑞拉生擒了總統馬杜羅、對伊朗進行了全面的軍事打擊、對古巴的行動也進入了日常話題。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國家（政權）是2021年被美國政府標識為敵對國家的六個國家實體中的三個。

在美國政府的法律、行政命令、商務部、能源部、國防部等關鍵領域和部門的官方語言界定中，一直有必要明確識別被稱為“外國對立方”或“外國敵對勢力”（Foreign Adversaries）的國家實體。

川普於2019年5月15日 簽署第13873號行政命令（《確保信息與通信技術及服務供應鏈安全》），賦予商務部部長定義和識別“外國對立方”（Foreign Adversaries）的權力。

美國商務部在進行了長期評估後，於 2021年1月19日（川普政府執政的最後一天）發布了《聯邦規則匯編》，首次以明文法規的形式，將六個國家（政權）正式確立為“外國對立方”。

這六個國家和政權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俄羅斯聯邦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古巴共和國

委內瑞拉（特指馬杜羅政權）

名單確立後，並沒有隨着美國總統的輪替而作廢，反而得到了延續，並在近年被進一步放大和“武器化”。

2021年6月： 拜登簽署第14034號行政命令，繼續沿用並擴大了該名單的應用範圍，專門用於保護美國公民的敏感數據免受這些 “外國對立方” 的侵害。

換言之，雖然該名單誕生於川普政府末期，但拜登政府及後續的國會完全繼承並放大了這一框架。這表明，將上述六國（作為主要競爭對手的特定大國）視為結構性對手，已經成為美國政界超越黨派極化政治為數不多的“超級共識”之一。

這個“六敵國名單”的立法化，對美國自身以及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無獨有偶，去年（2025年9月3日）北京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的天安門大閱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外國元首和貴賓，精準地對應了美國的這份名單：俄羅斯的普京、朝鮮的金正恩、伊朗的新總統佩澤希齊揚、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委內瑞拉國會議長羅德里格斯。

看來華盛頓和北京在陣營劃分上有“共識”——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北京的閱兵台成了這些承受美方高壓國家的“集體取暖”和力量展示的舞台。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歷史的規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國主義一定滅亡，全世界人民一定勝利，一定勝利。” —— 文革流行歌曲（歌詞來源於主席發表於1970年5月20日的著名反美檄文，簡稱《520聲明》的文字內容）

在勝利的日子裡歡聚一堂

關於用詞問題需要說道說道

將 "Adversaries" 翻譯成“敵對”似乎有些用力過猛。是嗎？

一直以來，在外交和法律術語中，美國政府對關係的定義有着極其嚴格的層級劃分。

Competitor / Rival（競爭對手）： 屬於常態化的經濟或地緣博弈。例如，中美在某些科技領域的正常競爭，或者美歐之間的貿易摩擦。

Adversary（對立方 / 敵手）： 它的核心含義是站在對立面、具有結構性利益衝突的博弈者。在體育比賽中，對手、宿敵也叫 Adversary；在法庭上，控辯雙方被稱為 Adversarial parties（對抗性雙方）。它意味着 ：我們不是一路人，我們在進行零和博弈，但並不等同於說我們之間要發生肉體消滅或戰爭。

Enemy（敵人/敵方）： 這是最嚴重的詞。在法理上，這通常意味着處於戰爭狀態或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對象。例如，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偷襲珍珠港後的日本，或者冷戰高峰期的蘇聯（在特定話語體系中）。

因此，將 "Foreign Adversaries" 翻譯為“外國對立方”或“外國對手”，要遠比“敵對國家”準確和嚴謹得多。在法理上，它是“外國對立方”，意味着防範、隔離和博弈；但在政治宣傳的催化下，它被放大成了“敵對國家”。這種翻譯語言上的“升級” ，反映了當前地緣政治不斷升溫的情緒。

事實上，在對待委內瑞拉和伊朗上，美國已經跨越了“對立方”（Adversary）的界限，進入了最絕對的“敵對”（Hostile/Enemy）和戰爭狀態。美國對這兩國的打擊手段已經不是傳統的經濟制裁，而是動用了當代最高級別的軍事打擊手段。對外界而言，可能看文件中的用詞“Adversary”會覺得這個“對立方”是一個溫和的法律詞彙，但對於處於風暴中心的委內瑞拉和伊朗來說，美國的這種“分類”，就是肉體消滅和戰爭的入場券。所以，這麼看，”對立方“與”敵方“之間的確沒有嚴格界限。

