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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下面是关于这两件事情的陈述：

（一）人大常委签名事件

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在幕后运作这件事的，是以曹思源为首的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

八九年四月下旬以来，我们和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老百姓一样，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戒严以后，北京的局势已极为复杂，曹思源按照他一贯要让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的思路，建议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我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

在我的支持下,由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老审阅了《建议书》后，表示明确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五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老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李鹏对此进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法律责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员对签名没有提出异议。

未及六四开枪，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我的座车被明显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公司内部开始有人责怪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活动，并建议与之作某种切割。我在公司召开的大会上明确表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活动我知情，也赞同。我鼓励四通同人：我们的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

（二）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许，我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我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行动，赞扬他们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了贡献，也告诫他们：民主不是一天可以达成的。提醒他们凡事必须考虑到社会承受力。再在广场上僵持下去，会造成群众社会生活的不安定，也会成为军队镇压的理由。

我说，“同学们，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再坚持校园斗争。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我提醒他们：“你们应当知道，军队进城意味着什么？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广场上没有学生了，部队进城就没有理由了。”“当然，撤退，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要有策略，我建议他们要尊邓、打李、拥赵。对邓小平和杨尚昆，可以请他们光荣退修；对李鹏，可以要他下台；对赵紫阳关于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要拥护。

我建议把撤离广场的行动称为“凯旋在子夜”，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标的进军，不是灰溜溜的退却。我还直接找了王丹，告诉他情况的紧急和面临的风险。那是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王丹处在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听不进、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五月二十三日，四通公司的曹务奇根据我与学生对话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倡议书》，由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倡议书》要求“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道。《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理由得不到满足，如果要求不能实现，我们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主张撤退的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大多被罢免，左右广场的，永远是最激进的主张。

这两件事，留下了两份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一是《建议书》；二是《倡议书》。请有办法的网友，找出来贴到网上，以为佐证。

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
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我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我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员委托，也与赵紫阳或其秘书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习惯听命于人，我也不需要看人脸色，我也有能力独自作出决定。当时确有政府官员找我谈过话，也是我的学长。他对我的告诫是：“万啊，如果邓和赵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的准则，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我做事不听命于人，不等于不受外界影响。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的气氛、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市民阻挡坦克的勇气……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被感动的人，但我也不是一根木头。公司员工联名给我写信，呼吁我站出来。信的第一句就提到：我们初到公司，你就说要“先做人，后做事”。我能感到他们殷切的目光和期许。

当时有两位长者也影响了我。首先是李昌，他是一二、九运动时的民先队总队长，对学生运动，他和其他党官自然有不同的感受。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有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开枪，可以想见他的不安和焦虑。十位退休上将出来反对戒严，背后就有他的运作。他还找过李鹏，自然是话不投机。他也确实问过我，看看有什么人能和学生说上话。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这是我们的共识。为此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另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罗征启。当时他是深圳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他们正在开党代会，他领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达了关注，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层组织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在清算时被说成是官办动乱，老罗也因此被双开。

十七年了，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更没有必要说谎，因为我已经无所求。谢谢网上朋友对我的理解。我说过，曾有朋友设法安排我回去。一开始，他们希望我写一封信，对自己六四期间所做的事情表示一下“内疚”。我斟酌再三，这两个字仍说不出口，因为我对我所做的两件事，并不“内疚”。回去的事只好作罢。

对第一件事，我后来到美国，遇到一位华盛顿DC的大律师，他对此极为肯定。他说，当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你主张议会解决，邓小平主张坦克解决，历史将证明你是对的。看到国内外许多志士仁人，说了许多宪政民主的口号和主张。我说不出那么多道理，但我想，十七年前曹思源他们所做的，不就是在实实在在地推动宪政民主吗？在六四之前一年多时间里，曹思源一直在推动“破产法”、推动设立“人大旁听制度”、推动修宪、推动如何使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也因此同人大的衮衮诸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动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有这么多的阴谋和阳谋呢？

对第二件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努力过了，并没有成功。但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作了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在六四之前，我已经到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京经贸大学等许多院校作过演讲，同当时的大学生有过广泛的接触。我向他们报告四通的创业故事、鼓吹“学而优则商”，一般都得到非常热烈的响应。北师大校刊上报道过我的演讲和同学的对话，内容相当有可读性。所以在非常时期，我把学生领袖们请来对话，可以说也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需要什么“高人”来指点呢？

本来，凡事都应当“就事论事”，不应当纠缠什么幕前幕后。既然网上的朋友认为这方面的内情重要得很，我就再补说以上多余的话。

万润南——八九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