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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領導人王稼祥同志誕辰120周年。這位從安徽涇縣走出的革命先驅，深度參與了中國革命早期的艱難探索，他在多個重大歷史關頭，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定信仰和務實精神，突破教條束縛，直面路線分歧，作出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關鍵抉擇，成為推動革命航船衝破驚濤駭浪、駛向勝利彼岸的重要力量，在黨和紅軍的發展史上鐫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毛澤東曾多次高度評價王稼祥“對革命是有大功的人”。這一評價不僅是對王稼祥個人歷史貢獻的肯定，更凸顯了他在黨和紅軍生死存亡關頭作出關鍵抉擇的重要性。

　　一、從教條主義中覺醒：堅定支持毛澤東並堅決主張保留他在前線的軍事指揮權

　　1924年，王稼祥從南陵縣樂育中學轉入蕪湖聖雅閣中學高中部學習，開始接觸《新青年》《嚮導》等進步書刊。1925年5月，蕪湖掀起收回教育權、反對奴化教育的愛國學生運動，王稼祥成為這次愛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25年冬，王稼祥被黨組織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轉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1928年2月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系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他時刻關注祖國的革命運動，和同學們熱烈討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等問題。

　　1930年回國後，王稼祥最初投身於中央機關從事宣傳工作，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曾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缺乏深刻認知。1931年王稼祥主動請求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受中央派遣，當年4月王稼祥與任弼時、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進入中央蘇區，他先後擔任蘇區中央局委員，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在中央蘇區時期，王稼祥沒有固守留學期間學到的教條理論，而是虛心向實踐學習，直面蘇區革命鬥爭現實，從實際出發探索解決中國革命的複雜問題，逐步完成思想立場的根本轉變。

　　1931年11月7日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澤東、項英、鄧發、朱德、任弼時、顧作霖。

　　在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王稼祥全程參與軍事指揮作戰，經常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同志一起研究戰略戰術問題，親眼見證毛澤東機動靈活、立足根據地實際的游擊戰、運動戰戰術連續取得勝利，對比王明教條主義照搬蘇聯城市革命模式的空洞理論，形成鮮明認知反差。王稼祥深刻意識到，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決定了不能照搬照抄蘇聯“城市中心論”的經驗，必須立足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立足紅軍長期處於農村環境、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實際情況，探索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道路和策略。王震曾回憶道，抵達蘇區不久，王稼祥便明確提出：中國不能照搬俄國城市暴動道路，唯有毛澤東開闢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割據道路才符合國情。

　　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召開，會議的核心議題是討論紅軍的軍事指揮問題。掌握着中央領導權的“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不顧反“圍剿”的實際需要，以“純粹防禦路線”為由企圖撤銷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將其調離軍事指揮崗位。當時，反對他們的錯誤主張，意味着要承擔被排擠、被打擊的風險。在會議氣氛緊張、多數人附和的關鍵時刻，王稼祥沒有選擇妥協退讓，而是挺身而出，公開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不同意調離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他以反“圍剿”勝利事實為依據，嚴厲駁斥了“左”傾領導人對毛澤東軍事路線的指責，堅決主張保留毛澤東在前線的軍事指揮權。王稼祥因此成為中央代表團中唯一公開維護毛澤東正確軍事路線的領導幹部。

　　這一抉擇並非偶然，正是王稼祥基於革命實踐作出的理性判斷，因為反“圍剿”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是正確的，是能夠帶領紅軍取得勝利的。他敢於頂着“左”傾路線壓力站出來堅定支持毛澤東，更源於對革命真理的堅定信仰和黨的事業的赤膽忠心。儘管最終毛澤東仍被調離軍事指揮崗位，但王稼祥的堅定支持，不僅為保留正確的軍事領導力量埋下了伏筆，更彰顯了他不盲從權威、不固守教條的政治勇氣，成為他擺脫“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向“務實革命者”轉變的重要標誌。

　　二、遵義會議的關鍵推手：促成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領導地位的事實上確立

　　1934年，在“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宣告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開始戰略轉移。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後，李德、博古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落入國民黨重兵包圍圈套，紅軍湘江戰役損失慘重，由出發時8萬多人銳減至3萬多人，黨和紅軍瀕臨覆滅危機。此時，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期間遭敵機轟炸身負重傷，只能躺在擔架上行軍，但他始終心系革命前途。他沒有被教條主義的“理論光環”所迷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左”傾教條主義的致命危害。在艱難的行軍途中，擔架上的王稼祥與同樣對“左”傾路線不滿的毛澤東朝夕相伴，一路深入交換對錯誤軍事指揮的批判意見，形成了統一立場。

