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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名义上是左联的领导,与左联的实际领导周扬(奴隶总管)的关系后来非常紧张,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由此可以断定,鲁迅与中共的合作决不可能长久.顺便说一句,昭君问,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这是个老问题了.权威的回答当然是那位伟人:"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要么在监狱里继续写."有学者评论这是帝王的回答,而且凡是帝王必定会这样回答.确实,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帝王之气差远了.只有帝王才能在乱世中统一中国,而中国的乱世也确实成就了许多帝王.这可能也是目前仍然有许多人(包括民众)崇拜毛泽东的原因之一.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他的伟大之处.如果把这些也称作骂人,那么他的许多作品就应该像郭沫若所说被烧掉.

鲁迅现在不会受中国主流媒体的欢迎,他的两篇纪念死者的文章挑动某些人的神经.他的不宽容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精神.(非常搞笑的是,过去的批判对象孔子和胡适成了大红人.)现在资本家已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能成为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帮手是无上荣光的事.因为鲁迅后期同情共产党,所以他也是某些极右反共人士的眼中钉,甚至要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负责.不过,仍然有很多热爱敬仰鲁迅的人,包括本人.

关于鲁迅与尼采的关系,这可是专家的题目.据本人所知.鲁迅早期的文章,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等当然是受尼采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尼采精神的发扬光大,现在读起来仍然激动人心,我认为比他后期的某些杂文强多了不过没有骂人.狂人日记,野草中的许多文章也能看到有尼采思想的影响.也没有骂人.在"彷徨"中,狂人已经变成了孤独者.到了与梁实秋"对骂"的时候,已经是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而不是什么尼采了.

我想,可能星辰的翅膀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国民性.确实,鲁迅的文章没能改变中国的国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失败了.基督教能否承担起这么艰巨任务?这个题目太大了.

说句题外话,在万维网上到是经常看到骂人话,尤其是国骂..

水平有限,只能简单说几句大白话.

附上两篇别人的文章.都是国内人所写.第一篇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了解鲁梁之争.第二篇可以让我们看看某些自我评价极高的精英是什么货色.

附录1

   在现代中国因为鲁迅而成名的人中间，梁实秋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位，虽然从道理上来说，他完全没有必要靠鲁迅的笔伐而成为名人，他有成为名人的独立资格。

但事实却是中国

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梁实秋的了解仅限于鲁迅的几篇杂文，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鲁迅给他戴上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定帽子了，而在现在，似乎对一位七十年前活跃于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人们宽容了许多，也逐步有一些关于他的作品的介绍和对他正面的评价，但这不可避免又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对梁实秋进行重新评价时，人们似乎需要对鲁迅表达一下不满，鲁迅与梁实秋进行论战的几篇著名杂文，给人于鲁迅极端刻薄，文风恶劣的感觉，也成为攻击鲁迅最得手的现行材料，真象究竟如何？在没有具体看清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前，还是应当保持平常心。因为这是一段被扭曲过的历史，扭曲的原因是为了充分展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根本正确，而刻意地隐瞒了本应公之于众的某些事实。

谈到鲁迅，梁实秋是一个绕不过的存在，虽然在鲁迅的论敌中，梁实秋并未耗去鲁迅太多的笔墨，但与梁实秋有关的篇目却是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实秋，浙江人，191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新月派代表人，曾与徐志摩，闻一多一起创办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主编，主要作品有《雅舍小品》及续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49年后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87年逝世。梁实秋和其他一些后来去了台湾或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如林语堂等人），曾经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主将，他与鲁迅的论战，是左联与新月派思想摩擦的主要体现，这场论战在经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之后，到今天以经很难给双方下一个正确与错误的评价，事实上这只是一次思想的交流，虽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双方都动了肝火，都用了一些不理智的语言，相对而言梁实秋在形式上更为温和一些，鲁迅则更更为激动，当这也只是一个表面，假如我们真实地去探究一下这场论战里包含的实质意义，可能就不会更多的为这样的表象所迷惑。

