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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現根除保皇黨目標的十五條建議》中我們提出了錯峰換屆的建議。即在同一年份的提名涉及不超過兩個機關，避免同一年份提名過度集中。

例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七人，未來建議擴充至八或九人人（詳見《習近平如下台依照法定順位和法律習慣決定的接班人》），在五年的任期中，就是每年通常只選兩位常委。

錯峰換屆相比集中換屆對於約束人事權的好處是很明顯的。因為保皇黨所採取的措施，往往具有突發性，瞬時性，是違反正當程序的違法行為。例如在2012年的時候保皇黨密集編造散步所謂319政變（詳見《319政變是明顯的謠言》319政變是明顯的謠言 ），成功動搖了十八大的既定人選。在2017年密集查辦團派、鄧派人馬，成功動搖了十九大的既定人選，並在2018年成功修憲刪除任期限制。（詳見《你所不知道的保皇黨-溫家寶》你所不知道的保皇黨-溫家寶 ）在2022年密集查辦團派人馬，同時利用疫情封控限制老幹部的出行自由，甚至採取了欺騙的方式，在黨代會搞兩份人選（原定人選疑有胡春華），成功動搖了二十大的既定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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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帝黨不可能像保皇黨做那麼多違規突發的手段，所以在這種政變中應對總是不佳。

在制度上明確錯峰換屆，每年只能在兩個機關實現換屆，則能徹底解決這種隱患。誰當年搞政變，就算短期成功了，第二年也會被徹底反撲。這確保了即使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這些最核心崗位也不會被保皇黨全部占據。而每五年集中換屆的隱患在於，要反撲還要等五年，這中間又有許多變數，被肅清無力反撲的可能性較大。

此外，同一套班子之間的政治鬥爭通常在三五年內就會形成一個基本穩定的態勢。而如果沒有錯峰換屆，這一態勢則很容易持續到任期結束。例如胡錦濤和溫家寶，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的權力格局在第二任期的時候實際上是被強化了。而錯峰換屆可以引入新人，換位置，對於改變權力格局，避免僵化，是非常有利的。還可以避免用人錯誤的風險。

錯峰換屆在80-90年代的時候其實就有實踐。例如李鵬在1988年－1998年期間是總理，在1998年-2003年期間是人大委員長。而這期間的總書記都是江澤民。在1998年-2003年的時候總理變成了朱鎔基。當時由於六四事件，所以意外造成了錯峰換屆這樣的格局。而這一格局對於約束後期已蛻化為保皇黨的江澤民幫助甚大，大大拖延了保皇黨的奪權進程。

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平衡和輪換，才是健康的政治。錯峰換屆的另一個好處則是可以大大縮短改革派和保守派輪換的時間。

在歐美的話語體系裡，左右本身是基於對公平分配的重視程度而界定的，是一個中性詞彙。而在不同國家，左右兩派的主張也有很大區別。在歐洲的右翼在美國基本是左翼。即使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左派國家，相對來說也可以劃分出偏右的和偏左的政治家。

在中國的話語體系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派國家。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即共同富裕，消滅剝削。中國共產黨相信通過社會主義可以實現共產主義，在國家整體風向上，始終是偏左的。社會在不斷發展，更加公平，拒絕開倒車。右派則長期被人詬病，所以一般用改革派和保守派來替代左派和右派（詳見《右派和保守派的區別》）。符合中國主流的定義是，主張、推行的政策使得社會更加公平的，就是左派，而更加不公平的，則是右派。所以從這一點來說，茅于軾針對極右翼的批評，也是左派主張。

這種話語體系對於反帝是有很大幫助的，因為保皇黨肯定是極右翼。在策略上，反帝黨中的改革派主張以更為積極的方式推動社會的正向變革，保守派則是漸進改良主義。保皇黨中的保守派則主張採用溫水煮青蛙的策略扎牢保皇黨的根基，以江澤民為代表（詳見《江澤民去世是2022年新冠管控解封的直接原因》），改革派則主張採用積極改革、明左實右的方式快速通向帝制，以溫家寶習近平為代表（詳見《你所不知道的保皇黨-溫家寶》）。

如果反帝黨占據了較大的優勢，改革派就是反帝黨，那麼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輪換時間就不那麼重要。而在中國這樣帝制歷史較為悠久，始終面臨較大保皇黨復辟風險的國家，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行左派國家敘事，同時縮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輪換時間，就十分重要。因為反帝黨更怕的其實是保皇黨中的改革派。由於中國過去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左派國家敘事，反帝的基本路線，已經初步形成了，所以保皇黨中的保守派要使用溫水煮青蛙的策略去扭轉這一路線是極其困難的，何況反帝黨始終是有一定力量的。要想扭轉這一路線，必然需要保皇黨中的改革派去徹底拆除這些障礙。

在傳統政治中，一屆政府形成後，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風向就基本定調了，之後只會不斷強化，而一屆政府短則四年，長則七年。同時由於法律上通常限制連任兩屆，所以事實上一個風向可以持續長達八到十年的時間。一旦其中混入了保皇黨，後果不堪設想。歷史反覆證明，極右翼執政八到十年，後面出現皇帝的概率非常高。例如江澤民這個保皇黨執政十年，就為出皇帝奠定了基礎。後來的保守派胡錦濤十年都沒能把一系列政策板過來，還被溫家寶進一步拆除了反帝的阻礙，之後習近平五年就稱帝了。並不是說在任內沒有出皇帝，就沒有對民主體製造成重大損害了，比如江澤民這種在任內沒有稱帝的，結果為後來的皇帝奠定了堅實基礎，就已經是重大損害了。這種情況需要總書記和國務院黨組書記都是改革派才能扭轉局勢。正如80年代的胡耀邦和趙紫陽。

即使是傳統的右派，長期執政，也很容易出現皇帝。這主要是因為右派對分配不公過於不在意，所以日積月累，社會的搶掠情況愈發泛濫，社會結構出現劇烈變化，就很容易出現皇帝。

尤其是隨着科技的飛速進步，社會變革的加速，目前極右翼的安全執政時間正在不斷縮短，可能還沒有八到十年。例如在過去的三年多時間裡，人工智能技術極大改變了人類社會，而在這樣的技術推廣的時候，是左派還是右派執政，其社會效果就會非常不一樣。針對這些情況，只能是採取各種措施大幅縮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輪換時間，從而降低反帝風險。例如美國就是將總統大選和議會中期選舉分開，每兩年對最高權力部門產生一些變動。而在中國，錯峰換屆就是非常好的可以大幅縮短輪換時間的方案。

例如第一年選了總書記和國務院黨組書記，是兩個改革派，第二年選了兩個常委，一個改革派一個保守派，第三年選了兩個常委，是保守派，第四年選了一個常委，是改革派，第五年選了兩個常委，是保守派。如此一來，可以實現每一兩年在政治風向都有一些變化。同時改革派稍微占優，在維持任期制和改革派保守派平衡的同時大幅縮短改革派和保守派輪換的時間，降低改革風險，亦符合中國共產黨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