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惡，

不是性壓抑的發作，而是被毛駕馭、利用的惡

陳家梁子先生的文章，把江青的暴烈、猜疑和歇斯底里歸因於性壓抑：毛澤東冷落她，她的欲望與自尊得不到滿足，被壓抑的“力必多”便化作文革中的瘋狂。這篇文章抓住了一個真實的情境，那就是江青建國後在私人生活中長期被邊緣化，與毛的關係更多是政治性的。但它的解釋方向，我不能同意。

我的看法是：江青的惡，不是性壓抑的發作，而是毛澤東以冷落控制她、並且利用她的惡。冷落不是病因，而是閥門；歇斯底里不是核心，而是閥門邊漏出來的一點氣。

還有一個必須先說清楚的問題：江青到底是不是毛的工具？我的回答是：論權力結構里的位置，她是毛的工具，用不用、用到什麼程度、事後由誰擔責，都由毛決定；論意志，她不是工具，她有自己的野心、私怨和名單，是主動而自願的執行者，是共謀。這兩句話並不矛盾，文章後面會展開。

性壓抑說為什麼解釋不了江青的惡

第一，時間順序對不上。江青在上海時期就以爭強好勝、好惹是非著稱，那時她與毛毫無關係，談不上“被冷落”。一種性格在誘因出現之前就已成型，誘因就只能是放大器，不可能是成因。需要說明的是，關於她早年的描述，不少出自她倒台之後的回憶與傳記，帶有事後色彩，所以這一條我不讓它單獨承重，而是與下面幾條合起來用。

第二，發作有方向。真正意義上的情緒失控，應當是不挑對象的：壓力到了，哪裡都可能崩。可是江青的暴怒有明確的指向，她對身邊工作人員、對政治對手、對下屬可以聲嘶力竭、無理取鬧，在毛面前卻謹小慎微，處處察言觀色。一個會看對象調整“失控”程度的人，她的失控里有很大的算計成分。能選擇向誰發火，說明火是可控的。

第三，她的惡，形態不是發作，而是行動。發作是一陣一陣的、無組織的；迫害卻是有名單、有專案、有程序、有目的的。文革中，她以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身份，參與並推動了對劉少奇、王光美等人的迫害；她也整肅了不少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界的舊識，王瑩、鄭君里、趙丹等人在文革中被關押，王瑩、鄭君里死於關押期間。不少研究者認為，這裡面有清除她早年經歷的見證者的動機。這樣的行為需要記憶、算計和長期的耐心，而不是內分泌。

第四，原因與後果不成比例。性壓抑是一個檔次太低的原因。它最多能解釋一個人在私人生活里的怨氣和壞脾氣，卻承擔不起名單、專案、批鬥會和監獄所代表的那一整套罪惡。把這麼重的後果掛在這麼輕的原因上，在因果上不成比例，在敘事上更是替罪惡留了一條退路：一個追求進步的文藝青年，因為婚姻不幸、情感不遂，一步步“淪落”為歇斯底里，讀者讀完，不覺得憤怒，反倒覺得可憐。這正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順帶一提，用情慾和婚姻來解釋女性政治人物，是一個很古老的寫法，呂后、武則天、慈禧都被這樣寫過。它看上去有“人性深度”，實際上是用私人情緒取代了對權力與責任的追問。

私域冷落，公域使用

陳文把毛對江青的冷落，當成婚姻里的私人事件。我認為它應當被當成一種用人之術來讀。

先看安置。流傳的說法是，當年黨內對這樁婚事有條件，要她不要過問政治。建國後，她長期沒有正式職位，主要是照料毛的生活、接待外賓、參與一些文化事務。她有名分而無實權，有“毛夫人”的頭銜而無毛本人的親近。

但她並不是一直被晾在一邊。六十年代初，毛在文藝領域主動依靠她：她抓京劇改革，經營樣板戲，1966年初又出面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議紀要經毛親自修改；毛在1966年7月寫給她的信里，也談了他對形勢和人事的看法，可見毛並非只把她當作家裡人。所以更準確的概括是：私域冷落，公域使用。私人生活里不給她親近，政治上需要時就啟用她。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她成為第一副組長，名義上不是組長，實際上可以在許多場合代表毛的意志。她的一切權力和體面，都只來自毛一個人，可以給，也可以收。

