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毛澤東在病重之際同華國鋒等人談話,說自己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同蔣介石鬥爭,把他趕到台灣;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段談話後來廣為流傳。毛澤東把軍事和政治鬥爭視為自己一生的兩項代表性事業,既有自我評價,也有交代身後政治遺產的意味。 如果從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角度看,這個概括並不那麼深刻。打敗國民黨、統一中國國、改朝換代固然是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但這在歷史上多次發生。中共統一的疆域還比不上清朝;“文化大革命”在毛看來,是他的偉業;但卻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無論是好是壞,“文革”的影響確實也非常之大。但若探究毛澤東究竟改變了什麼,僅僅停留在戰爭勝負和政治運動層面上,便會忽略更深層的制度變化。 在我看來,毛澤東所主導的,對中國影響最深的兩項政治變革,是“延安整風”和“土地革命”。前者重塑了中共及社會的思想權威,後者重塑了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係。二者共同奠定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政治秩序的基本骨架,也解釋了此後許多重大事件為何能夠發生。 
一、延安整風:建立起“君師合一”的新型帝王範式 延安整風始於1941年,通常以毛澤東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為開端,至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告一段落,前後持續約四年。它的公開目標,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糾正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 從中共所宣稱的來看,延安整風是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強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團結—批評—團結”。但從政治史的角度看,它還有另一層重要作用:就是把中共的歷史經驗、理論解釋和現實路線,逐漸集中到毛澤東所提供的解釋框架之中。 整風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討論。它通過學習文件、個人檢查、組織審查、批評與自我批評,把思想判斷同組織評價結合起來。一個幹部是否“正確”,不再只取決於他在某個問題上的具體意見,也取決於他是否接受整風所確立的歷史敘事和政治標準。思想統一因此不只是意見趨同,更成為組織服從的條件。 延安整風的結果,是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和思想權威同時上升。遵義會議已經使毛澤東在軍事和政治領導上取得重要地位,但延安整風進一步把他的經驗、論述和判斷提升為解釋中國革命的最終和電高標準。1945年中共“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標誌着這種變化的制度化和公開化。 這便是延安整風的深層意義:它使政治領導和思想領導越來越集中於同一個人。傳統中國有所謂“政統”和“道統”之分。皇帝掌握政權,卻不等於掌握思想權威;儒家經典和孔子構成了超越具體皇帝的思想資源。皇帝可以解釋經典、利用道統,卻很難完全取代道統本身。 延安整風則形成了一種不同的政治文化。毛澤東不僅是最高政治領導人,也是真理的最高解釋者。政治正確與思想正確相互確認,思想權威與組織權力彼此強化。等於實現了“君師合一”,政治領袖同時具有了最高政治裁決者和最高思想導師的功能;從而建立起新型的帝王範式。毛澤東不僅是“君”,還是“師”,不僅是“偉大領袖”,還是“偉大導師”;代替了傳統社會中孔子為“萬世師表”的位置。“延安整風”不僅是毛澤東的“稱帝”時刻,還是他的“稱聖”時刻。 毛澤東本人應該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偉大導師”稱號所具有的重要性,非常中意這個稱號。1970年,毛澤東會見斯諾時,非常認真地說,“‘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teacher(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教員”自然是“偉大導師”的委婉說法。 中共建政後,國家權力取代革命根據地的組織權力,毛澤東的思想地位從中共黨內進一步擴展到整個國家。1957年的反右運動,使公開質疑政治路線的空間大幅收縮;大躍進時期,個人意志和政治熱情壓倒了專業判斷與制度制衡;文化大革命則把個人權威推向極端,直接以導師和領袖的指示發動群眾、衝擊黨政機構和社會秩序。 因此,文化大革命並不是憑空出現的政治運動。其直接目的是打倒劉少奇,重新奪回黨政權力。“文革”在性質上頗似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教主號召信徒推翻了國王的權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權。毛澤東在“大躍進”後退居二線,可以看成是“教權”與“君權”的暫時分離。但“文革”之所以能夠以如此廣泛和劇烈的方式展開,離不開此前形成的思想權威結構。沒有延安整風所塑造的領袖形象、組織紀律和歷史敘事,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具有那樣強大的動員能力。 二、土地革命:國家權力進入鄉村社會 1950年6月,中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約3億無地少地農民獲得土地。從經濟角度看,土改廢除了少數地主擁有土地的所有制,使大量農民獲得了土地和生產資料,使“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標得以實現。 但土地改革的意義不止於重新分配土地。它還是一次由中共主導的鄉村政治權力重建。工作隊進入村莊,調查土地和財產,劃分階級成分,組織農民協會,建立基層政權,並通過訴苦、鬥爭和分配土地,把原本複雜的鄉村關係納入“地主—農民”的階級框架。 傳統鄉村並不是一個沒有權力的社會。縣以下存在地方士紳、宗族、鄉約、廟宇和各種熟人網絡。它們有時壓迫普通農民,有時也承擔調解糾紛、組織互助和維持秩序的功能。朝廷或國家權力對鄉村的管理,常常需要通過這些地方中介來實現。