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现代政治制度都可以在古希腊找到对应：英美是雅典传统，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接近斯巴达传统，中国当代体制接近马其顿传统。雅典传统可以视为海上霸权主义传统，斯巴达和马其顿传统可以视为陆上极权主义传统。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本质就是海上霸权传统和陆上极权传统之间的对立，或热战或冷战。

罗马帝国在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之后，西罗马帝国沿袭古罗马传统接近雅典传统，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因地处东方所以更接近马其顿传统。

拜占庭帝国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仍然能够延续一千多年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地处要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二是地处东方，深受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希腊化王国统治传统的影响；三是经济上有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海上贸易重镇，以及地处埃及，西亚和小亚细亚等土地肥沃的广大农耕地区。

西方伪史论者总是说雅典四周土地贫瘠不能支撑强权，实际上地中海四周很早就是一个商贸统一体，不能单独用一个地方的农业能否自足说事。雅典有银矿，有海上霸权，属于外向型经济，有足够资金过上富足生活。

西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大本营，其政治传统采用的是雅典式的民主共和与霸权。鼎盛时期从各地吸收了大量奴隶和工商业人士，人口可达数千万之多。

罗马帝国的扩张靠征服土地，掠夺财富补充庞大开支，靠大量战争奴隶从事农耕，靠分配土地给公民兵以鼓舞士气。这也是一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一旦把地中海四周都拿下，对外扩张走向停滞，经济就难免会出现问题。没有新的奴隶来源，没有新的财富维持军费开支，没有新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国家就会面临内乱，经济就会走向崩溃。

入侵西罗马的日耳曼人，主要是被匈奴不断赶到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他们一开始充当罗马帝国雇佣兵，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便宜。后来大多数罗马军队都变成日耳曼人掌控，就成了祸患。

这些日耳曼人因各种原因开始抢劫城市，劫掠商道，使得富人都躲到乡下建城堡，城市人口大幅减少，只有少数教堂和穷人。军阀和富人抢夺土地分封地盘，摒弃商业与货币。最终使得原来的西罗马帝国从原来的外向型经济退缩到完全封闭自足根基之上，从而也为后来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后备力量。

当西罗马贵族不再搞外向型扩张，革新农业就成了主要方向，于是农业增产，人口增长，粮食富余，工商业兴起，城市再次崛起。

这个时候，自由竞争的环境和希腊文化的复兴成了欧洲引领全球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唯二法宝。

二．

中国历史上属于封闭型农业体系，只要有足够的农业税收，就可以维持足够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足够奢侈的皇家生活，所以中国历史传统是内向型政经体系。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内忧和外患造成的政局动荡，解决办法是对外尽量做大做强，对内防范民变或尾大不掉。

内向型体系对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不仅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封建庄园是如此，中国自秦汉以降的历朝历代也是如此。所以西方近代的崛起主要是源自自身的希腊和罗马文化传统，而非西方伪史论者鼓吹的是受中国文明影响的结果。

日耳曼人从最早攻破罗马城到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100年间，总共移入西罗马地界的不足100万人，当时西罗马总人口至少有一千多万。

这些日耳曼人虽然是蛮族，但人数很少，且最终被罗马人同化，类似于清朝满族之于汉族。他们所承袭的文化完全是古罗马文化，特别是天主教掌管的基督教文化，而中世纪天主教教父神学则主要源自希腊文化。

伊斯兰帝国的文化和宗教主要源自亚历山大帝国之后的希腊化遗产和源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伊斯兰教文化。

伊斯兰帝国有百年翻译运动，翻译的主要是希腊化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王朝建制受拜占庭帝国影响很大。在十二世纪其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国和东罗马帝国。中国与伊斯兰帝国之间如果有某种影响也是彼此彼此，伊斯兰对中国新疆一带的影响反而更大。

蒙古人西侵，四个汗国总共人口不超过几十万，跟大元进入中国人数差不多，统治时间最长120年，另外几十万在蒙古高原本土。

蒙古人在西亚和东欧的统治，自己是军队和警察，管事的都是本地系统。最后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和东正教，自己被同化。

蒙古人既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多少西方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流传地带的文化和技术，也不可能给西方带去多少中国文化。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倒有可能窃取世界各地技术和文化，但是那时西方人自己已经崛起，其崛起原因主要来自于其自身传统而不是受外界其他文化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