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老街位于淡水河畔。缘坡而建的老屋鳞次栉比，皆高擎着硕大的招牌夹道林立。在这逼仄的街巷中，莫说计程车，便是运货板车亦难挪动分毫，唯藉着那熙熙攘攘的游人，方才尽显这老街未曾衰减的生机。然最妙之处在于，若你能于此喧嚣中寻得一条穿弄过巷的小径，侧身挤过那些在店外等候的人群，便会忽觉眼前豁然开朗，小径之尽头，竟径直衔接着开阔的河堤。那一瞬间，习习海风与天际的深邃蔚蓝扑面而来，顿教人褪去满身市井烟火，颇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畅快，只觉心旷惬意。

   淡水福佑宫就镶嵌在这熙攘的街坊里，那独有闽南特色的翘角屋檐，以及门首可见的精美石雕，却依旧难掩其被现代店铺淹没之局促，这是台北地区很古老的庙宇，参拜这尊淡水妈祖，亦是我们此番淡水行之首要目的。追溯清代乾嘉年间，闽南泉州、同安等地先民渡海来此辟荆拓垦，为求风波平息、海运平安，于嘉庆元年建成了这座福佑宫。此庙坐东朝西，面向淡水，后有山势依靠，风水极好。经路人指引，方知宫殿已大修多年。主殿与部分游廊皆被施工围布重重遮蔽，香客仅能由偏门迂回出入。据传主殿有一块光绪御匾“瞰海腾辉”，我试着窥探几处，终无所获也便作罢。妻请了香，正当我们身处“迷宫”不知所措之际，一位好心妇人热络地提醒道：“哎，人客啊，主殿在里底啦！先拜正殿齁。”于是我们紧步跟随着她的身影，穿插绕行至后殿。果不其然，这临时辟出的后殿里虽靠墙堆叠着不少纸箱杂物，红桌上的金身妈祖像依旧供奉得井然有序，不失庄严。拜毕出了后殿来到一个铜铸大元宝跟前，那妇人神秘授出“聚财秘咒”：“皮包打开啦，添个十块二十块当钱母，双手按呢，顺着元宝摸一圈，把财气拢进皮包底。有拜有保庇，包你会发财喔！”妻听罢，笑着从善如流，依言上前将钱包打开，在元宝上煞有介事地比划了一番。嬉笑间转身，那好心妇人已隐没于熙攘人群之中，这淡水老街之萍水相逢似“飞鸿踏雪”，轻点爪痕便无踪迹也。

   既来淡水，则必吃“阿给”。我们在老街的一个过巷转角，寻到了这家声名在外的网红老店，店外排队点餐者摩肩接踵，店内食客起落不息，伴随穿梭端盘的身影与鼎沸的叫号声，颇显喧嚣。老街被夏日骄阳煎烤出的市井热浪，与穿巷而来的习习海风，便在这小店的镬气与人声中奇妙交融。叫号入座，我们要了阿给与鱼丸汤。一方金黄的油炸豆腐被剖开，晶莹剔透的冬粉呼之欲出，切口处以白净的鱼肉泥封缄，大半浸润在酱汁中，鱼丸汤清淡，鱼鲜纯正，入口地道，难怪淡水自古得渔盐之利。至于这“阿给”，妻亦称是头回品尝，其浇淋的甜酱汁，远不似台湾传统卤味那般浓烈醇厚。但凡对日本日常饮食略有知悉者，品其味、闻其名，便会立刻联想到日本超市中司空见惯的油豆腐“あげ”，这种借词，已如中文里广为接受的“乌冬”、“寿司”一般自然。或许世人多以为“阿给”是日治时代的产物，但我边吃边思索，在那个战争导致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本地住民断无与日本移民同享物资之权利，故而当时日本的饮食文化，实难以在当地庶民中流传，由此推之，“阿给”这道冠以日语音译的淡水名物，其诞生历史其实并不久远。

   此次台湾之行，若论最令人回味的味觉记忆，当属几天前在花莲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品尝到的那盘“清炒过猫”。过猫乃当地特有的山野蕨类，枝干脆嫩如芦笋，尖端嫩芽卷曲呈“蜗牛状”。若非妻慧眼识珠，向手持菜单笑脸迎客的老板娘点了这道菜，我实难在那摆放着硕大蛤蜊、山野时蔬的琳琅摊位间，认出这把绿意盎然的野菜。过猫仅以姜丝、薄盐急火清炒上桌，一盘过猫翠色欲流，姜丝浅黄如碎金，几无汤汁，唯见菜叶表面薄薄一层油光，衬得那蜷曲嫩芽愈发玲珑，配上一杯啤酒，淡淡的山野清香便萦绕于唇齿之间，最妙之处在于其嫩芽，咀嚼时会渗出一种形似秋葵般的微黏滑润，这种天然的胶质感使其吞咽时极尽顺喉，毫无寻常山野粗蔬的涩滞与粗粝。相较于台北宁夏或士林之摩肩接踵，花莲夜市最大的妙处在于其闲逸。纵然东西南北灯火绵延不绝，但摊铺间却不至拥塞逼仄，摊位后方多一字排开铺陈着桌椅，游人逛得乏时，大可买些小炒冷饮落座。望着灯影下簇拥的人群，听着摊贩在锅碗瓢盆的忙活中热络招呼的形声交融，市井烟火与海滨夜风相得益彰，亦可谓一大乐事。