在二戰宣戰前，美國怎樣稱呼德、意、日

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正式宣戰之前，儘管德、意、日的法西斯擴張已經讓美國極其震驚，但由於國內強大的孤立主義民意以及憲法的限制，羅斯福政府在官方外交辭令中表現得非常克制。

在宣戰前，美國政府和羅斯福總統在正式公文、演說中，對德國和日本最常用的稱呼並不是“敵人（Enemies）”，而是以下幾個具有特定法理和政治含意的詞彙：

侵略國（Aggressor Nations）—— 這是當時美國官方用來定性德、意、日最核心的詞。

1937年10月5日，面對日本全面侵華以及德國的擴張，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Quarantine Speech）。 他在演說中說：“世界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正在對其他十分之九的人口的安全和國際法治進行破壞。當一種傳染性的身體疾病開始蔓延時，社會會贊同並攜手對患者進行隔離（Quarantine），以保護共同體的健康。”在這篇演說及隨後的國務院聲明中，美方明確將德、日、意定義為“侵略者”（Aggressors）或“侵略國”（Aggressor Nations）。它表達的意思是：它們是國際秩序和規則的破壞者。

軸心國（The Axis Powers / Axis Nations）—— 在沒有正式參戰的1940年到1941年期間，這個詞開始頻繁出現在美國的政治動員和新聞頭條中。背景是，1936年墨索里尼率先提出羅馬至柏林這條 “軸線” ；到了1940年9月，德、意、日三方在柏林正式簽署《三國同盟條約》（Tripartite Pact），標誌着軍事同盟正式確立。羅斯福在1940年12月發表著名的《爐邊談話》——《民主國家的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時，就直接使用了這個詞。他警告美國民眾： “如果軸心國（Axis Powers）贏得了這場戰爭，整個美洲大陸都將生活在槍口的威脅下。” 在這裡，“軸心國”取代了具體的國名，成為一個代表威權和擴張的國家集團代名詞。

法外之徒 / 國際無法無天者（Lawless Nations / International Outlaws）——在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文書以及羅斯福用來引導國內民意的演講中，還經常使用這種帶有道德和法律譴責性質的詞。美方指責德、意、日的行徑是“世界性的無法無天”（World Lawlessness），把他們稱為 "Outlaws"（法外之徒），含意是這些國家已經自絕於國際法和文明社會之外。

對比歷史

現今美國《聯邦規則匯編》使用的“外國對立方”（Foreign Adversaries），是21世紀版的“侵略國”或“軸心國”名錄 —— 它是一個在和平時期把子彈上膛、在經濟上構築防線、但在軍事上避免直接徹底攤牌的法律緩衝詞。不難想象，只有當戰爭真正打響，這些詞背後的溫和面紗才會被徹底撕去。

換言之，在目前情況下，Adversary這個詞應該是最高等級的“敵對”概念詞了，因為Adverse表示利益相反的一方，也就是中文意義下的”你死我活“的對立關係。

在傳統政治學裡，Enemy（敵人）是最高等級，它的使用在現代國際法中受到了巨大的程序限制—— 它伴隨着正式的戰爭狀態或全面的軍事交火。這導致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在不宣戰的現代國際關係裡，Enemy 被冷凍了，而 Adversary 成為了事實上的最高定性。

美國政府將中、俄、伊、朝等六國定性為 Foreign Adversaries，實際上是在向外界釋放一個強烈信號：

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利益調和的空間， 我們的衝突不是政策層面的摩擦，而是戰略結構、生存空間、意識形態、國際秩序主導權的根本對立。

所以，在不爆發全面戰爭的前提下，Adversary 就是華盛頓在法律和戰略工具箱裡能夠祭出的、最具敵意和殺傷力的定性詞。

它也是在和平情況下對一個主權國家做出的最嚴重的“准戰爭定性”。

曾幾何時

短短的十幾年時間，中國風雨兼程一路走來怎麼成了六國之一？

現在，因為委內瑞拉已經換了天地，這麼一來，這個名單上剩下了五國。

俗話說，“高處不勝寒”。

但是，畢竟中國地大物博人氣旺，人們一時半會兒還感覺不到明顯的寒意。

主席早就告誡過：“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既然如此，何不再回到“大地”上來？

只是，一路走來，還認得歸途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