　　1934年12月20日，途經貴州黃平時，王稼祥與張聞天在橘林進行了一次關鍵談話。兩人達成共識：李德、博古繼續掌控軍事指揮權必將葬送紅軍，必須召開中央政治局高級會議，改組中央軍事領導，恢復毛澤東軍事指揮權。王稼祥明確提出“要把李德等人轟下台，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張聞天完全認同這一主張。橘林談話，是遵義會議最早的醞釀起點，王稼祥成為主動發起路線糾偏、倡議召開中央糾錯會議的第一人。

　　緊接着，王稼祥分頭聯絡彭德懷、劉伯承、聶榮臻等高級將領，逐一交換意見，大家普遍支持更換軍事領導人、採納毛澤東轉兵貴州的戰略主張。同時，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持續向周恩來、朱德溝通，得到最高軍事負責人的支持。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三次中央緊急會議上，王稼祥持續發言，力主放棄北上湘西計劃，轉向敵人兵力薄弱的黔北建立根據地，三次會議均採納毛澤東、王稼祥提出的轉兵方案，逐步剝奪李德臨時軍事指揮權，為遵義會議召開掃清戰略層面障礙。

　　1935年1月紅軍攻占遵義後，局勢獲得短暫休整窗口期，王稼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議，利用休整時間召開擴大會議，系統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路線錯誤，得到全體政治局成員一致同意，遵義會議由此順利召開。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王稼祥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身份出席會議，是會議核心發言者之一。會議流程中，博古作主報告，極力推卸軍事失敗責任，將失利歸結為敵我力量懸殊；周恩來作副報告，主動承擔軍事指揮責任，客觀批評李德、博古錯誤；張聞天作反報告，系統批判“左”傾軍事路線；毛澤東長篇發言，逐條剖析單純防禦、分兵作戰、消極避戰等戰術錯誤，提出運動戰正確軍事方針。

　　輪到王稼祥發言時，他以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雙重身份，從軍事領導實操層面展開權威批判，直指三大核心錯誤：一是博古、李德脫離蘇區鬥爭實際，機械照搬蘇聯軍事理論，否定紅軍長期形成的游擊戰爭經驗；二是軍事指揮實行個人專斷，取消集體軍事民主，無視毛澤東、朱德等一線指揮員的合理建議；三是戰略轉移準備倉促，實行搬家式行軍，喪失機動作戰能力。針對會議組織調整議題，王稼祥旗幟鮮明提出兩項核心訴求：第一，立即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剝奪李德軍事指揮權；第二，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權參與軍事決策，由毛澤東主導紅軍作戰指揮。他的發言邏輯嚴謹、論據全部來自歷次反“圍剿”與長徵實戰，直擊“左”傾路線核心弊病，打破部分領導幹部觀望猶豫的心態，徹底扭轉會議輿論走向。

　　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等領導相繼發言，全部贊同王稼祥、毛澤東、張聞天的意見。會議最終作出歷史性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負責人，周恩來擁有軍事最終決定權；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遵義會議完成組織路線重大轉折，王稼祥在會上的表態表現，被黨史學界公認為“關鍵一票”，是促成領導機構改組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會議同時將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圈層。會後，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負責指揮紅軍作戰行動。這一決策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為紅軍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勝利完成長征、開創革命新局面提供了根本保證。

　　遵義會議會場

　　這次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作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王稼祥兼顧軍事決策與全軍政治工作，一方面參與制定靈活機動的渡江、迴旋作戰計劃，協助毛澤東統籌全局戰略；另一方面依託總政治部系統，向全軍宣講遵義會議決議，肅清“左”傾教條主義思想影響，統一全軍指戰員思想認知，保障遵義會議確立的正確路線落地執行。從思想轉變、倡議開會、會上關鍵發言到會後進入最高軍事指揮層，王稼祥完整參與黨第一次獨立自主歷史轉折的全過程，為黨擺脫教條束縛、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地位作出不可替代的歷史性貢獻。

　　三、傳達共產國際指示：鞏固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並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

　　1937年，王稼祥因體內彈片傷病加重，受中央安排前往蘇聯莫斯科治療傷病，病癒後接替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蘇聯期間，王稼祥不僅要治療嚴重的傷病，還要承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重要職責。王明在莫斯科曾刻意歪曲國內抗戰形勢，誇大國民黨政權作用，貶低中共敵後游擊戰爭，向共產國際傳遞片面、錯誤信息，為其回國推行右傾路線鋪墊輿論基礎。此時，抗戰全面爆發，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回國的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推行右傾錯誤路線，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權，與延安黨中央產生分歧，嚴重危及黨內團結和抗戰的正確方向。

