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6年9月11日），支聯會（香港人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案宣判。香港法院判處李卓人七年徒刑、鄒幸彤七年零三個月徒刑、何俊仁五年零兩個月徒刑。我多年前曾經寫過文章，評論革命者不會被監禁、酷刑、死亡嚇倒，前赴後繼下終將迎來民主的勝利。
我在此將文章再發布一次。
革命者是殺不完的
我記得知乎上有一個提問和回答。提問內容大致是：專制政府面對曼德拉、昂山素季這樣的民主鬥士，難道不會選擇在其嶄露頭角後、進一步成名之前殺掉，以避免其形成號召力、推翻他們的專制統治嗎？
有一個回答很好。他列舉了曼德拉年輕時的朋友、南非反抗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的許多傑出人物，包括佳士提斯、蓋爾·拉德貝，索布克維等，以及其他許多曼德拉人生中遇到的人物，這些人物曾是曼德拉的戰友和前輩，知識水平、勇氣、形象都比曼德拉好。
這些人在南非反專制反種族隔離抗爭中，知名度、影響力、對政權的威脅，都比曼德拉成名之前更大。如果他們活着，顯然比曼德拉更可能當上民主高峰期的運動領袖、民主化後的總統。
但是他們沒有，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民主運動最艱難的時期、抗爭的低潮期，相繼都死了。原因就是種族隔離政權發現他們有能力或潛力顛覆其統治，於是將其殺害或囚禁致死（即“羅本島的囚徒”，曼德拉也在此關押），避免其形成更大的影響、對其統治造成更大的威脅。
這些曾經比曼德拉更有能力和勇氣的民主人士，被殺死或者監禁後，曼德拉才從一眾相對不知名的民主鬥士中嶄露頭角，逐步成為新的民主領袖，並帶領黑人、聯合反種族隔離的開明白人，推翻了種族專制政權、實現了民主化。
專制政權顯然考慮到了有魅力、影響力、感召力的民主人士對他們的威脅，且果斷處決了他們（或變相處決、消除其影響力，如酷刑和終身監禁。如曼德拉第一任妻子溫妮就被殘忍虐待，留下終生身心創傷）。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革命者前赴後繼，將革命事業進行了下去。
這個回答很好的應答了提問。專制政權是殘暴的，對專制政權形成威脅的人，他們在分析風險後認為應該殺掉，當然會痛下殺手（或者通過其他方式摧毀其反抗能力）。但是，他們在殺掉那些已嶄露頭角的潛在威脅者後，新的反抗領袖又在成長，並接替前人的位置、履行烈士未竟的使命。
生命是脆弱的，但是人心是頑強的，不公不義下的抗爭是生生不息的。
不僅南非，中國的反滿反帝制民主革命，同樣如此。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是革命黨“拿大將當小卒用”，參與者都是不亞於黃興宋教仁的當世菁英。吳樾和彭家珍的生死如果與汪精衛調轉，以其才華、勇氣、身份，或許也是國民黨的領袖、共產黨的魁首，或者其他能在中國有一席之地的新勢力的領袖甚至開創者。但是他們都死了。
但他們的死並沒有讓革命停止，相反激勵了後繼者、推動了革命進程，也在中華歷史上樹立了新的豐碑。
不僅國民黨，共產黨在曾經的革命中，在還有熱忱的初心時，不也是如此嗎？“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
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人民對平等與自由的嚮往、對民主與正義的追求，是不會因為暴力和殺戮而消失的，可能一時沉寂，但地下的潛流會更加洶湧。思想的流傳、文字的散布，從廣播到耳語，悄然而博大的在知識分子中傳遞、在人民大眾中播種生根，這是任何屠殺和文字獄都不能禁絕的。
中華民族尤其漢族人民，絕不會被“昏迷”與“強暴”征服和麻醉，推翻專制統治、擊敗列強侵凌，建立獨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締造世界民主、進步、和平的大業，一定會實現。
王慶民
2023年1月17日
共和曆231年雪月鋅日
我找到了這篇很久之前看到的知乎帖子/回答
知乎問題：為什麼昂山素季、曼德拉沒有被槍殺？
知乎用戶“謝立瑋”的回答
謝邀。昂山素季不太了解，只說曼德拉。