即所謂“皇權不下縣”。 土地革命運用馬列的階級鬥爭理論打破了這種舊的中介結構。土改沒收地主土地,處理族田和祠產,削弱族長、士紳和地方精英的經濟基礎與政治權威。國家通過農會、村政權、民兵和基層黨組織進入村莊,原來由血緣、地緣和地方身份維繫的關係,被階級身份和政治組織重新排列。 土改不僅改變了土地占有關係,也改變了鄉村政治格局。農民協會、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取代了原有地方精英所控制的基層組織,國家通過新的鄉村組織把政治號召力和行政職能延伸到村莊。土地改革實現了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的滲透;而後來的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又把在土地革命中分給農民的土地集體化了,把鄉村納入了更嚴密的國家控制體系。 因此,土地革命最重要的後果就是國家權力以現代組織和意識形態的方式深入鄉村基層。過去國家多依靠地方上的宗族權力治理鄉村;革命以後,國家開始改造地方社會本身,建立連接中央、地方和村莊的組織體系。 三、“延安整風”和“土地革命”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 延安整風和土地革命看似分屬思想領域與經濟領域,實際上具有相同的政治邏輯。 延安整風把中共內部多元的思想和歷史經驗,壓縮為一套以毛澤東為中心的解釋體系。土地革命把鄉村中多元的權力和社會組織,壓縮為一套以國家組織和階級政治為中心的基層體系。前者集中思想權威,後者集中基層權力。二者結合後,中國形成了不同於傳統帝國的新型中央集權結構,藉助列寧式政黨、群眾組織、宣傳系統、戶籍制度、計劃經濟和行政技術,得以把中央權力延伸到社會末端;比過去的皇權郡縣制度更為專制。“君師合一”和國家權力深入到基層構成了現代中國和傳統中國在制度和社會結構上最根本的兩個區別。 中國近現代革命演化為這一體制有其歷史背景。近代中國面臨列強壓力、國家分裂、地方割據和社會貧困。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有助於結束戰爭、推動工業化,並把鄉村人口納入國家建設。這一個過程是政治領袖、社會精英與大眾互動的結果,可以說是中國人民自己的選擇,是近現代一代代中國人的選擇促成的。當然,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其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起到了引領、推動與強化的作用。因之,毛澤東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打下了他自己的強烈烙印;成為這一歷史進程的代理人和完成者。可以說,毛澤東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最終結束了中國傳統的社會體制與結構,而建立起了一個新的社會體制與結構。這一體制,可以與分封制和郡縣制相併列,與前二者相比,中央集權更強大。 但歷史合理性不等於道德正當性,更不等於制度永遠正確。強大的組織能力如果缺乏權力制衡,就必然會轉化為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統一思想如果不允許公開糾錯,就必然把領袖判斷變成不可質疑的政治命令;國家深入基層如果沒有地方自治和權利保障,就必然變成對個人生活的全面支配。 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造成巨大災難,正是基於這一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發生的。在這種結構中,最高領袖的判斷可以迅速轉化為全黨、全國的行動;地方幹部為了政治安全傾向於報喜不報憂;普通人缺乏有效的申訴、退出和監督渠道。權力越集中,錯誤就越容易被放大,糾錯就越困難。 四、“改革開放”改變了政策,但全盤繼承了毛的兩項政治遺產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改變了許多毛澤東時代的具體政策。人民公社解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恢復了農戶經營,市場機制擴大,社會流動增加,個人生活空間也顯著擴展。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變化,已經遠遠超出毛澤東時代的制度範圍。 然而,延安整風和土地革命留下的兩種深層結構並未得到改變。第一,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仍然高度集中,政治體系強調統一領導和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黨首,都搞了一個以自己名字命名或與自己綁定的理論或思想。有鄧小平理論、江澤民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有“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雖然效果不如毛澤東思想在毛時代好,但通過學校教育、黨內外宣貫和輿論管控,成為了中國社會最高的思想標準。 第二,國家仍然擁有深入基層、組織社會和調配資源的強大能力。改革改變了國家治理的手段,卻沒有徹底取消國家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而且,藉助於更先進的監控、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手段,對社會的控制更全面,更深入和更精準。 “君師合一”和國家權力深入到基層可以說是毛澤東最重要的兩項政治遺產,至今仍被中共繼承下來了。在毛澤東逝世後的50年間,一直是中共統治最不可觸動的禁區。從這一點而言,現今的中國人仍然生活在毛時代,生活在毛澤東巨大的身影之下,被其籠罩。正如崔健所說,“只要天安門城樓上還掛着毛主席的畫像,咱們就是同一代人”。 但是,毛澤東的兩大政治遺產根本不能實現中國的自由平等、文明富強,只能基於中國領土的遼闊和人口的眾多而實現與建立一個強大的政權。這一強大的政權是建立在對人民的嚴密控制與殘酷剝奪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地區缺乏自治權與不公平的發展基礎上的。而中共建政後發生的許多人為災難,“反右”、“大躍進”與“文革”之所以能夠發生,都基於這一體制。所以,必須要拋棄。 而要拋棄毛澤東的兩大政治遺產,就必須對毛澤東做出正確的評價。必須在還願歷史真相的基礎上,用是否促進中國人民的自由與增進中國人民的福祉為歷史的判別標準,而不能以國家的獨立和強大作為評判標準,對毛澤東及中國近現代歷史做出重新的評價。 2026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