　　共產國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重要影響力，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王明打着“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試圖否定延安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在黨內製造思想混亂，挑戰中央統一領導，爭奪黨的領導權。黨內部分幹部因不了解共產國際真實態度，對王明路線存在觀望心態，黨內政治路線面臨再次分化風險。王稼祥深知，王明的錯誤路線一旦得逞，將導致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喪失獨立自主權，甚至危及黨的生存和發展。

　　密切關注國內黨內形勢變化的王稼祥立即將維護黨內團結、鞏固正確領導作為首要任務。王稼祥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積極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介紹中國革命和抗戰的情況。他多次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系統匯報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全面介紹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開闢農村根據地、反“圍剿”鬥爭的成功經驗；客觀梳理遵義會議糾正“左”傾錯誤、確立正確軍事路線的歷史；詳細闡述洛川會議制定的獨立自主抗日游擊戰爭方針，闡明中共在全民族抗戰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如實匯報王明脫離國內鬥爭實際、輕視敵後根據地、過度妥協國民黨的錯誤傾向。

　　季米特洛夫通過王稼祥的匯報，完整掌握中國革命客觀現實，明確形成權威判斷：毛澤東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淬鍊出來的中共領袖，全黨必須統一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中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開展抗日統一戰線，不能完全依附國民黨；共產國際充分認可中共中央洛川會議以來的政治路線，不認同王明片面妥協的右傾主張。

　　1938年7月，王稼祥在回國前夕又特意與任弼時一起拜見了季米特洛夫，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問題、政治路線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季米特洛夫明確指示王稼祥：“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啟程回國時，季米特洛夫專門口頭指示，要求王稼祥完整向中共中央傳達，作為共產國際正式立場。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國抵達延安，第一時間向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完整傳達季米特洛夫口信。核心內容包括三點：第一，中共中央要以毛澤東為核心開展領導工作，黨內全體同志必須團結在毛澤東周圍；第二，毛澤東長期紮根中國革命實際，是經過鬥爭檢驗的成熟領袖，王明不宜再爭奪黨內最高領導權；第三，中共堅持獨立自主抗日統一戰線的路線完全正確，不能放棄黨對軍隊、敵後根據地的獨立領導權。

　　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黨內正處於路線抉擇的關鍵轉折關口。王稼祥帶回的共產國際權威指示，從外部權威層面徹底消解王明依託共產國際身份製造的話語優勢，為中央批判右傾錯誤、統一全黨思想提供決定性支撐。毛澤東當即決定，六屆六中全會第一項議程，由王稼祥專門傳達共產國際決議與季米特洛夫指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作了《國際指示報告》，完整宣讀共產國際文件與季米特洛夫口頭指示，清晰釐清共產國際對中共領導核心、抗戰路線的官方立場。“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這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的資本、徹底打破了王明打着共產國際旗號壓制正確路線的企圖，有效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

　　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項英、朱德、王稼祥、毛澤東、康生；後排右起：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秦邦憲、陳雲。

　　六屆六中全會作出多項奠定抗戰時期黨內格局的重大決策，完成三大層面歷史轉折：一是政治路線轉折，正式確立獨立自主抗日統一戰線總方針，批判王明放棄革命領導權的右傾錯誤；二是組織領導轉折，明確毛澤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地位，規範中央與地方分局領導關係，撤銷長江局王明獨立領導格局；三是思想理論轉折，毛澤東作《論新階段》報告，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命題，開啟全黨理論創新新階段。全會最終通過《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正式批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全部路線，從中央文件層面固化此次路線轉折成果。全會解決了遵義會議尚未完全釐清的全黨政治路線、中央領導權威問題，實現從軍事層面路線糾正到全黨全方位路線統一的進階。

　　王稼祥以共產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搭建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客觀真實的溝通橋梁，回國後第一時間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全力化解黨內分歧，為鞏固毛澤東領導核心、穩定全黨團結大局發揮不可替代的定盤作用。王稼祥這一關鍵抉擇，既不是為了個人的權力地位，也不是為了某個派系的利益，而是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確保抗戰的正確方向。毛澤東後來總結：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會議，若無王稼祥帶回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很難順利解決黨內路線分歧與領導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