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祠位於巴黎拉丁區聖熱納維耶夫山（Montagne Sainte-Geneviève）頂部，與索邦大學、盧森堡公園相鄰，是法國最重要的國家紀念建築之一。這裡安葬着法國歷史上的思想家、作家、科學家和民族英雄，因此常被稱為“法蘭西的榮譽殿堂”。

門楣上刻着一句著名的話：

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 “偉大的祖國，獻給偉大的人們。”

先賢祠原本是一座教堂,18世紀中葉，法國國王Louis XV身患重病。他向巴黎的守護聖人——聖女熱納維耶夫（Sainte-Geneviève）許願：如果康復，就建造一座宏偉的教堂來紀念她。國王痊癒後，於1755年開始興建，直到1790年才基本完成。然而，還沒有來得及正式作為教堂使用，法國大革命爆發了（1789），革命者決定不再把它作為天主教教堂，而改建成安葬國家偉人的紀念堂。於是，這座建築被命名為：Panthéon（萬神殿、先賢祠），名字源自希臘語：pan = 全部，theos = 神，原意是“眾神之殿”。法國人則賦予它新的含義：“民族偉人神殿”。

先賢祠真正值得看的是地下墓室（Crypt），這裡安葬着許多法國名人：伏爾泰 Voltaire，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雨果 Victor Hugo，左拉Émile Zola，居里夫婦Pierre Curie 和瑪麗·居里Marie Curie， 亞歷山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西蒙娜·韋伊 Simone Veil 。

如果說巴黎聖母院訴說的是“榮耀歸於上帝”；那麼巴黎先賢祠似乎企圖把榮耀從神那裡奪過來歸給人，它仿佛在宣告：“榮耀歸於偉大的人。” 這也正是法國啟蒙運動和現代共和國精神的縮影。而正是這種對神的背叛使法國走上墮落的不歸之路。

從葬在這裡的伏爾泰和盧梭身上可以看到這種命運歸宿的影子。

伏爾泰（1694-1778）是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作家、歷史學家，以其妙語和對基督教的批評，以及對奴隸制的批判而聞名，他倡導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嚴格的講，他並不是無神論者，也不是反對一切宗教的人；他終生相信有一位創造宇宙的神（自然神論）。但是，他對傳統基督教——尤其是羅馬天主教會、聖經啟示、神跡和教義體系——進行了猛烈攻擊，他尤其反對的是啟示宗教，特別是歷史上的基督教。

在許多著作中，他的矛頭指向聖經，基督教神學，神跡，教會傳統，耶穌基督的神性。

伏爾泰熟悉聖經。他閱讀過《創世記》、出埃及記》、福音書、保羅書信。但他的態度是：聖經不是神的話，而是古代猶太民族留下的歷史文獻。他經常諷刺諾亞方舟、巴蘭的驢、紅海分開、約書亞命令太陽停止運行、神跡醫治。在他看來，這些故事違反理性。因此他認為對聖經應像研究荷馬史詩一樣，被當作古代文學來研究，而不是神聖啟示。

伏爾泰其實十分尊敬耶穌，認為耶穌是一位偉大的道德教師；充滿愛心；提倡仁慈；但他拒絕耶穌的神性。他接受“歷史的耶穌”，卻拒絕“信仰的基督”。這一思路後來成為十九世紀自由派神學的重要方向，特別是十九世紀德國自由派神學，例如：David Friedrich Strauss，Julius Wellhausen，Rudolf Bultmann；伏爾泰的思想還影響了現代歷史批判學（歷史耶穌研究），和二十世紀世俗化運動，最終導致信仰衰落。

伏爾泰曾預言基督教會衰亡，曾誇口說一百年以後，基督教將不復存在。他認為隨着科學的發展，理性的興起，教育的普及，基督教會最終會像古希臘神話一樣退出歷史舞台。然而歷史的發展並沒有完全按照他的設想進行。

具有諷刺意味是，伏爾泰去世後，他的故居一度被用於印刷和發行聖經。

一個耐人尋味的矛盾是，他猛烈攻擊基督教，但他所推崇的人的尊嚴，寬容，博愛，憐憫，平等，其實又深深植根於基督教文明。

英國歷史學家Tom Holland在《Dominion》中提出一個頗有意思的觀點：連啟蒙運動反對基督教時所使用的道德語言，本身也是基督教長期塑造出來的。

盧梭（1712—1778）是啟蒙時代最獨特、最富爭議、影響也最深遠的思想家之一。如果說伏爾泰代表理性、文明和自由，那麼盧梭則代表自然、情感、平等和人民主權。

從浪漫主義、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現代教育學，到現代心理學和環境保護思想，都能看到盧梭留下的印記。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盧梭思想的核心：“人本來是自由而善良的，但社會使他墮落；人必須通過新的社會契約重新獲得真正的自由。”

