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易中天先生曾多次表达对“成功学”的反感。在这种观点背后，有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理由：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大量庸俗的成功学，它们把成功简单理解成发财、升官、出名，把人与人的关系理解成资源交换，把人生理解成一场权力和利益的竞争。更糟糕的是，有些所谓成功学甚至直接滑向权谋、钻营、拍马屁、投机取巧，乃至行贿受贿。

如果所谓“成功学”就是这些东西，那么当然没有什么值得提倡的。

但问题在于：成功学并不等于权谋学，也不等于钻营学，更不等于厚黑学。真正值得批评的，从来不是“成功学”本身，而是把成功学庸俗化为权谋、钻营与金钱崇拜；而一个成熟的社会，恰恰需要一种帮助普通人获得独立人格、改善人际关系、管理自己、承担责任并实现个人目标的“现代成功学”。

一个人学习如何设定目标，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培养自律，如何提高沟通能力，如何处理冲突，如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如何克服自己的性格缺陷，如何发现自己的优势，如何选择职业，如何经营自己的事业，如何承担失败，如何建立长期信用——这些难道也应该被称为“成功学骗局”吗？

如果把这些东西统统排除在外，那么易中天们实际上是在反对一个非常正常的现代社会知识领域：如何帮助一个普通人更有效地生活。

真正的现代成功学，并不是教人“怎么钻营”

现代意义上的成功学，首先应该解决的不是“怎样打败别人”，而是一个人怎样成为一个更加成熟、有效和具有独立性的成年人。它至少应该包括自我认识、目标管理、时间管理、情绪管理、沟通能力、社会交往、职业选择、学习能力、领导能力、财务意识、健康习惯以及长期规划。

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在家庭里没有接受过任何社会化训练，学校只教知识而不教人格与社会能力，进入社会以后又长期生活在一种高度等级化的环境中，那么他很容易形成另外一些习惯：害怕表达、害怕承担责任、遇到强者就服从、遇到弱者就发泄；不善于平等交往，却特别擅长揣摩上级的意图；不知道如何建立正常的合作关系，却知道如何寻找靠山。

这也是为什么，“成功学”这个词本身不应该被轻易抛弃。一个社会越现代化，越应该教会普通人怎样成功，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摸索。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成功”，而是：我们究竟把成功定义为什么，又用什么方式获得成功？

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之一，恰恰是缺乏真正的成功学

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观察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传统中国特别重视“修身”，却往往把人的最终价值放在家庭伦理、社会等级和政治秩序之中。一个人应该如何服从父亲，如何服从君主，如何成为一个“君子”，有大量规范；但是，一个普通人怎样建立自己的职业能力，怎样发展平等的人际关系，怎样处理个人边界，怎样管理自己的心理状态，怎样在一个开放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这些方面的系统知识却相对不足。

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个人发展文化。于是，很多个人悲剧，最终会被解释成“这个人的品格不好”，但我们却很少追问：这个人的品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从“人格—制度”互动的视角来看，无论是秦始皇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还是朱元璋由于创伤经验、恐惧和不安全感而废除丞相、强化皇权，亦或是崇祯皇帝在极端压力下由于缺乏稳定的制度性纠错机制而陷入“人人自保、信息失真、最高领导者越干预越孤立”的闭环，这些历史局限都表明：当一个人的性格缺陷或心理创伤被放进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制度里面，其危害会被无限放大。

秦始皇的问题，也可以从成功学视角重新观察

秦始皇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政治人物。

但如果我们只把秦制的问题解释成“秦始皇个人残暴”，事情就过于简单；如果反过来完全把责任推给制度，也同样不够。

制度与人格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

秦始皇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他对权力、安全和控制的高度重视有关。中央集权、严密控制、重刑主义和对思想的压制，最终形成了一个高度依赖最高统治者个人判断的政治结构。

这其中当然存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人的性格。

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拥有更加成熟的自我认知、风险意识、授权意识和组织管理能力，他会不会建立出不同的制度？

现代管理学会告诉我们，一个组织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所有重大决策都集中于一个人的判断。

现代企业之所以强调董事会、专业经理人、授权、内部控制、信息反馈和纠错机制，并不是因为现代人突然比古代人聪明，而是因为现代社会逐渐认识到：

人性本身就是组织治理的变量。

一个人的性格缺陷如果被放进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制度里面，其危害会被无限放大。

