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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1895年—1983年，一说1894年出生），湖南邵阳人；1919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回国后主编《向导》和《新青年》；在中共四大、五大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捕入狱，1937年8月获释；1948年，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迁往香港；先后流亡越南与欧洲；1973年移居美国；1983年11月28日病逝。

与许多后来才逐渐认识现实的人不同，彭述之在1948年中共尚未建政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中国托派的命运。在《我的一生经历记述》中，他回忆道：

到了1948年12月毛泽东的军队已经攻打到长江的北岸，要进攻南京了，离上海很近，我们非常受威胁。毛泽东的中共是斯大林主义的党……斯大林主义的党特别仇视托派……我们一定被毁灭。毛泽东要是得到我，不会放监狱内而是要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作为一个礼物。……1948年12月，我们离开上海。在广州住了个短时期，当时广州组织还有几十个人，中共的军队向广州进攻，我们只好离开广州到香港。

这段话写于国共胜负已分之际。当时南京尚未陷落，北京尚未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发生。但彭述之已经开始部署组织转入地下，安排干部撤离上海、广州，转往香港。这并不是因为他能未卜先知。而是因为他看过苏联发生的一切。他知道托洛茨基派是怎样被消灭的。他知道老布尔什维克是怎样被清洗的。他知道在一个斯大林主义政权中，最先被消灭的往往不是右翼敌人，而是左翼竞争者。因此，当许多知识分子还在憧憬新中国的时候，彭述之已经在准备流亡。这是一种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直觉。

从二十年代加入共产党，到后来追随托洛茨基，再到流亡海外数十年，彭述之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捍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以第四国际成员自居，关心国际革命运动，写作、通信、讨论理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一生从未离开革命。世界变了，苏联解体了，中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彭述之仍然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政治宇宙之中。因此，如果说谁是中国最后一个职业托派，彭述之大概最有资格。

王凡西回忆录.jpg

王凡西则不同，年轻时的他同样狂热。他参加革命、身陷囹圄，又在时代转折关头踏上流亡之路，经历几乎不逊于彭述之。但晚年的王凡西越来越像一个历史观察者，而非革命鼓动家。尤其是在其回忆录《双山回忆录》中，读者能明显感受到一种与青年时代不同的气质。他仍然认同许多社会主义理想，但已经不再相信历史会按照某种理论预设前进。他开始更多地记录人、记录命运、记录时代。与其说是在写革命，不如说是在写革命中的人。这种转变非常重要。因为许多老革命家终其一生都在解释历史，而王凡西晚年更多是在理解历史。

王凡西（1907 - 2002），笔名双山，1925年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加入共产党，1927年到苏联东方大学留学。1928年参加了左派反对派。1929年回国，周恩来手下工作，不久因托派罪名被开除出党，旋即与陈独秀一起推动左派反对派的发展。1931年被国民党下狱，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出狱。1942年，中国托派分裂为两派：彭述之与刘家良领导的多数派，和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楼国华领导的少数派。1949年，他的最亲密同志郑超麟及一批同志决定留下来，王凡西则流亡香港，但不久又不见容于殖民地政府，只好再流亡澳门。他继续思考和写作。较大的著作有《双山回忆录》和《毛泽东思想论稿》。译作有《帝王术》、《诗与自传》、《文学与革命》。1975年3月，王凡西移居英国。他和各国人士交往，作思想交流。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跟他通信。2002年12月30日，他在英国利兹以95岁高龄去世。

彭述之像一个始终站在战壕里的老战士。即使战友死去、阵地失守、时代变迁，他仍然握着枪，研究下一次进攻路线。而王凡西则更像一个离开战场后回头看的人。他开始记录那些死去的人、失败的理想、破碎的命运，以及革命留给一代人的伤痕。彭述之到死都相信革命终将回来，因此他始终活在未来。王凡西则开始整理逝去的人与事，因此他越来越活在过去。彭述之关心的是革命如何继续；王凡西关心的是革命为何失败。前者试图改变历史，后者试图理解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彭述之是中国最后一个职业托派；而王凡西，则是中国托派最后的史家。革命最终没有成功，但革命者留下了两种遗产：彭述之留下的是信念，王凡西留下的是记忆。前者相信历史终将被重新塑造，后者则努力保存那些已经逝去的人与事。革命失败了，但关于革命的思考并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