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拟任命关向应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从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到1930年上半年，苏维埃区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大。中共领导人民先后创建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多万人。但是，由于各根据地地处偏远的山区，而中共中央却远在上海，再加上战争和国民党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等原因，“广大苏维埃区域的政权，始终零散而不统一”，中共中央很难与之沟通，各路红军也没有统一的指挥。为使“零散的苏维埃区域与各部红军，得到统一的指导而求得密切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区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1930年8月29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信》中进一步强调：“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并附苏区中央局名单：“关向应、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袁国平、史文彬、王守导，指定关向应为书记。”

9月28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指出：“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当时中央已派关向应前往江西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关向应到达长沙时，由于红一、三军团第二次进攻长沙，无法通过，未能抵达江西苏区，所以中央决定改派长江局书记江钧（即项英）前往。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决定苏区中央局的名单：“江钧、泽东、少山（即周恩来）、涛南、朱德、振明、余飞、当地工人一人，书记少山，由江钧代理。”10月29日，《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中说：“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但由于总前委没有收到这封指示信，因此在项英没有到达中央苏区前，苏区中央局一直没有成立。

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1931年1月上旬，项英经闽西到达中央苏区所辖的江西宁都县。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告成立，同时发布《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的成立及其任务》。通告指出:“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现在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一人，C.Y.中央一人组织之。现已正式成立，开始工作。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于苏区中央局领导。”鉴于周恩来仍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等职，尚未来中央苏区，所以书记由项英代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四人为常委，项英为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工作，王稼祥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

3月18日至21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4月中旬，代表团成员来到宁都青塘。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青塘继续召开。会上决定：“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同志，参加中央局为委员，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会议和工作。”

5月，中共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的职能作了调整，在《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指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职权上原无分别……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一般的都是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决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对苏区中央局的管辖范围也重新作了明确规定：“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在有些苏区省委（如湘鄂赣，赣东北）还没与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须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导该区省委工作或直接归中央指导。”这样，就明确规定了苏区中央局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指导的也只能是江西、闽粤赣、湘东南、湘鄂赣、赣东北等五个省委的工作，而不是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

为答复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所提出的增选彭德怀等五人为委员一事，8月30日，在《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明确答复：“中央局的成分以派去的邓发同志与现在苏区的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七同志共同组织。”

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任弼时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通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争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对项英“则觉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再加上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时，认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并主张用党的会议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这与中共中央定性的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并要求“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相悖。因此，10月11日，任弼时等人在向中共中央发出的“十月真电”中提出：“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四军长)、周以栗(总政治部主任)、曾山(省政府主席)、陈毅(赣南特委书记)为中央局委员，请批准。”

中共临时中央接到“十月真电”后，答复说：“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代会和苏大会。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

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要求，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县叶坪村，苏区中央局召开了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大会贯彻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批评了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这显然是错误的。正如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作的自我批评中说的：“在苏党代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的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赣南会议后的1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即致电中央，这就是“苏区中央局十一月删电”，其中有：“此间在党大会后，正努力建立军政的系统与工作，纠正过去党包办一切的错误。中央局同志多已分任军政工作，书记必须请中央派人来担负此专责。”

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导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中共中央研究后，决定派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工作。周恩来通过秘密交通，于1931年12月底抵达瑞金，会见了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项英、朱德等人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为便于了解、熟悉情况，仍由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但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已经比较困难了。

在苏区中央局讨论研究中共临时中央要红军攻打赣州的指令时，毛泽东从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同意立即打赣州，当时就有人扬言：“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毛泽东在谈话时没有说日本占领东北就是为了进攻苏联，也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话。有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便就此批评毛泽东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等。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会议陷入僵局，只好中途更换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便辞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退隐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养病去了。

周恩来从1932年1月下旬开始，正式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博古、张闻天到达瑞金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合后，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局，领导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但仍常用苏区中央局名义行文。