    鲁梁论战源于二七年鲁迅的一篇名为《卢梭与胃口》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梁实秋同年在《复旦旬刊》上发表的《卢梭与女子教育》一文，主要是鲁迅对梁实秋以个人的喜恶来评价历史人物表达了不满，但这篇文章完全是一种平和商榷的态度，没有半分火气，更没有给梁实秋下任何断语，但这篇文章却拉靠了鲁梁论战的序幕，在随后的时间里，两人围绕文学是否有阶级性，翻译中的硬译问题，批评的态度三个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时成为上海的热门话题，随着争论的升级，左联也被卷入，公开站在鲁迅一边，对梁实秋口诛笔伐，最终出现了后来被奉为鲁迅经典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令梁实秋不堪其辱，此文后来也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并作为重点篇目。

    实际上，鲁梁论战的真正意义被掩盖了，鲁迅在这场论战中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并就此写了几篇精彩的杂文，重要的有《文学和出汗》，《硬译与文学阶级性》两篇，梁实秋也有重量级的文章，如《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这些文章即便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有辩论价值的，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实在的体现了辩论的实质意义，梁实秋所言的“文学没有阶级的区别，无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都是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的论点，应当说很有说服力，其论证也很独到，但鲁迅抓住梁论据中“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穷人为劣败的渣崽”这一说法，指出梁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因而他的作品也有了阶级性，双方你来我往，应当说十分精彩。至于硬译的问题，则是一个关系到语法的问题，鲁迅提出他的硬译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输入新的语法与叙事结构，而梁则认为，鲁迅的翻译是败笔，“谁能看得懂这些希奇古怪的句法呢？只能让人硬着头皮看下去。”这是一个纯学术的讨论，

冲后来的结果看，梁说的更有道理，但鲁迅的硬译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与鲁迅的思维是一惯相承的，似乎也无可厚非。

    到此为止，应当说双方的争论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氛围中进行，虽然双方都使用了一些挖苦，讽刺的文字，都没有太出格的地方，毛病出在左联的介入。这一介入使得双方的争论在一瞬间变了味，双方都应此失去了理智，使得这一本来很平常也很有意义的辩论最终以骂街收场。

    左联的冯乃超双方争论最激烈的时侯，在《拓荒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阶级社会的艺术》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梁实秋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观点加以批驳，这篇文章站在鲁迅一边，对梁实秋进行了大量的挖苦，最后称梁为资本家的走狗，这一下激怒了梁，他在《新月》上写了一篇反击文章《资本家的走狗》，给予反驳，这一反驳将鲁迅牵扯进去，在文章的最后，梁实秋写了这样的话：“至于走狗……如何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怎么知道呢？”，这里的矛头所指，已十分明显，这同样激怒了鲁迅，进而导至了那篇著名的讨伐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出台。

    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也许根本就是一个误会，不管怎么说，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转变成骂街，鲁迅的用词固然刻薄，但鲁迅遵守了游戏规则，而梁实秋则出格了，他没有守住学术辩论的底线，鲁迅骂梁是资本家的走狗，仅仅是骂而已，可能有的是愤怒和偏激，但对梁本身不会有太大的现实影响，至于后来拿这个大作文章，和鲁迅没有关系，即便他不说这个话，梁也免不了这一劫，而梁皮里阳秋的说鲁是到XX党去领卢布，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这篇文章出台是二七年十一月，不难想象，这个罪名一旦成立，对鲁迅而言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好比现在我骂你是无产阶级的走狗而你说我是到中央情报局取美金一样，梁在文格上输给了鲁迅，这是无疑的。

    风雨沧桑，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场论战，可以说没有胜利者，细究其中的片言只语没有任何意义，孰是孰非，今天的人就明白了吗？

    鲁迅不是完人，但他是一个坚守信仰的人，谁都知道在这场论战中鲁迅的立场更具危险性，但他没有退缩，捍卫了自己的立场，他的人格力量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鲁迅的精神，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有谁有这样的勇气？

附录2

綦彥臣︰面對魯迅的無奈

作者 : 綦彥臣

題引︰思想宣布禁欲，它怕酒後失態降低了自己的價值，不過，它那撲鼻的口臭，勝過了難聞的酒氣！ ****選自自作詩集《被熨平的喉嚨》

書商出版了我的一部書稿，名曰《中國人的歷史誤讀》。雖然書里有不少技術差錯，終可卒讀。看了的人都說好，甚至一家讀書周報的采防部主任也發來郵件，讓我選些精彩的章節發過去，以便讓該報的讀者在該書正式上市前先睹為快…