秦始皇如此，后世很多帝王同样如此。

朱元璋的偏执性格强化了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出身底层，经历极端复杂的战争环境，最终建立明朝。他对官员极度不信任，对贪腐高度敏感，对权力控制极其重视。

这些特点有其现实原因。

但是，问题也恰恰在这里：一个人的创伤经验、恐惧和不安全感，如果被带进国家制度，就可能从个人心理问题变成制度问题。

朱元璋通过废除丞相、强化皇权、严密监察等方式，将大量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这种制度设计并没有消除皇帝个人性格对国家的影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影响。

当一个普通人的偏执只能影响一个家庭的时候，它是一种家庭问题；当一个企业老板偏执，它可能成为企业问题；而当一个皇帝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时，他的性格缺陷就可能成为整个国家的制度性问题。

这其实也是现代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经验：

不要假设掌权者永远是好人、理性的人、宽容的人。

现代制度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即使掌权者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有明显性格缺陷的人，也不能让他的个人缺陷轻易摧毁整个社会。

因此，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限制人的缺陷所能够造成的损害。

崇祯皇帝则提供了另一个方向的案例

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又是另一种情况。

崇祯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关心国家事务的皇帝。他勤政、焦虑，也试图挽救明朝。

但是，一个人在极端压力下的决策能力，同样会受到性格、经验和制度环境的影响。

当一个领导者长期处于不安全感之中，不断怀疑身边的人，不断更换决策对象，不断寻找责任承担者，却又缺乏稳定的制度性纠错机制时，个人性格与制度缺陷就会相互强化。

最后，整个组织可能进入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

大家都害怕承担责任，于是所有人都开始自保；

所有人都自保，于是信息越来越失真；

信息越来越失真，最高领导者就越来越不信任下面的人；

最高领导者越不信任下面的人，就越倾向于亲自干预；

最高领导者干预越多，下面的人就越不敢承担责任。

最终形成一个闭环。

这其实并不只是古代政治的问题。

它也是现代组织管理中非常典型的失败机制。

专制制度不仅压制人的行为，也会塑造人的性格

这可能是整个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经常讨论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却容易忽略制度对于人的人格结构的长期影响。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成长，就会逐渐学会什么样的生存策略。

如果一个社会鼓励平等合作，那么一个孩子从小就会发现：与别人沟通、协商、说服别人、尊重边界，是有价值的。

如果一个社会高度依赖权力，那么孩子很早就会发现另外一套规则：

谁说了算？

谁有关系？

谁能惹？

谁不能惹？

怎么让领导高兴？

怎样避免承担责任？

怎样把责任推给别人？

于是，人际关系逐渐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变成“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在面对强者时表现得非常谦卑，在面对弱者时却非常粗暴，这种人格并不一定完全来自所谓“民族劣根性”。

它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社会环境训练出来的适应性人格。这种训练不仅规训普通人，也规训秦始皇、朱元璋、崇祯等统治阶级。

为什么有些人特别不会平等地与人相处？

在中国人中间，我们经常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

有些人非常会“看领导脸色”，却不会与普通人正常相处；

非常会讨好权力，却不会与同事合作；

非常懂得如何避免得罪上级，却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

非常善于服从，却不会领导；

非常害怕冲突，却又经常把情绪发泄给家人。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化结果。

因为在等级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

于是，人们获得了大量“向上社交”的经验，却缺少真正的平等社交能力。

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人格：

对强者奴性，对弱者暴躁；对权力谦卑，对平民刻薄。

这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是如此，更不能把这种现象简单归结为某种所谓“民族性”。

恰恰相反，它说明人格与制度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互动。

“巨婴国”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权谋泛滥，而是成年人为何难以成年

网络上曾流传过一段新浪网友寒草莫默的话：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百姓依赖官方就如同小孩子依赖家和家长一样，甚至是拒绝成长和成熟……”

这段话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它对某个民族的评价，而是它提出了一个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成年人，会习惯性地把国家、单位、领导甚至某个权威人物当成自己的父母？

如果一个人认为政府应该解决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那么他实际上就很难真正发展出独立公民意识。