“早知道”誰都會說，但在“想當初”時，掌權者並不知道誰會成為最後的“曼德拉”。而等他們知道時，往往已經來不及了。 合適的理由、人類文明的底線、民主體制，等等，這些都不是重點。如果掌權者知道殺了某個人就能穩固政權20年，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做的。只是在歷史的進程中，這樣的人往往並非先天就被確定的那個，甚至不是唯一的一個。 這樣的問題被提出，說明：即使我們沒有過分誇大曼德拉個人的作用，也至少忽略了很多其他人的作用。
作為參考，下面按時間順序介紹曼德拉一生中遇到的幾種人：
1940年：曼德拉22歲，因參與罷課被校方責令退學；回家後不滿攝政王（曼德拉父親曾做過參事，死前向其託付曼德拉）為他操辦的婚事而與佳士提斯（攝政王親兒子）一起出走到約翰內斯堡。這一路上的找關係、過關卡、偽裝、搭白人順風車，等等，都是風流倜儻的佳士提斯包辦的。如果問此時誰看上去更能做出一番大事，佳士提斯無疑。 1942年：曼德拉24歲，在約翰內斯堡的一間白人律師事務所當學徒。該事務所的一個黑人雇員蓋爾·拉德貝對曼德拉的影響頗大。蓋爾是一個精力旺盛的傢伙，而且對政治十分熱衷，他加入了當時南非唯一的多種族政黨：南非GCD。同時，他還是非國大和黑人礦工工會的活躍成員。
儘管他缺乏正規的高等教育，但他卻是曼德拉在政治領域的領路人。蓋爾常常在午餐休息期間發表即興演講，他能將曼德拉在歷史書上了解的故事以一種更加鮮活和立體的方式再現在曼德拉面前，讓他清晰地明白事情的前因後果。在蓋爾身上，曼德拉看見了只有在部落傳奇里才能領略的自由精神。蓋爾不僅介紹曼德拉加入了非國大，還為了曼德拉在該事務所有一份正式合同，自己辭職離開（白人律師事務所有黑人雇員已是奇蹟，更遑論同時僱傭兩名黑人了）。蓋爾鼓勵曼德拉繼續在法律上深造，說這對今後黑人的政治活動有很大幫助。此時，從思想到激情到遠見到胸懷， 蓋爾·拉德貝都更像一個純粹的自由鬥士。
1943年： 曼德拉25歲，曼德拉考入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他也遇到了很多在將來伴他一起經歷漫長解放鬥爭的戰友。第一個學期，他遇到了思維敏捷的喬·斯洛沃和他的女朋友佛斯特。喬品質高尚，佛斯特熱衷寫作。他們都來自猶太移民家庭。印度裔的伊斯麥爾•米爾則比較激進，他和曼德拉以及另一位印度裔學生辛格經常在米爾的公寓裡徹夜討論政治和社交問題。他們的觀念對思想尚不成熟的曼德拉也有很大的衝擊。 1959年：曼德拉41歲，阿扎利亞泛非洲主義者大會成立，索布克維當選為主席。相比堅持非暴力鬥爭的非國大，泛非洲主義者大會顯得更為激進。為了區別於他們的母體非國大，他們決定採取“即使被逮捕，也不保釋、不辯護”的強硬策略。1960年，在一場“反通行證”的抗議活動中，在約翰內斯堡南部的沙佩維爾，泛非洲主義者大會成員帶領數百名激進青年包圍了警察局。警察在沒有做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就向他們開槍了，人群四散而逃，卻還是造成了69人喪生，400多人受傷的慘劇。這就是震驚世界的沙佩維爾慘案。索布克維及其他泛非洲主義者大會領導被逮捕，被判入獄三年，後不經審判加刑6年，並死在了獄中。是的，對當局來說，他們認為當時激進的索布克維更有希望成為最後的”曼德拉“，他們也做出了”預防措施“。
我們看到，無論是家境優渥的黑人貴族，還是從底層開始抗爭的平民黑人鬥士，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自由知識分子，亦或是激進的青年政治家。他們從資源到決心，從能力到危險性，都大於中青年時期的曼德拉。這裡就更不用說非國大還有許多其他功勳卓著、影響力巨大的領導者了：西蘇魯（被稱為“約翰內斯堡最優秀的黑人”）、盧圖利（先於曼德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奧利弗（在境外經營非國大，訓練民族之矛武裝，遊說各國）……而等到曼德拉46歲以後，他已經被判了終身監禁，對外面的局勢沒有掌控能力，加上奧利弗等人在國際上宣傳、遊說，輿論對其有利，當局自然也就不想節外生枝，沒有暗下殺手。
囉嗦兩句題外話： 自由是一種神奇的結構，你打擊其中任意一個點，即使是最核心的一個，它都會以更堅固的形態來反擊你。因為自由的核心不是某個點，而是每個點之間由信仰和情誼維繫的鏈接。每損失一個點，這種鏈接都會更加強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