   花莲虽群山环抱，然农作并非其长。听计程车师傅言及，自太鲁阁划为国家公园保护区后，昔日繁荣的石料开采业便遭禁绝。加之此地半边濒海，沙质土壤本就不宜深耕。如今除了节假日尚有些游人足音，平日里之冷清实难吸引年轻人留乡创业。然而，或许正得益于这种城建改造之迟缓，妻竟还能在这片街巷中，依稀寻觅到她孩提时代居住过的旧屋踪迹。循着路牌向广东街信步走去，旧火车站的遗址尚在，如同一枚生锈钥匙，悄然开启了妻对儿时的记忆。“这里其实就是过去的花莲车站，当年这一大片全都是热闹的商店，现在什么都没了。”彼时正逢周末的上午，一场夜雨初歇，街巷间行人寥寥。拂面的凉风洗去了烈日下的浮躁，予人难得的闲情。转入广东街，记忆中搭着乌篷的市井摊贩早已拆迁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直通东面海滩的宽阔大路。据妻所述，此处曾是一条蜿蜒入海的水沟，那时生活清苦，保姆几乎每天都要顶着晨曦去海滩捡拾石头，以换取微薄收入，待年幼的妻睡醒，保姆的孩子便牵着她沿着水沟一路去海边寻人，字眼间的如数家珍，让听者似已闻到晨风中的咸性海味，以及童年的拖鞋踩在碎石路上啪嗒作响声，而那座曾经寄居的旧屋，就在径直入巷不远处的角落。

  妻静静凝立在街对面，仰首注视良久，方才一路上用言语拼凑的童年点滴，此刻尽数归于沉默。这沉默的深处，是一种向内的探寻，是试图在斑驳的墙皮间，寻回那盏足以照亮过往时光的微茫心灯。此时此刻，凝视着妻的背影，我不忍打断这份良久的寂静。凡人皆有各自的童年，不论日后是名扬天下抑或泯然众人，童年的底色大抵一致，皆如“道生一，一生二”之始那般不染尘埃，彼时心如明镜，一派天真，便是生命之初之平正，而后步入红尘，在岁月倾轧中摸爬滚打，难免沾染机心，历尽万千世事之险绝，然当生命之舟渐渐驶过万水千山，临近彼岸、繁华落尽之时，方知大道至简。恰如“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走过了一生的千般求索，最终的彻悟，不过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而已。故而“复归于婴儿”绝非心智与年岁的退化，而是“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的圆融境界。它是人性在历经红尘劫波之后，洗尽铅华呈素姿的淡定与质朴。这或许便是人在步入暮年、甚至耄耋之时方能彻底契入的开悟，无需何等拔苦求乐的虔诚信仰，亦无需多少惊世骇俗的际遇，当人走近岁月终点，卸下名缰利锁，重拾那份寄托于街角旧墙破屋间的本心时，开悟，也许只是水到渠成，早晚之事。忽而云隙中透过一线天光，恰好打在旧墙斑驳的苔痕上，妻的目光仿佛穿透了眼前的砖石墙垣，望见五十年前的某一刹那，曾经的窗格变成满目锈迹，而当年的邻里或已迁居或已渡他世。然而，并非所有人步入老年，还能捡到“童年的石块”，或无心念旧，或寻旧而了不可得，也许此时的广东街，未尝不是上苍独赐予妻的一线玄机。当她转过身，默默踏上归途时，我想她心底或已得到追寻的答案。

   由花莲市街至寿丰米栈，往返只能依赖包车。沿路鲜有汽车行驶，倒显得道路异常开阔。衔接群山的宽大河床横躺在桥下，一路延伸到另一头的海口。仔细观之，干枯的河床里正切出几股蜿蜒的清流，在杂乱无章的乱石垒块间流得崎岖而艰难。乱石犬牙交错，将原本温顺的溪水搅得纷乱，然这流水看似低回，却有着一股不与顽石硬顶的圆融，它们只是顺从绕过每一处坚硬的棱角，在羁绊与阻隔中借势蓄力，依旧倔强向着那沉默的大海奔流而去。