因为独立意味着责任。

成年意味着：

我可以要求权利，但我也必须承担责任；

我可以批评别人，但也必须接受别人批评；

我可以要求公平，但也必须尊重别人的边界；

我可以寻求帮助，但不能把帮助当成义务；

我可以失败，但不能把自己的失败永远归罪于别人。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

而现代成功学，如果它是健康的，其实恰恰应该承担一部分这样的社会化功能。

它告诉一个人：

你的人生不是等待别人安排的，你需要主动做决定。

这与专制主义实际上是存在内在张力的。

真正危险的不是成功学，而是只有“权力成功学”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反对成功学，我认为真正应该反对的是一种非常狭窄的成功观：

成功就是发财；

成功就是当官；

成功就是踩着别人往上爬；

成功就是掌握权力；

成功就是让别人听自己的话。

这种成功观确实值得警惕。

但是，如果因此进一步得出“人不应该学习成功”“个人成长不值得研究”“成功学天然虚假”的结论，那么同样是一种过度反应。

一个现代社会恰恰需要大量关于个人成长的知识。

我们需要教孩子怎样成为成年人；

需要教年轻人怎样选择职业；

需要教普通人怎样与别人合作；

需要教人怎样管理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需要教人怎样面对失败；

需要教人怎样建立信用；

需要教人怎样表达不同意见；

需要教人怎样在冲突中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伤害别人；

更需要教人怎样摆脱恐惧、讨好、依赖和自我否定。

这些东西如果不被正规教育教授，人们就只能从家庭、社会和自己的失败中学习。

而家庭本身也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

一个父亲如果一辈子生活在高度压抑的组织环境中，他可能把自己的恐惧带回家庭；他的孩子又从父亲那里学习到服从、讨好、压抑和攻击；下一代再把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孩子。

于是，制度性的心理创伤就可能沿着家庭关系代际传递。

表面看，是一个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再往上一层看，是一代人的社会化出了问题。

再往上一层看，则可能是整个社会制度长期塑造人的结果。

瓦解专制主义，未必始于政治，也可以始于成功学

因此，真正的成功学如果在中国得到发展，它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帮助个人实现职业或生活目标，更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专制主义不仅仅是一套政治制度，它同时也是一种人格关系、一种社会关系和一种文化心理。专制主义需要权力高度集中，但也需要相应的依附型人格来配合。如果要打破“权力越集中，人越依赖权力”的恶性循环，仅仅改变制度设计还不够，必须改变人的能力结构和人格结构。

真正的成功学，会培养一种“不需要主人”的人格：

它教人认识自己、管理自己、建立信用、提高能力、平等交往。

它教人学会自律、承担责任、建立边界、克服人格缺陷。

它让人明白：老板不是父亲，政府不是父母，单位不是自己的家，国家也不是一个需要自己无条件服从的“大家长”。

当千千万万的人逐渐学会独立生活、独立思考、平等交往、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一个习惯于平等交往的人，很难长期接受极端的等级关系；一个习惯于自己承担责任的人，不容易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家长”。

结语：一个现代中国，需要现代科学技术，也需要现代的人

回到“易中天反对成功学”这个问题，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究竟希望中国人学习什么样的成功学。

如果成功学是教人拍马屁、钻营、行贿、操纵和投机，那么当然应该批判。但如果成功学是教人认识自己、管理自己、建立信用、提高能力、平等交往、承担责任、克服人格缺陷并实现合理人生目标，那么这种成功学不仅没有什么可耻之处，反而值得认真发展。

为得到“成功学救中国”这个主题，对易中天的成功学批判进行批判，我们主要分析了古代中国的两种情况：统治者的人格缺陷通常会导致专制主义的出现和强化；而国家的专制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塑造和强化国人的性格缺陷。

一个现代中国，需要的不只是现代化的机器、城市和企业，更需要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人，不是一个等待父母、领导、单位和政府替自己安排人生的人，而是一个能够自己做决定、能够与别人合作却不需要依附别人、尊重权威却不崇拜权威的现代公民。

当一个人开始学会成为自己的主人，他就不再那么需要一个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健康的成功学，是在帮助一个社会培养独立人格与公民能力。让中国人学会如何成功，最终意味着让更多中国人成为能够支撑现代社会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