他不相信文明一定帶來進步,科學一定使人幸福,理性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因此，他成為啟蒙運動內部最重要的批判者。

“人性本善”是盧梭最著名的思想。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提出自然狀態下的人是自由的,平等的,富有同情心的,沒有強烈競爭欲望。

盧梭認為,人有兩種基本感情：自愛和憐憫，因此人天生不是邪惡的。他認為是文明造成墮落。隨着私有財產，社會競爭，虛榮，權力的出現，人開始彼此比較。於是產生虛榮心、自我炫耀，由帶來嫉妒，壓迫，不平等，奴役。

《社會契約論》開篇名句：“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是政治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話之一。

主權屬於人民，不是國王，貴族，教會。 因此國家權力來自人民同意。這一思想後來成為法國大革命，美國民主，現代共和國的重要基礎。

公意（General Will）是盧梭最複雜、也最具爭議的思想。公意不是多數人的意見；也不是個人利益總和，而是共同善（common good）。真正自由的人，並不是隨心所欲，而是服從自己參與制定的法律。所以他說：服從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自由。

“強迫他自由” 這是盧梭最有爭議的一句話。當個人利益與公意衝突時，國家可以“迫使他自由。” 後來許多批評者認為，這句話為極權主義打開了大門。

《愛彌兒》是盧梭的教育思想的體現，被奉為現代教育學的經典。盧梭提出兒童不是縮小版成人；教育應順應自然成長；不要過早灌輸知識；重視經驗和實踐；培養獨立人格。他反對死記硬背，機械教育，權威壓制。 因此他被稱為“現代兒童教育之父”。

然而，盧梭的生平與他的思想之間存在着令人震驚的反差。甚至可以說，盧梭本人可能是西方思想史上“理論與生活最不一致”的思想家之一。

他與長期伴侶特蕾莎先後生了五個孩子。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五個孩子全部被送進巴黎棄嬰院，十八世紀法國棄嬰院死亡率極高，很多孩子根本活不到成年。

當1762年《愛彌兒》出版以後，人們立即提出尖銳的問題，一個連自己的孩子都不養的人，有什麼資格教全歐洲如何教育兒童？

當時的伏爾泰就毫不留情地諷刺：“教育家先生，先把自己的孩子找回來吧！”

盧梭對美國教育學家杜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教育史上常有這樣一句話：“沒有盧梭，就沒有杜威。”

杜威的進步教育運動，可以追溯到盧梭的《愛彌兒》。而杜威的教育理念扭曲了二十世紀的教育思想，給幾代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沿着盧梭的思路，杜威提出學校不應以教師和教材為中心，而應以兒童為中心，學校學什麼由孩子靠自己的興趣決定。

他認為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學校應該培養合作，尊重，溝通，參與。因此課堂本身應是民主社會的縮影。

但這種過度強調民主，過度強調學生興趣的做法消弱了教師和家長的權威和指導作用，使學生得不到系統性的知識培養和訓練，從而分析思考能力和數學能力大大下降。你讓一個5歲的孩子自己決定該學什麼，會有怎樣的結果？他們對打遊戲機感興趣，喜歡占有別人的東西，更要以強欺弱，你怎麼辦？

盧梭—杜威傳統最大的假設是：兒童天然是好的。因此教育的任務是讓自然成長。而聖經的人性觀認為：人具有尊嚴；但同時也是墮落的。所以：教育不僅需要發展，也需要紀律， 品格塑造，真理引導。

更致命的是杜威深受美國實用主義影響，否定絕對真理，他認為真理不是永恆存在、等待人去發現的東西；而是人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形成的、暫時有效的工具，什麼行的通，什麼就是暫時的真理。這就使教育失去了其終及目標, 既在永恆的真理中獲得生命的改變。

2005年美國雜誌《Human Events》評論19世紀和20世紀對人類最有害的書時，把杜威的教育學名著《民主與教育》排在了第五名：

1.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

2.  希特勒《我的奮鬥》

3.  大國的領袖語錄

4.  金賽《性學研究報告》

5.  杜威《民主與教育》

看看當今美國教育體系中的慘狀，便可知盧梭和杜威的危害有多大，儘管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他們。

伏爾泰，影響了二十世紀世俗化運動，導致信仰衰落；盧梭，影響了後來的的教育家，扭曲了二十世紀的教育思想，給幾代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這就是巴黎Pantheon里的“先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