對于我來說，卻因魯迅而敗了興味。編輯最後沒听取我的意見，把魯迅評史的“吃人”名論赫然添在封面上。（我的意見是引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的一句話︰“歷史良籍必須以判斷見長，因為這種著作的好處就在于方法，在于真實，在于所選事件最宜為人所知。”）

怎麼把我和魯迅放在一起了，就好象大街上，本來我就沒穿內褲，後面來了一半瘋半頑的狗一下子撕破了我臀部只有的那一層布。

我不是怕羞，我有裸泳的習慣與膽量，只是每每想起“橫眉冷對”的他，想起“痛打落水狗”的他，想起“一個不放過”的他，讓我一直害怕。我怕這樣一個因極不寬容而發了瘋的人，半宿起來，會掐死我。（假設我們同住一室的話）。

魯迅忿忿不平地說，他“從來不憚于以最大的惡意來看待中國人”，也就是說在他眼里幾乎沒了好人。一個人眼中沒了好人，那他自己當然就一貫正確了。

作為文化旗手的他－－也許他自己曾沒想得到此謚號，實際上不過是中國封建主義文化的一個高峰，他把不寬容的刻毒民族性格推到了文化極端。我沒時間去考證他與程朱理學的關系，但我知道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狠斗一閃念”，來自于朱熹無疑。朱熹在一份奏折中說︰存天理、滅人欲，根本就在消滅心中的一閃念，除惡務盡皆系于此。

多麼歹毒！

半年前，翻檢一些文化論戰的資料，看到了有關魯迅評價的兩方論點。想寫些東西，但由于討厭魯迅即瘋狗樣的狀態，作罷了。那天晚上還做了個噩夢，說是與魯迅當面論戰，為了壯膽，我喝了半斤白酒；先生一見面就大聲斥責，罵我不拘小節；我也急了，請來兩個滴酒未沾的小姐，來聞我倆的氣味；結論是︰沒喝酒的那個人（魯迅）比喝了酒的這個（我），更讓人無法忍耐，－－因為他口臭得厲害！

醒來以後，我問太太︰“你說酒氣難聞呢？還是口臭難聞呢？”

她以為我不懷好意︰“你什麼意思？”

我細細說來，他才明白，說︰“當然口臭比酒氣更讓人討厭了！”

聞此，心中釋然。我並非要象唐甄（1630－1704）那樣以《室語》寓言來繞彎子，但的確我不喜歡魯迅的狂罵。

狂罵沒有改變中國專制政治的一點皮毛，多虧他早死，否則也得當了“右派”乃至如我一樣蹲回監獄。當然，我不喜歡監獄，但我沒選擇的自由。還有，對于裝模作樣的嚴肅來說，我更喜歡輕松自如，乃至于調侃。房龍不是說過嗎︰監獄大牆外的一個有心計的改革家遠勝過了監獄里一百個表情嚴肅的革命家。

寫到此，腦門上已經有些汗了,心中又有些然。多虧魯迅先生沒進監獄！盡管他處于半瘋癲的狀態下，國民黨終沒找借口把他關進精神病院。

我不想評論哪個黨派如何，但從魯迅的境遇看，蔣介石確實比毛澤東人品好、涵養深。蔣介石沒抓魯迅，也沒查封他的書房，而毛澤東早給他設計好了兩條道︰要麼別寫（說）了，要麼去蹲監獄。

所以，不少同道在紀念林昭、重溫張志新時，我絲毫提不起興趣來。並非我缺乏同情心，而是真地不喜歡極端。我想（只是猜想）︰是魯迅精神害了林昭與張志新們！而殺害她倆的毛澤東（非直接）正是與朱熹魯迅同為一丘之貉，才至如此！

細看歷史，豈不可悲！

我無意“全方位攻擊”魯迅，只是由于書封面上的一句話而“小題大做”了。

在這外“小題大做”之外，我想說的是︰只有走出魯迅的陰影，中國文化才有好開端；只有走出“魯迅史觀”，才能有好的歷史思維。

因為他的橫站，擋住了許多人的路；因為他浮腫般的虛大，遮住了許多人的視線。

好在，我在可能產生轟動的著作中，引用了不少西方哲人的史學名論，特別是古希臘歷史學家被利比奧斯在《通史》中所論︰“歷史研究在真正意義上是一種為政治生活進行的教育和訓練。最有益的，或說唯一的，學會在命咧斜３肿饑赖姆椒ǎ褪签U回憶起他人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