一個被這樣安置的人，會發生什麼？她不會因此安靜下來。她會時刻等待被啟用，渴望證明自己的價值，並且為了得到啟用，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冷落製造的不只是壓抑，更是一種對權力與承認的飢餓。而飢餓的人，最聽話，也最好使。

關於意圖，需要說得嚴謹一點。冷落最初未必出於設計：毛與江青的疏遠，可能有私人感情、她的健康、早年黨內的限制等多種原因，不必證明毛一開始就在布一個局。我要說的是另一件事：無論起因如何，毛清楚這種冷落帶來的依附，維持了它，在需要時啟用她，在她越界時警告她。意圖不在冷落的起點，而在使用的全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稱之為“駕馭”，我認為並不過分。

毛要的，恰恰是她的惡

如果江青只是一個因為冷落而神經質的女人，毛沒有理由重用她。毛重用她，是因為她身上有他需要的東西：敢咬人，不怕得罪人，放得開，沒有底線（聰明的領導需要有人為他去做惡人）。有讀者評論說，毛說她“有政治頭腦”，不是說她是政治家，而是說她是一條好的鬥犬。這個比喻難聽，但切中要害。

一場要打倒大批老幹部的運動，需要有人出面做那些不便由領袖親自出面的事：點名、挑動、追查、施壓、製造氣氛。江青做了這些，毛可以保持距離，留有餘地。事情順利，功歸領袖；事情敗壞，責任可以由前台的人去背。後來“四人幫”的名目，就是這種結構的收尾，把罪責集中到幾個人身上，客觀上也讓毛和體製得以抽身。1974年，毛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江青說“不要搞四人幫”，也批評過她有野心，這不是丈夫對妻子的態度，是使用者在提醒執行者不要越過界線。

當然，這個結構里不止江青一人。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林彪集團，都曾被毛用在不同的位置上，“鬥犬”的角色並不是她獨有。但她的位置有一點特別：她的權力不來自任何組織，只來自毛，這讓她成為最貼身、也最依附於毛的一把刀。

這也不等於毛始終得心應手。他多次壓制過她，批評過她，她也有越界的時候，這恰恰說明使用與約束是同時存在的。也就是說，毛並不是不了解她的性格，而是清楚地了解，並且持續地使用。她的惡是先在的，毛沒有製造這種惡，他做的是給它一個出口、一個方向、一個邊界。

容器與閥門：歇斯底里只是小孔

江青像一個高壓容器，裡面裝的是對權力的渴求、對他人的無情、報復心和控制欲，這些在她遇到毛之前就有了。毛的冷落，不是往容器里添了什麼，而是給它裝了一道閥門：不給她獨立的權力，不給她完全的信任，一切要看毛的臉色。閥門有兩個作用：一是限制，她不敢也不能自行其是；二是引導，她想釋放，就必須往毛指的方向釋放。

至於“歇斯底里”，在這個容器上只是一個小孔。吵鬧、猜忌、遷怒、被迫害妄想，這些確實難看，也確實是壓力的外露，但它們只是慢慢漏出來的氣，危害範圍有限，是外表上的小惡。這並不是說私人生活里的惡無足輕重，對身邊人的羞辱和遷怒同樣傷人，只是它與一個人能讓多少人付出代價，不在一個量級。真正的大惡不在小孔里，而在閥門打開之後：被她推動、參與的那些迫害，被她點名、關押、折磨的那些人。小孔漏出來的是脾氣，閥門打開放出來的是罪行。

有人會說，我講的“飢餓”，不過是把匱乏的東西從性換成了權力和承認，與陳文只差一步。差別在於，匱乏解釋的是她為什麼可以被控制，不是她為什麼殘酷。一個飢餓的人會聽話，卻未必會去整人，整人的那份狠，是容器里原有的東西。同樣，壓抑和被利用也並不互斥，她的不滿和渴求完全可能成為毛使用她的條件。但承重的是後者：讓這份不滿變成罪行的，不是她的情緒，而是毛給她的位置和授權。