    司机师傅或以余光看透了我的凝视：“风台季大水来的时候，这里的溪水还是很猛的啦。”

    我问：“花莲没有水库吗？会不会缺淡水？”

    师傅笑道：“免啦！不用水库啦！我们这里山这么多，高山里兜住的泉水，足够花莲人用了啦。”

    “那么山里还有人住吗？”

    “那些山都快要一千公尺高咧！除了零星的登山小栈，哪有人住那么高？以前住在山上的原住民部落，现在差不多都搬迁下来了。”

    趁着司机师傅谈兴尚浓，我顺势问起花莲地名的由来：“沿途看了这么多招牌，花莲的“花”字，没用繁体的“華”，可见这个地名历史不算太长吧？”

    司机师傅仿佛被打开了话匣子，神色兴奋不已：“对啊！以前这里不叫花莲啦，用台语念叫做“洄澜”。就是说山上的溪水冲进大海，和大洋撞在一起、两边在原地打转打旋的那种样子。后来才改叫花莲的。”

    究竟何时改作“花莲”，司机师傅自然说不上来。而我之所以怀疑这地名不老，是因“花”与“華”本俗稳同源，《说文》中并无单独的“花”字，“華”字覆盖了植物开花的一切含义。大致要到南北朝时代，方才有了“花”这俗体字。我原先揣度，日治时代或许无法接受原本日语中不常用的汉字，而日语中“花莲”（Karen）的读音又多少接近“洄澜”（Huelan），再者，日本古典诗选《万叶集》中“花”字频现，其将“花”从“華”字中分离而专指植物的训读习惯，几乎与隋唐同步。于是，我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花莲”这一地名的出现，当是日治时期水到渠成的产物。

   然而，促使我深度考证并最终更改这一结论的，还是在结束旅行回家之后。在与妻一次闲谈中，我无意间得知台语中“花”念作 hue，而“華”念作 hua。这两字在现代汉语中发音相仿，然在台语口语里，“花”（hue）与“洄澜”的“洄”（hue）发音竟是完全一致，可见取名“花莲”，完全是为了在汉字里保留原味的闽南乡音。这又与日治时代以行政令强改地名的做法大相径庭，《马关条约》后，来台日本官吏确以行政令强行更改过诸多地名，如将“打狗”改为“高雄”、“蕃薯寮”改为“旗山”、“阿缑”改为“屏东”。带着这个疑问，我翻阅了有关花莲的地方志网页，当查阅到当年清代将领罗大春开辟苏澳新城道路的勒石纪功碑时，这段地名变迁的源流，方才真正水落石出。

    同治十三年（1874年），福建陆路提督黔中罗大春奉旨率军开辟台湾东部北路。大军完工后，罗大春在沿途勒石纪功，史称《罗大春开辟苏澳新城道路里程碑记》，此碑至今仍陈列于宜兰苏澳冷泉公园内。碑文赫然写道：“……自大清水至新城四十五里，自新城至花蓮港北岸五十里。以上自苏澳至花蓮港北岸计程二百里。”这无疑是有关花莲地名由来的铁证。它明确证明，至少在晚清官方开山抚番、建路拓边之时，便完全遵循了当地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直接用“花莲”二字对译并保留了“洄澜”的乡音。而日治时代不过沿用了清代旧名，与造字改名并无瓜葛。

    伏案起身，遥想在台湾度过的日日夜夜，一言一行皆已成昨日烟云。然而，对于“花莲”地名之思考，由一个不经意疑问之始，至穷原竟委，最终纠正己见，这一番智识的激荡，竟比旅行本身更令我动容。临川先生当年半途出游褒禅山，虽有未能极视听之娱的遗憾，却留下了“古人观于天地山川，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的千古名言。于我而言，此番格物穷理，亦是此次旅途赐予我最为珍视之所得。

    由此我忽然对“旅行”有一全新之释读，通常旅行，不过是脚步之移位与感官之承载，人们至地怀旧、体察民情，饱享眼福与口福，然而，随着岁月之侵蚀与记忆之衰退，那些曾经热烈的情感终将渐渐淡去，直至化为一片空白，此为一种喜悦渐趋平淡的自然宿命。然而，若能在旅途中唤醒一两分驻足之思辨，谋求一个穷尽底细之正解，这种“思想之行旅”便在感官之外，为生命开辟第二条路径。身体之欢愉如雪入水，终不可握，唯有思考留下的刻痕，能在记忆的荒原里立下一座不倒的界碑，它让红尘流转之平淡来得更慢，从而变成一种温热的清明，常伴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