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7
（一）
被後人稱為最後一個托派的，除了陸夢衣，還有出版家周履鏘（1927-2025）。
周履鏘是托派中的小字輩，1947年才選擇加入托派。周的貢獻，主要是協助鄭超麟出版了鄭超麟（1901-1998）的回憶錄。最近看網上有《周履鏘文存》，其中有回憶鄭超麟的一篇文章《意因同志》，提到了一件事，很值得記錄：
鄭超麟與嚴靈峰（1904－1999）是福建老鄉，同為福州人，也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一個長期活躍於中央層面，一個深耕福建地方工作；都曾赴蘇聯留學，接受過共產國際體系的訓練；後來又都因認同托洛茨基主義而成為中國托派的重要成員。更巧的是，兩人都極為長壽：鄭超麟活到九十七歲，嚴靈峰活到九十五歲，幾乎見證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
然而，命運最終將他們引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鄭超麟始終追隨陳獨秀的思想遺產，即使歷經監禁、戰亂與政治風潮，也未曾放棄自己對托派理論的認同；嚴靈峰則逐漸離開革命反對派的世界，赴台後進入國民黨體系，後來參與台灣文化、教育與學術機構的建設。
表面上看，這是兩種政治歸宿；實際上，更像是兩種人生邏輯。
鄭超麟晚年仍在整理陳獨秀文稿，反覆校訂自己的回憶錄；嚴靈峰則先後參與台灣文化、教育及學術機構建設。鄭超麟試圖保存一段失敗革命的記憶；嚴靈峰則試圖參與一個新社會的文化建構。
一個人始終生活在思想傳統之中，一個人則不斷進入現實制度之中。
因此，兩人的差別未必只是政治立場的分歧，而更像是知識分子面對歷史洪流時的兩種選擇：一種堅持信念，即使成為時代的遺民；一種適應現實，即使因此改變立場。
到二十世紀末，當兩位老人先後離世時，他們都已成為各自時代最後的見證者。
鄭超麟晚年寓居上海，生活清苦，卻始終以一個失敗的革命者自居。而嚴靈峰則在台灣進入體制，成為知名學者和文化官員。
兩人都見證了自己所信奉事業的興衰。但鄭超麟始終認為，革命可以失敗，理想可以落空，組織甚至可以瓦解；唯獨不能接受的，是昔日反對的對象最終成為效忠的對象。對鄭超麟而言，信念未必能夠改變世界，卻決定了一個人最終成為什麼樣的人。也正因為如此，在托派早已退出歷史舞台之後，人們仍把鄭超麟、陸夢衣、周履鏘稱為最後的托派。不是因為從此世上再無托派，而是因為隨着他們離世，中國革命時代最後一代托派人物，也終於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不過，關於嚴靈峰與鄭超麟之間的關係，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或許更能說明鄭超麟晚年的精神世界。
(二)
關於嚴靈峰，尚有一條旁證值得注意。1997年1月18日，胡秋原在致鄭超麟的信中寫道：“先生長我十歲，先生一代之人所余無幾了，即弟一代之人亦寥寥可數。與先生一代之人此處尚有嚴靈峰兄健在，不知先生記得否。”
然而，在後來公開的《隔海書簡》中，並未見鄭超麟對此有所回應。
如果僅憑這一點，或許還可以解釋為年高健忘，或者無意多談；但結合周履鏘《意因同志》中所記鄭超麟拒絕回復嚴靈峰來信一事來看，則更可能是一種有意的沉默。
對鄭超麟而言，嚴靈峰並非不記得的人，而是不願提的人。周履鏘所記“決不與之為伍”，或許正是這種沉默的註腳。
至少在鄭超麟看來，一個人可以失敗，可以被歷史淘汰，甚至可以成為時代的遺民；但不能背棄自己曾經為之奮鬥的立場。
今天的人們回看二十世紀革命者的恩怨，往往容易以成敗論英雄。誰後來官做得大，誰學問做得好，誰的社會影響更大，似乎便意味着誰的人生更成功。
然而在鄭超麟看來，評價一個人的標準並不在於後來獲得了什麼，而在於最終成為什麼樣的人。
嚴靈峰晚年在台灣學術界和文化界享有聲譽，其現實成就遠非鄭超麟所能相比。但鄭超麟所在意的，從來不是這些。
站在鄭超麟的角度，嚴靈峰背離了自己曾經反對的對象；對他而言，真正無法釋懷的，並非嚴靈峰後來取得了怎樣的地位，而是他最終站到了自己當年所反對的陣營之中。
也正因為如此，面對嚴靈峰這個名字，他選擇的不是辯論，不是批評，而是沉默。
這種沉默並非遺忘，而是一種拒絕。
當鄭超麟於1998年離世時，中國托派事實上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在他身上，人們仍然能夠看到那個革命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品質：可以失敗，可以孤獨，可以被歷史淘汰，卻不能背棄自己曾經相信的東西。
然而歷史並不只屬於鄭超麟。
在嚴靈峰看來，改變立場未必意味着背棄，適應現實也未必意味着投降。對於經歷了二十世紀巨變的一代知識分子而言，堅持與轉向、理想與現實、記憶與建設，往往同樣艱難。
因此，當我們今天回望鄭超麟與嚴靈峰，也許重要的已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理解他們為何作出不同選擇。
他們從同一條河流出發，卻抵達了不同的大海。而那條河流，正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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