所以，把一切歸於“性壓抑”，等於把問題放在了小孔上，既沒有看見容器里裝的是什麼，也沒有看見握着閥門的那隻手。

反事實：專寵只會放大她的惡

有人會問：如果毛不冷落她，給她專寵，她會不會變得溫和？

陳文的邏輯暗含着肯定的回答：欲望得到滿足，歇斯底里就消失了。我的推論恰恰相反。如果毛既專寵她、信任她，又授予她實權，那道閥門就失去了作用。那時的江青，不再需要看誰的臉色，她的權力欲、報復心和控制欲會獲得無限的正當性。歇斯底里的小孔也許會堵上，但容器里的東西，會以更大的量級釋放出來。

這個推論有三層依據。

第一，它駁的是“滿足則平和”背後的補償模型。這個模型假定她的攻擊性是匱乏的補償，匱乏消失，攻擊就消退。反方的推理，也就是得到滿足後安全感增強、攻擊性下降，要成立，必須先證明她的惡是補償性的。可前面已經看到，她的攻擊在被冷落之前就有，發作有選擇，並且指向權力。一個以權力為目標的攻擊性，不會因為得到感情而收手，只會因為得到權力而放大。

第二，歷史裡有半個“實驗”。從六十年代初到文革高潮，毛對她的使用越多、授權越大，她造成的破壞就越大；到1974年前後毛開始警告、限制她，她的空間大體隨之收窄。權力越大、牽制越少，危害越大，這個趨勢在1966到1976年內部就能觀察到，並非只存在於想象里。

第三，這個推論可以被推翻。如果有證據表明，在毛給予她更多信任、更大授權的時期，她的行為反而更克制、更少傷人，它就站不住。我願意把它放在這個檢驗之下。它仍然是推論，不是定論，但它是有結構、可檢驗的推論。

她是不是毛的工具：位置上是，意志上不是

江青到底是不是毛的工具？這個問題容易說得含糊，其實答案可以很清楚，因為“工具”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是位置。在權力結構里，江青是毛的工具：她的權力來自毛，用不用她、用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收回、事後由誰擔責，都由毛決定。從這一層看，她是被使用的。

第二層是意志。從這一層看，她不是工具。工具沒有自己的議程，江青有。她積極爭取被使用，主動擴大自己的權限；她借運動清算舊識，這些人與毛的政治目標並無關係，那是她自己的私怨和忌諱。一個只是工具的人，不會有自己的名單。

據流傳的說法，她在1981年受審時曾自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咬誰就咬誰。這句話要謹慎引用，它既可能是辯護策略，也不能直接當作她的自我認識。但它恰好是“純工具論”最典型的表達：把自己放在沒有意志的位置上，把全部責任推給使用者。本文拒絕接受這種說法，同樣拒絕它的反面，即把一切推到她身上，說文革是一個瘋女人的傑作，毛不過是被蒙蔽、被拖累，那等於把他的冷落說成家務事，把他的用人之術抹成私事。

所以我的概括是：毛是主謀和使用者，江青是主動的執行者，二人是共謀，但並不對等。毛決定用不用，江青決定怎麼用、用到什麼程度；毛的責任重在授權與放任，江青的責任在親手去做。兩份責任不會互相抵消，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自承擔的，都是完整的一份。至於這個結構換一個同樣有野心的人也許照樣運轉，那並不改變一件事：坐上那個位置並且做了那些事的人，要為所做的事負責。

所以我說，江青本質上是壞人，毛澤東也是壞人。這裡的“本質上”，不是指天生，而是指：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一再選擇了作惡，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從中獲益。這個判斷靠的是他們做了什麼，而不是靠一個性格標籤。

結語

把江青的暴烈歸於“性壓抑”，敘事上很有吸引力：簡單，有理論背書，還帶一點悲劇色彩。但它的代價是，把一個政治機器的運轉，說成一個女人的病；把一場權力的使用，說成一樁婚姻的不幸；更把一連串有名單、有對象、有後果的罪行，縮小成了值得同情的情緒問題。

我更願意這樣理解：惡，是原本就有的；冷落，是控制的方式；利用，是目的；歇斯底里，只是這套機制運轉時漏出來的那一點氣。看清了這一點，才看得清真正該被追問的東西：不是江青的內分泌和情慾，而是一個權力結構，如何識別、馴化並使用一個人的惡，以及被使用的人，又如何心甘情願地去作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